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發牌事件」裏，「幫港出聲」的人默不作聲，沉默的大多數卻表達了意見：民調顯示七成以上的港人反對梁氏管治集團的做法。民意如此清晰，政府卻可置諸不理，及至行會召集人不得不開腔要求梁氏深切反省、檢討整個決策過程，梁氏依舊以其熟能生巧的巧語術回應：「發牌程序符合公義」。如此連欺帶騙化「過程」為「程序」，而民眾莫奈之何。至此，港人清楚知道，一件小如看什麼電視節目的民生事，特區統治者也能與民眾對着幹，就算一切合法的手段用盡，大家也不能動之分毫，更何況是普選大事。因此，要特區統治階級還政於民，除了實踐公民抗命，似乎已經沒有其他辦法。所以本周筆者的視線回歸公民抗命、和平佔中的主題。
今天，和大家細談同志運動與爭取民主自由的一些淵源。
幾乎可以肯定，上周破紀錄的彩虹遊行，五千多名參與者之中，絕大部分對政制問題並不感到特別切身，但遇上一個反對反性向歧視立法的保守統治階級，當會開始思考更基本的政治問題：同志的平等權利與民主自由有何關係？達致反性向歧視立法的路上，同志運動與其他更具普遍意義的公民抗命運動需否合流？
必先爭取民主自由
理論不易說明，歷史卻有啟示。同志平權，主要體現在民主國家，而且通常是在民主化、自由化、其他公民權利獲得法律保障之後才爭取到的；在專制國家裏，性向平等是很難想像的事。因此，歷史上，在西方國家的政治發展過程裏，不少同志奮然投身其他更根本的民權運動，卻同時隱藏自己的性向，因為「出櫃」的時辰還遠遠未到；他們直覺上明白，要早日實現同志平權，必先推動爭取民主自由的權利革命。美國五六十年代以反種族歧視為目的的歷次民權運動裏的一些人物事例，恰好說明此點。本文試作一簡介，並聚焦一個關鍵人物。
1963年8月28日，三十萬從美國各地出發的各族裔大軍，包括六萬白種人，參加了稱作「進軍華盛頓爭取就業權利和自由」的和平抗議請願大遊行。站在前排最中央領軍的是黑人民運元老A. Philip Randolph【註1】。運動幾位領導之中最為後人景仰的，是安排作壓軸演說〈我有一個夢〉的南方社運新星馬丁路德金。然而，鮮為人知、卻身負總責於幕後決定謀略和具體組織工作的，則是視野宏大、經驗豐富、人脈關係遍及美國南北的社運老手、金博士的和平主義啟蒙導師Bayard Rustin。後者低調，乃是運動領導之間的默契，因為他在性向方面是一位同志。
Rustin比馬丁路德金大十二歲，1912年生於賓夕凡尼亞州的一個中下階層誓反教貴格派家庭【註2】，由祖父母撫養大，念高中的時候便顯露才華，能文能武，既是學校球隊主將，又會寫詩，文章經常貼堂，能言善辯不特已，歌喉還了不得，《聖經》更能倒背如流，卻因為有同志傾向，曾經被發現與一位白人同學相好而慘遭痛毆。據後來為他作傳的學者John D'Emilio介紹，他年輕時的確高大英俊，皮膚金黑，舉止談吐溫文爾雅，曾經迷倒過不少身邊的男女同僚【註3】。
Rustin進過師範大學，受到一位來自哈佛大學的教授開竅，開始關注社會、種族等問題；後來，為了追求同志生活方式，他遷居紐約，在貴格派非暴力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接觸和平主義，並參加了美國共產黨的青年團。當時的美共在種族問題上着力很深，提倡過在美國東南建立一個獨立的黑人為主的國家。但是，史達林後來因為要爭取美國對抗希特拉，於1941年透過「第三國際」，下令終止美共推行的少數民族解放策略。Rustin覺得被出賣，於是退出青年團，此後一生不再信任共產黨；但其後幾十年在聯邦調查局的檔案裏，他一直是一個「共產黨人」。
到印度學習和平抗爭
其實，Rustin和共產黨之間還有一個矛盾，就是他反對任何暴力和戰爭，因此也反對美國介入二次大戰，令蘇聯非常不悅。戰爭期間，他極力反對把日裔美國人關進集中營，卻無功而還。1942年，在他的協助下，訴諸和平手段爭取種族平等的「種族平等議會」（CORE）成立了。此組織在日後的民權運動裏成為關鍵力量；其和平抗爭思想來自十九世紀初年的美國思想家Henry David Thoreau，和平抗爭策略則來自印度的甘地（Thoreau的一部小冊子著作《公民抗命》，在世界上的影響巨大，甘地也從中得益，筆者介紹過。也許是一個巧合，後世學者不少也認為Thoreau是一個具同性傾向的人，不僅終身未娶，亦未曾有過與異性的親密關係【註4】）。
愛屋及烏，Rustin十分支持印度的民族解放、從英殖民政權之下獨立。1948年，他專程到印度學習和平抗爭手段和公民抗命的理論，但可惜他抵達印度之前，甘地已經遇刺身亡。他在印度的時候，不僅跟隨甘地的門人學習，又與非洲的一些獨立運動領導交流經驗，得益不少。
此時，他已經不再刻意隱瞞自己的性向。1955年，Rustin在加州被首次控以同志罪，入獄六十天。出獄之後，他反而是刻意隱瞞他與一些反暴力、支持民運的團體的工作關係；他認為這方面低調一些，可以避免那些團體被統治階級因為他的性向而被抹黑。
差不多同時，他成為馬丁路德金的貼身顧問。那時候，馬丁路德金可謂初出茅廬，正在策劃南方阿拉巴馬州首府伯明翰的抗議運動，幾乎完全沒有對非暴力公民抗命的認識。Rustin和朋友到他的家裏，看到滿房子都是槍械，沙發上藏着兩把，還有一把自衞手槍；於是他耐心地給馬丁路德金解釋非暴力抗爭的理論和實踐。
非暴力公民抗命的威力
他完全說服了金，而其後的伯明翰和平抗爭非常成功（儘管一些地區出現使用暴力對抗，而金當時鞭長莫及，尤其是他被捕下獄之後）；警方出動水炮和攻擊犬對付和平的學生的照片迅速傳遍美國和世界而引起公憤，伯明翰的統治者變得非常被動。然後，一波又一波的和平示威者自願入獄，令監獄滿得不能再塞。跟着，成百上千的請願者擠滿商業區的時候，先是商界投降、同意解除就業市場和服務業的歧視。最後，在普遍民意授權之下，聯邦政府的國民警衞軍進場，當地政府中的頑固分子最後不得不認輸，交出權力。金於是第一次看到非暴力公民抗命的威力。Rustin成功了。
伯明翰之役過後，民權運動的高潮——「進軍華盛頓爭取就業權利和自由」，已經是水到渠成，只需和平、不必違法抗命；而一些別有用心的種族歧視者繼續以同志性向抹黑Rustin的做法，也不能擋住運動的進程。之後不到兩年，美國國會大比數通過了《民權法》和《投票權利法》。
1986年，即Rustin去世的前一年，他在一次演說中講了一句推動同志平等權利運動的話，饒有意義：「今天，黑人的處境不再是社會變革的試金石。黑人已經進入社會每一環節，並且有法律保障他們的權益。同志已經成為今日的地底泥、niggers。在這個意義上，同志取代了黑人，成為社會變革的風向標。當我們以後思考社會改良的時候，要把同志這個最弱勢社群放在心裏。」發動新的觀念戰鬥爭取同志平權，是在前階段的社會體制不公義都打破了之後。這不是沒有原因的。性向歧視，很可能比種族歧視、專制政治更根深蒂固。如此，同志要爭取平權，不能不先努力於反對政治歧視、爭取民主自由。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經驗，都是如此，香港大概也不能例外。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1963年這次大遊行，與1941-46年出現的「進軍華盛頓運動」是兩個不同的黑人抗議運動。後者由Randolph領導；因為要爭取的目的（軍隊和國防工業禁止種族歧視或隔離）事先達到了，所以此運動最後階段的向首都進軍未有發生。之後五十年裏，各種大型的全國性「進軍華盛頓」還發生過四五十次，較小規模的更不用說。所以，真正的「示威之都」是華盛頓而不是香港。
【註2】貴格派（Quakers）源於英國。傳說一名早期領袖和信眾聽到神的話而全身發抖（quake），因而得名；別稱「教友會」（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到達北美之後，輾轉聚居於費城，後者因而有貴格城之稱。信奉絕對和平主義，有進步的社會思想，十足的「和理非非」。
【註3】見John D'Emilio的Lost Prophet-the Life and Times of Bayard Rustin，Simon & Schuster，2003。這是一本香港同志界不能不讀的好書；本文關於Rustin的事跡，主要取材於此。
【註4】此事上研究得最深入的是Walter Harding, Thoreau's Sexuality,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21.3 (1991): 23-45。不過，雖然Harding認為Thoreau有同性傾向，但他也沒有指出，Thoreau也沒有過同性的親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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