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擊的少年：學民思潮如何集結他們的粉絲與組織（上）

9月一個星期五下午，在香港最繁華的購物中心銅鑼灣，剛下課的中學生黃之鋒，和記者來到一間以古老大燈、復古風扇打造的1920年代風格美式意大利餐廳。 「最好找個人少點的地方，因為被人認到真是好煩。」在記者用他習慣的WhatsApp（香港中學生最流行的手機即時通訊軟件），而不是工作電郵發出訪問邀 請時，這是黃之鋒提出的唯一要求，同時附上一個表示「哭笑不得」的網絡表情。

在香港，幾乎沒有人不認識黃之鋒和他所屬的組織—學民思潮。一年前，這個「煙都不食就出來搞革命」的中學生組織為反對政府推行國民教育科，在8月底以三名 中學生絕食，發動長達11天的佔領政府總部運動。Dress code為黑衣的集會吸引了明星、中產家長、中環白領、學者、律師、醫生以及一大群年輕人的支持。學民思潮及家長、老師組成的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宣 稱最高峰時有12萬人曾參加集會（警方稱有3萬6000人）。上任不過兩個月的梁振英政府最終宣佈擱置課程指引。

「這也許是香港最主流的社會運動，」在反國教運動中擔任過家長關注組義工的資深媒體人、大學講師譚蕙蕓回憶一年前的黑衣人集會時笑稱，甚至主流到「好斯文，好似保姆」，比如甚至有指示牌標明洗手間在哪裡，完全沒有刻板印象中，運動青年無組織、無紀律的嬉皮士派頭。

「你怎麼知道這裡的？ 」我問黃之鋒。夕陽的餘暉斜射這個滿是中產階級懷舊情調的餐廳，模糊了對街巨幅廣告上模特兒標準的商品式微笑。

「Benny帶我來過，」黃之鋒邊吃三文治邊回答。正準備升大學考試的他，在接受完採訪後，要以學民思潮召集人的身份趕去見新招攬的約50名組員，得見縫插針地找時間解決掉晚飯。

Benny指的是戴耀廷，本地精英色彩濃厚的香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另一個模樣斯文、穿著西裝就出來搞運動的人。今年初，他在一份主流報章撰文，提出「佔 領中環」，表示如果香港不盡快針對2017年特首選舉，提出「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案，將在明年7月左右發動至少一萬人，佔領中環這個香港中心商業區。

「對我來說，佔領中環最後是為了不佔領中環，」黃之鋒說，「我可以說，為了爭取普選，對於大規模佔領行動的準備，學民思潮還多過佔中。」

這個回歸前一年出生的男孩，和他那群「90後」朋友，是香港名符其實長在紅旗下的第一代。他們沒有經歷過父輩對民主的等待，目前也尚未覺得「民主一定就好嗎」之類的討論有多大意思。他們的想法簡單乾脆：「四年後，我們幾乎全都到了投票的年齡，而我們想要投票。」

在近160年的殖民地時期，香港人一直只被允許有限地參與政治。回歸後，雖然按照香港小憲法《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這裡終將實現特首及立法會的全面普 選。但具體時間被一再延宕。現行特首梁振英就是由一個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選出。在民主陣營看來，這個大部份成員為親北京的政商精英的選舉委員會，是不 折不扣的「小圈子選舉」。以689票當選的梁振英，被戲稱為「689」。

長久以來，香港被視為—如果不是僅僅被視為—資本與購物的天堂。但這裡也是如今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上，民主與公民意識最突出的地區。在剛過去的7月1日， 香港回歸日，數十萬民主的支持者冒著暴雨在商舖林立的銅鑼灣，遊行示威，要求盡快普選特首及立法會議員。那天，佔領中環和學民思潮，分別籌款80萬及72 萬，是最大贏家，並且遠超一直走溫和路線、力爭與北京談判的香港最老牌民主政黨—民主黨35萬的籌款數額。

「政改不是吃飯談判。這是一場運動，我們要面對的是群眾，」黃之鋒以他招牌式的飛快語速作出上述判斷。

「當年的我們很難想像這點，」在聽到記者轉述黃之鋒的「運動搞政改」論後，現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永生評價說。1982年，關於香港前途的中英談判 開始，同時啟動了迄今「仍在途中」的民主運動。時為中文大學學生會主席的羅永生和他幾個年青的朋友們帶著「反對三條不平等條約」的口號去「歡迎」抵港談判 的戴卓爾夫人，行動獲得大陸首席官方媒體《人民日報》的讚揚。「但我們畢竟是社會上的少數，普通人支持的是維持現狀，要不就想著移民。不過無論哪一種意 見，都沒有發動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想法，因為當時人們的政治意識都不高。」

「反國教之後，我們想過解散。畢竟最開始成立學民思潮就只是為了反國教，」學民思潮三位發言人之一林朗彥說。他在2011年5月底與黃之鋒、鍾曉晴創立學 民思潮。名字靈感源於五四時期盛行的「思潮」二字以及「學生公民」的理念。最初一年，外界關注寥寥。而鍾曉晴在去年6月因「漸覺學民思潮偏離自己不講粗 口、不留守、不做『出位事』的中學生上街原則」，退出組織。

「但社會運動好久沒有出現這樣的景象了，我覺得浪費了可惜，」林朗彥補充說。他約略地表示有人主張學民思潮內部要換屆，重新選舉召集人與發言人，但最終沒有實現。一些抱怨「獨裁」的人走了，剩下的人得想想接下來要做什麼。

參與政治改革運動很快被提上議程。「制度是根本性問題，應該由制度入手，」周庭說，「如果我們的當權者、立法會議員都不是我們選出來的，官員就會總像反國教時那樣漠視民意。」她是發言人中唯一的女生，喜歡音樂和文學，看上去總是安安靜靜。

接著就是提出自己的政改方案。4月份開始、每兩周一次成員大會，每次三至五小時。「我們追求的方案，就是要人家容易明白，當然這種明白是建立在對整個議題 的認識之上，」張秀賢說，「不過，我們的運動要像iPhone一樣簡單。一個鍵搞定！」他是剛念大二的政治系學生，是組織幕後的研究者。

要把香港民主陣營進行了30年的政治改革訴求用「一句話」講清楚，學民思潮在6月底提出的方案可以濃縮為八字口號：「全民提名，全民普選」。

按《基本法》規定，2017年的特首候選人必須經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產生，而這個提名委員會「可以參照現行的選舉委員會組成」。但民主派擔憂這會沿襲由親北京政商精英把持選舉委員會的狀況。政改的討論很快聚焦於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方式。

「我們的方案很簡單，全部選民—大概有350萬，都有提名權。」張秀賢承認玩了一個小小的「文字遊戲」：「直接反對提名委員會，就要修改《基本法》，這太難了。所以我們說，所有人都是它的成員。而且，不會有比這個更符合《基本法》所說的『有廣泛代表性』了。」

這個聽上去十分簡單的方案拋出後引起不少爭議，從是否符合基本法、是否只有「全民提名」才符合國際普選標準以及「太過理想主義」—這個最大程度上能遏制特首提名方式遭到干預的方案，在政治圈被廣泛認為「不會被北京接受」。


當記者好奇如此具爭議性、或者在批評者眼中是「異想天開」的方案是如何在學民思潮內部取得共識時，答案出乎意料：「沒有分歧，這是所有關於政改討論中最快通過的一個點，」黃之鋒說。

「那你們怎麼研究出這個方案的？」

「不是研究，而是討論出來的，」張秀賢強調，雖然他自己有一頁一頁地去研究《基本法》，但他並不喜歡由民主政黨及團體成立的「真普選聯盟」（真普聯）推出 的三個政改方案的學究氣：「好像要上完課、交完作業才能看得懂。普通市民根本沒空去研究。」真普聯的一些學者顧問正是張秀賢的老師。

「我們看過一些國際例子，」黃之鋒補充，但他承認沒有認真地去比較各個既有民主方案的優劣，「但為什麼普選就得跟著國際標準，就得看看別人做了什麼吶？我們只是問，香港人值不值得一個提名權。答案當然是，值得。」

可對於其他人，答案沒有這麼理所應當。中聯辦—中央政府的駐港機構主任張曉明公開表示「全民提名漠視《基本法》」。8月中旬，學民思潮邀請九個泛民政黨及組織簽署約章，表示支持「全民提名為最優先爭取目標」時，遭到民主黨在內的三個泛民政黨的拒絕。

「民主黨支持普及而平等的普選，但是不是沒有公民提名的普選就一定不是普及而平等呢？ 」在接受記者就為何拒絕簽署的訪問時，民主黨現任主席劉慧卿表示。

「但至少就連不同意我們的人，也知道『全民提名』的存在。說明我們已經在政改討論中佔得了自己的席位。這是一個好的開始，」黃之鋒說。不久前，學民思潮以 「拒絕閉門對話」的理由公開拒絕了在特首梁振英府邸商討政改的晚宴邀請。同在賓客名單的包括民主黨的副主席蔡耀昌、身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譚惠珠等等。

「全民提名」的方案顯示出，這並不僅是一場政改運動，還是一場以運動思維打的仗。「6秒。我們計算過，一個市民經過街站，只有6秒。6秒鐘，你必須要向他 講清楚你的意圖，」19歲的黎汶洛說。他是學民思潮三位發言人之一，正在念社工系的大二學生。拿過香港童軍最高級別「總領袖獎章」的經歷，讓他在維持12 萬人的集會秩序及其後的行動部署扮演重要角色。

一個星期五下午，記者在灣仔天橋碰到學民思潮宣傳政改的街站。一個戴眼鏡、模樣斯文的男孩遞上傳單，問是否有時間聽聽他講講政改方案。

「聽說你們6秒鐘就可以講清楚。」

「是的，」他不慌不忙地說，「我們相信民主就是人民做主，所以我們需要平等的提名權、投票權。」（待續）

文：呂陽
原文刊於《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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