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杰夫·金士顿（ JEFF KINGSTON）
民族主义唤起凝聚力，但也产生威胁到少数民族群体和宗教的认同政策。给“我们”下定义的同时也划出“他们”——而后者无情地被边缘化。
认同政策附带着高风险的宗派性或公共暴力。国家滥用政权且对违法者不予以惩罚，往往会使受害的少数群体中将不满情绪转变成一个集体认同意识，这导致反抗、斗争以及暴力的循环。
尽管汉人的（同化政策上：译者注）努力不断，但来自新疆的穆斯林维吾尔人和来自西藏的佛教徒藏人在对抗同化。维吾尔族和藏族人对汉元素的渗入有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有时候演变成暴力——并很快遭安全部门的镇压。
最近在北京发生的爆炸案——被中国当局称之为是维吾尔恐怖分子的行为——引爆了镇压。据美国历史学家、“21世纪的中国：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事” （2013）一文的作者Jeffrey Wasserstrom指出，中国共产党最近已经在卷入南斯拉夫噩梦——暗示如果放松了力度，可能会发生类似的解体。
即使近期不发生，但发生在神圣的天安门广场的爆炸案实际上支持了中国共产党是这个国家自封的保护者的地位。
不得不谈的是，经济与政治扩张的“中国崛起”的神话也沉重地压在了少数民族身上。但根本问题是，汉民族主义的统治，除了五颜六色的服装和古朴风俗的迪士尼式庆祝活动以外，没给象征多样文化的东西留下任何余地。
中国的民族主义指的都是汉人的民族主义。对一个在经历巨大的社会动荡后失去停泊之处的国家而言，民族主义是个令人放心的、权宜的意识形态——在因贫富差距、不公正和腐败而四分五裂的人民当中创造团结。
中共已经在民族主义中发现了生命线，呼吁大汉族主义以支撑起其摇摇欲坠的合法性。巴尔干化噩梦的威胁加强了这种呼声。
随着交通运输和通信网络的扩大，中国边缘地带越来越多的受到汉族的影响，这产生摩擦和令人不安的文化冲突。曾经被隔离的少数民族群体已经失去了距离上的保护，并成为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的目标。
丰富多彩的维吾尔人的市场已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丑陋的混凝土建造物。闪闪发光的汉式风格建筑的进展与周围荒凉的条件格格不入。在新疆石油、天 然气产区的新兴城镇与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这种鸿沟在西藏也一样。在这两个地区，不管在商业方面还是在政府层面，土著人都排在 汉族移民之后。
维吾尔人和藏人都对汉族统治感到愤怒，而政府官员列出统计数据，以示在这些“落后”地区提高生活水平和现代化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但是，汉族人得到最好的工作、赚到最好的收入并过着美好的生活。而安全部队强硬手段的存在使局势进一步紧张。
汉族人声称当地人需要他们的技能和资源，从而证明自己支配地位的存在是合理的，他们还争辩说不管从哪个角度，这两个地区的现在比过去20年好了许多。他们还是不明白当地居民为何如此愤怒、忘恩负义。但这是事实。
自2009年以来，约122名藏人诉诸最终方式——自焚——来抗议汉族统治。中国政府大量减少国内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因为这些悲剧尖锐地强调着北京在西藏失败的政策。
近日，达赖喇嘛告诉《金融时报》说，“同样的政党——集权制度——也有能力根据新的现实采取行动。”
在他看来，北京的和谐社会追求失败了，是因为“促进和谐通过严格的控制完成，且依靠武力。这就是错误所在。一旦使用武力，就造成恐惧。恐惧和信任不能共存。使用武力以失败告终。因此，他们现在应该采取尊重藏文化和藏族人的政策。我经常祈祷中国领导层应该达成更多的共识。”
然而，尽管承认因就业机会和发展的需求确实需要中国的投资，但尊者同时主张更大的文化自治。“自治的确切含义就是‘自己的文化自己做主。’一旦这得到全面落实，我们都非常愿意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
虽然北京试图通过对接见他的国家实施经济惩罚来使达赖喇嘛陷入孤立位置，但也许是时候得重新考虑让藏人产生那么多怨恨的政策的弊端。
新疆也如此。大约有1000万维吾尔人分布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和俄罗斯。作为突厥逊尼派穆斯林，他们是被中国 政府认可的56个少数民族之一。维吾尔人在文化、宗教和相貌上与汉族截然不同，他们对中国统治感到恼火，也有过命运多舛的起义并爆发着频繁的暴力事件。
在维吾尔人的腹地新疆，政治紧张局势的种子并不难找。虽然生活的十分相近，但他们有着天壤之别。让维吾尔人在自己的故乡处于一个错误的位置上，由于汉人的大量涌入，维吾尔人在那里成了少数民族。
中国在新疆的问题反映出官方缺乏让维吾尔人在系统内分到红利的战略意识。这体现在将维吾尔人排除在石油、天然气领域的高薪水工作之外。生活在相对沮丧和沸 腾之中的维吾尔人，在汉族人看来是一个倾向于暴力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民族，这也使汉人担心起来。很自然，官方缺少反思疏远维吾尔人并使其变得极端的政策，官 方过分地把责任归咎于外部势力。
此外，官方在本土镇压的同时还辅以切断与维吾尔地区相邻的中亚地区对维吾尔异见人士提供支持的做法，维吾尔人被北京贴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
过去几个月里，习近平主席已经在丝绸之路地带掀起了经济热潮，签署了价值约1000亿美元的能源合同。这保证了关键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同时拉拢了以前是前苏联一部分的中亚国，将他们划入自己的影响力范畴。
北京愈发承认针对异见人士的打压并不奏效。其实，在2012年，温家宝总理曾对“历史错误”道歉，并谴责打压不满声音的做法。
《纽约时报》上海分社前社长Howard French，解释说，“历史错误”是中共对“大鸣大放时期”的一个婉转说法。
显然，改善针对少数民族的待遇时过已久——但是相应的议程似乎还在北京的掌控之中。
来源：The Japan Times
译者：维吾尔在线
原文链接：Nationalism, Tibetans and Uighurs in today’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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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唤起凝聚力，但也产生威胁到少数民族群体和宗教的认同政策。给“我们”下定义的同时也划出“他们”——而后者无情地被边缘化。
认同政策附带着高风险的宗派性或公共暴力。国家滥用政权且对违法者不予以惩罚，往往会使受害的少数群体中将不满情绪转变成一个集体认同意识，这导致反抗、斗争以及暴力的循环。
尽管汉人的（同化政策上：译者注）努力不断，但来自新疆的穆斯林维吾尔人和来自西藏的佛教徒藏人在对抗同化。维吾尔族和藏族人对汉元素的渗入有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有时候演变成暴力——并很快遭安全部门的镇压。
最近在北京发生的爆炸案——被中国当局称之为是维吾尔恐怖分子的行为——引爆了镇压。据美国历史学家、“21世纪的中国：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事” （2013）一文的作者Jeffrey Wasserstrom指出，中国共产党最近已经在卷入南斯拉夫噩梦——暗示如果放松了力度，可能会发生类似的解体。
即使近期不发生，但发生在神圣的天安门广场的爆炸案实际上支持了中国共产党是这个国家自封的保护者的地位。
不得不谈的是，经济与政治扩张的“中国崛起”的神话也沉重地压在了少数民族身上。但根本问题是，汉民族主义的统治，除了五颜六色的服装和古朴风俗的迪士尼式庆祝活动以外，没给象征多样文化的东西留下任何余地。
中国的民族主义指的都是汉人的民族主义。对一个在经历巨大的社会动荡后失去停泊之处的国家而言，民族主义是个令人放心的、权宜的意识形态——在因贫富差距、不公正和腐败而四分五裂的人民当中创造团结。
中共已经在民族主义中发现了生命线，呼吁大汉族主义以支撑起其摇摇欲坠的合法性。巴尔干化噩梦的威胁加强了这种呼声。
随着交通运输和通信网络的扩大，中国边缘地带越来越多的受到汉族的影响，这产生摩擦和令人不安的文化冲突。曾经被隔离的少数民族群体已经失去了距离上的保护，并成为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的目标。
丰富多彩的维吾尔人的市场已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丑陋的混凝土建造物。闪闪发光的汉式风格建筑的进展与周围荒凉的条件格格不入。在新疆石油、天 然气产区的新兴城镇与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这种鸿沟在西藏也一样。在这两个地区，不管在商业方面还是在政府层面，土著人都排在 汉族移民之后。
维吾尔人和藏人都对汉族统治感到愤怒，而政府官员列出统计数据，以示在这些“落后”地区提高生活水平和现代化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但是，汉族人得到最好的工作、赚到最好的收入并过着美好的生活。而安全部队强硬手段的存在使局势进一步紧张。
汉族人声称当地人需要他们的技能和资源，从而证明自己支配地位的存在是合理的，他们还争辩说不管从哪个角度，这两个地区的现在比过去20年好了许多。他们还是不明白当地居民为何如此愤怒、忘恩负义。但这是事实。
自2009年以来，约122名藏人诉诸最终方式——自焚——来抗议汉族统治。中国政府大量减少国内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因为这些悲剧尖锐地强调着北京在西藏失败的政策。
近日，达赖喇嘛告诉《金融时报》说，“同样的政党——集权制度——也有能力根据新的现实采取行动。”
在他看来，北京的和谐社会追求失败了，是因为“促进和谐通过严格的控制完成，且依靠武力。这就是错误所在。一旦使用武力，就造成恐惧。恐惧和信任不能共存。使用武力以失败告终。因此，他们现在应该采取尊重藏文化和藏族人的政策。我经常祈祷中国领导层应该达成更多的共识。”
然而，尽管承认因就业机会和发展的需求确实需要中国的投资，但尊者同时主张更大的文化自治。“自治的确切含义就是‘自己的文化自己做主。’一旦这得到全面落实，我们都非常愿意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
虽然北京试图通过对接见他的国家实施经济惩罚来使达赖喇嘛陷入孤立位置，但也许是时候得重新考虑让藏人产生那么多怨恨的政策的弊端。
新疆也如此。大约有1000万维吾尔人分布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和俄罗斯。作为突厥逊尼派穆斯林，他们是被中国 政府认可的56个少数民族之一。维吾尔人在文化、宗教和相貌上与汉族截然不同，他们对中国统治感到恼火，也有过命运多舛的起义并爆发着频繁的暴力事件。
在维吾尔人的腹地新疆，政治紧张局势的种子并不难找。虽然生活的十分相近，但他们有着天壤之别。让维吾尔人在自己的故乡处于一个错误的位置上，由于汉人的大量涌入，维吾尔人在那里成了少数民族。
中国在新疆的问题反映出官方缺乏让维吾尔人在系统内分到红利的战略意识。这体现在将维吾尔人排除在石油、天然气领域的高薪水工作之外。生活在相对沮丧和沸 腾之中的维吾尔人，在汉族人看来是一个倾向于暴力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民族，这也使汉人担心起来。很自然，官方缺少反思疏远维吾尔人并使其变得极端的政策，官 方过分地把责任归咎于外部势力。
此外，官方在本土镇压的同时还辅以切断与维吾尔地区相邻的中亚地区对维吾尔异见人士提供支持的做法，维吾尔人被北京贴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
过去几个月里，习近平主席已经在丝绸之路地带掀起了经济热潮，签署了价值约1000亿美元的能源合同。这保证了关键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同时拉拢了以前是前苏联一部分的中亚国，将他们划入自己的影响力范畴。
北京愈发承认针对异见人士的打压并不奏效。其实，在2012年，温家宝总理曾对“历史错误”道歉，并谴责打压不满声音的做法。
《纽约时报》上海分社前社长Howard French，解释说，“历史错误”是中共对“大鸣大放时期”的一个婉转说法。
显然，改善针对少数民族的待遇时过已久——但是相应的议程似乎还在北京的掌控之中。
来源：The Japan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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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Nationalism, Tibetans and Uighurs in today’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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