Monday, 30 June 2014

《金融时报》充满悖论的中国外交

上周末，驻北京的外国外交官涌入人民大会堂，出席旨在重建中国国际领导地位——穷国的代言人、美国之外的选择——的纪念仪式。此景令人遥想起上世纪50年代。
中国不断增强的商业实力，赋予了它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不再享有过的国际影响力。在那个年代，印度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与富有魅力的中国总理周恩来联合推动“不结盟运动”，鼓励各国（大部分是刚刚摆脱英帝国统治的国家）既不对美国效忠，也不对苏联效忠。
如今，在海上边界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中国正就如何运用其不断增长的影响力提出新愿景。
它一方面使用现代的方法，例如推出一只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或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分庭抗礼的基金；另一方面，它又在举办像上周六纪念仪式那样的活动：在中国国家主席与缅甸总统和印度副总统纪念一项有60年历史、但不总是得到 履行的协议时，受邀出席的外交官和记者礼貌性地鼓着掌。
1954年，国际外交影响力达到高潮的中国与印度和缅甸签署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翌年的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Bandung Conference)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将新近独立的非洲和亚洲国家联合在一起。
不久后，中国采取了极左政策，导致数千万人死于饥饿和暴力。中国总理周恩来好不容易才躲过文化大革命的派系清洗。
中国后来抛弃了集体化，转向市场改革，向外资敞开大门，如今已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逐渐增加的商业往来和长期存在的外交军事联系，使得中国在非洲、中东和亚洲各地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尽管无论是就军事实力还是就国际影响力而言，它仍远不及美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缅甸总统登盛(Thein Sein)和印度副总统哈米德•安萨里(Hamid Ansari)表示，中国新获得的实力不威胁任何人。他表示：“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中国将坚定不移 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这对中国有利，对亚洲有利，对世界也有利。”
在多条战线上，中国庞大的经济和不断增长的对外投资正帮助它建立更为强大的地区影响力。习近平下月将访问韩国，但在此之前不会礼节性地访问中国的长期共产主义盟友朝鲜，此举一反中国国家元首的惯常做法。
习近平延续了之前政府改善与台湾关系的举措，并加强了与中亚前苏联卫星国的紧密合作。台湾是一个自治的岛屿，但中国声称台湾是它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在习近平任内，中国积极宣示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并就东中国海无人居住的岛屿与日本发生争执，令中国海上边界紧张局势剧增。
事实上，北京方面此次纪念大会选择的座上宾，恰到好处地反映出邻国对作为地区新强国的中国的矛盾心态。
在经历数十年的孤立后，缅甸已着手实施经济和政治改革，而这些改革恰恰源自缅甸国内对于中国（也是该国的最大投资者）影响力过大的担忧。在印度，人们一方面羡慕中国的出色经济表现和先进基础设施，一方面又担忧它在喜马拉雅山边境刺耳的领土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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