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
2014年的东亚,会是1914年的欧洲吗?
“你好,2014!”全世界的人都在这几天喊出这句话。新年引发期待,也唤起回忆。对于欧洲人来说,2014年代表着一场重大而特殊的历史记忆—— 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但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虽然中国曾是一战法律上的“战胜国”,但战争本身并不构成民族记忆,影响更大的是中国在一战后遭 到的耻辱性对待,以及由此引发的“五四运动”等连锁反应,它们改变了20世纪中国的发展进程。
一战几乎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了,因为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渐渐地,它被全球浩劫性的二战“掩盖了光芒”,后者使人淡忘了前者。但一战与二战是连为一 体的,二战是一战的逻辑结果,因为二战的主要起因是作为一战战败国的德国对其所遭受的不公正处置感到不满,愤怒的民意加上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致使 希特勒上台,并试图打破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体系,重新分割世界。归根到底,最初打开“潘多拉魔盒”的是一战,所以它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一战是结束和平的战争,同时也是开启和平主义的战争。一战结束了欧洲从拿破仑战争之后长达近100年的基本保持和平的状态,其间的战争,如克里木战 争、德意志统一战争、普法战争等,都是小规模且为时短暂,甚至在一战前,多数人都以为一战会延续这一模式,暴风雷雨,速定胜负。与此同时,一战也打破了人 类会持续进步甚至会变得更理性、政府决策会变得更稳健明智的幻象,提醒人们技术进步、战争手段进步的结局可能是文明的毁灭。一战也让在欧洲激荡数十年的民 族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彻底燃烧——列宁建立的苏俄就是一战的直接产物。
同时,一战使人们更加严肃地思考如何彻底消灭战争,和平主义不再只是一种见解和主张,而是日益具有了普世意义和“政治正确性”,成为正统。19世纪 之前,认为就像人会害热病和需要锻炼一样,不时投入战争有助于国家和民族的健康,长期的和平则会导致生气消弭、萎靡不振,是一种流行的观念。正是在一战 后,人们才开始考虑“永久和平”是否可能的问题,并推动了国际联盟等机制的成立,战争开始被视为一种反常和罪行。虽然国联未能阻止二战的爆发,但却是今天 联合国的前身。
不过,对东亚各国而言,除了日本之外,一战主要是一场“他人的战争”,二战才是切肤之痛和深切的记忆。然而,一战的历史背景,即欧洲各国的分裂和敌 对,今天已经消失了,一体化的欧盟取而代之。与此同时,东亚并未实现欧洲那样的区域整合,各大国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和敌意,2013年愈演愈烈的中日 钓鱼岛争端也成为一个危险信号。年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了靖国神社,让中日关系跌入更深的谷底。这不禁让一些人发问:2014年的东亚,是否会重演 1914年欧洲的一幕?
目前来看可能性不是很大。
首先,一战之前欧洲存在着极其复杂的领土争端和国家矛盾。德国与法国有普法战争的深仇大恨,英国和德国争夺世界主宰权,巴尔干半岛的领土争议则是一 团乱麻。各国为了打击对手、保护自身而组成了错综复杂的联盟关系,这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战争机器,它随时可能开动,任何一点着火都可能引爆全欧,而1914 年的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刚好扮演了这个角色,在那之前也出现过好几次潜在的爆点。英国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的新书《终结和平的战争:通往1914之路》,就是讲这个缓慢运行的战争机器,如何造就了一个所有人都不希望、但单靠其自身都无法避 免的战争结局。
而今天亚洲的形势并没有这么危险,陆上的领土争端,如中印边界争议等,基本大势是趋向和解,即使短期内不和解也不大会刀兵相向,主要风险存在于西太平洋的海上。而且东亚各国之间不存在那种错综复杂的结盟与承诺关系,不存在导致一战的那种战争预备机器。
其次,一战前欧洲的国际秩序处于彻底的无政府状态,既缺乏约束战争的国际法律规则,也没有一个能维持秩序的主导性大国。而今天的东亚秩序在很大程度 上仍受美国主导,尽管它不一定能扮演“警察”角色而彻底消除冲突,但任何东亚国家在考虑战争选项时都不能忽视美国介入的可能,因而不会贸然开战。同时,当 前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体系,相对而言是比当年的国联更公正、有效的和平维护机制。
但进一步而言,如果我们把上述两点都视为积极因素的话,这两个因素也都同时存在其消极一面。东亚最大的战争危险,除了朝鲜这个极不稳定的因素之外, 就是在西太平洋海域存在的复杂的海上领土争端,不仅在中日之间,而且在日韩之间,以及南海各国之间。这些海上岛屿争端如果不断升级,如果各国组成勾连错节 的联盟关系,就可能在局部范围内形成类似于1914年欧洲的态势。
就美国的地区角色而言,其消极一面是,美国作为一个本身基本不受约束的大国,并不能确保公平地对待东亚各国,尤其是在它的盟友日本和它视为潜在竞争 对手的中国之间。尤其是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近期明显偏袒日本,无视日本单方面破坏中日曾就钓鱼岛主权搁置争议的共识,反而指责中国是破坏现状。美国是东 亚秩序的执牛耳者,但这种不公平的处理方式会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民族主义又是相互传染的,中日两国国民互信程度降到低点就是明证。这虽不会导致战 争却增大了未来战争的风险。
而就联合国机制而言,近年来主要是美国的行为,包括伊拉克战争等,破坏了联合国的权威和二战后的和平架构,而联合国威信一旦受损,在未来,它就可能遭到各方的无视和践踏,并因为美国犯有前科而带上理直气壮、振振有词的态度。
总体来说,2014年的亚洲不会成为1914年的欧洲,但这不意味着1914年一战爆发前夕的历史对亚洲意义不大。长期的和平会磨钝人们的感官,使 人们误以为和平就是历史的终点。直到1914年初,欧洲多数人都未料到会爆发一场差点毁灭欧洲文明的大战。他们觉得即使大国之间爆发了战争,也会像 1870年的普法战争一样,如电光火石,迅速决出结果,胜者主导谈判,败者割地赔款,然后日子照样过。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一代的年轻人会在凡尔登“绞肉机” 和堑壕战中尸积如山,血流成河,而结果不过是一张重新绘制、改变不大的欧洲地图。战争就是一种人们常常在闲来无事时鼓吹,但一旦爆发会把所有人吓怕的东 西,尤其是在这个时代。
英国作家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1909年写了《大幻觉》一书。他的观点后来常被解读为,欧洲国家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使大战不大可能爆发,从而使该书成为错误预言的典 型例证。然而安吉尔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是经济相互依赖的情况下,战争将变得毫无意义,各国的所失将远远大于所得,但他并未排除各国被卷入到 一场毫无理性的战争中的可能。也许真正应该记取的是安吉尔的另一句话:“所有国家都真诚地希望和平。但所有国家走的路,都是一旦固守就必然让和平变得不可 能的。”为了和平,尤其为了这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时代的和平,各国都需要让他们下决心“固守”的路保持转弯的可能性。
历史永远不会以相同的样貌重现,但在千奇百怪的历史悲剧后面却隐藏着相同的幕布,就是人类的贪婪、傲慢、狂妄、短视、自私和愚蠢。即使到了现代,人 类始终无法以理性的正向博弈解决他们的冲突,尤其是涉及领土和民族主义的冲突,最容易激发原始的冲动并把所有人裹挟入其中,而这样的冲动在网络化、娱乐化 和记忆短期化的时代可能更强大。战争从未远离我们,没有什么能确保“后冷战”时代会一路到黑地走向永久和平的天堂。正如一战所显示的,普遍的令人乐观的和 平与繁荣,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变成烽火连天、万众家破人亡的战争。当然,应该吸取这个教训的不仅是中国,也有另外两个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亚大国”——日本 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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