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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約瑟之謎與復興夢
當“中國夢”越來越流行之際，“偉大復興”的熱情口號也越發鋪天蓋地，中國夢的詮釋之一正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復興與落後是一對正反命題，當審視復興之際，或許應該先自省，中國為何落後？
這一問題有很多版本，最著名當屬“李約瑟之謎”：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很多重要貢獻，為何在現代中國不再領先？ 芝加哥學派信奉複雜的問題有簡單的答案，但是歷史的真相往往是，簡單問題往往有複雜的答案。英國學者李約瑟對中國的興趣或許源自其專業之外一時外溢的好奇心，但是他留給中國則是數十年的困惑，這個巨大的理論黑洞，需要無數的解釋來填充。
有人從文化出發，認為中國文化早熟封閉，註定與資本主義無緣；有人從科舉制度出發，認為中國是沒有職業科學家；有人從政治出發，認為中國沒有憲政；有人則從地理出發，認為是大一統的環境阻礙分權以及分工；有人則從資源出發，認為過度發達的農業使得中國長期處於“高均衡陷阱”；還有一部分，從偶然性出發，認為中國恰好沒有出現改變歷史的影響人物……這些回應者中，不時讓人想起一些熟悉的名字，比如梁漱溟、戴爾蒙德、伊懋可、楊小凱、黃仁宇、林毅夫等人都為這個問題貢獻了有價值的回應。
林林總總的回答雖然新鮮，但都拘泥於“中國沒有什麼”的模式，其背後的“匱乏”的焦慮不言而喻。那麼“有什麼”的對應主體其實是西歐，這也衍生了李約瑟疑問的另一個版本，也就是“韋伯疑問”：工業革命為何首先發生西歐而非中國？
熱門討論之中的對比辭彙，在膨脹之中也往往失去其原本意義，比如亞洲與歐洲、東方與西方等等，幸好數位可以撥開意識形態的遮蔽與迷霧，給予更清晰準確的坐標系。從學界引用最多的經濟史學家麥迪森等人的資料來看，西元1000年，亞洲（不含日本）收入占全球GDP三分之二以上，西歐不到9%。在1820年，亞洲為56%，西歐為24%，到了1998年，亞洲為30%，西歐及其衍生國（如美國等）則為46%。由此可見，以中國為主體的亞洲經過鼎盛時刻，逐步到落後，再到發展的過程。
更進一步，對於中國而言，西歐真的是一個好的參照系麼？ 與中國甚至其他文明對比，西歐其實相當特殊。十四世紀的西歐看似滿目蒼夷，卻也為未來的數個世紀的變革做好準備。政治學家福山強調西歐是一個特例，“西歐的政治發展秩序是高度異常的。其現代國家或資本主義興起之前，社會層次的個人主義已經出現，而且早了數個世紀；其政治權力集中於中央政府之前，法治已經存在；其負責機構的機構興起，卻是因為現代中央集權國家無法擊敗或消滅舊封建機構，比如議會。”
李約瑟之謎如此令國人不可自拔，更多地是由於其飽含的情感含量。中國似乎帶有更多的不可知性與不可測量，當我們認為中國特殊的時候，其實中國或許正代表了一種正統。站在全球的視野來看，與其說中國特別，不如說中國太正常了，過於符合一般農業文明國家發展的必然路徑。政治學者福山甚至認為中國在秦代制度已經建立了“現代化”的國家制度，當然這裏的現代化並不是大家理解的一般現代化。也正因此，如要正確回應李約瑟疑問，不應該回答中國缺少什麼，而應該回應西歐有什麼，這將是我今後計畫展開的話題。
如將視野放得再長遠一些，看看亞洲與西歐的經濟勢力的對比變化，那麼或許與國人的慣性記憶不同。如果從西元初開始，根據麥迪森的資料，從西歐以及中國的人均資料對比看，二者在農業時代其實區別不大，事實上都是馬爾薩斯模式。隨後的1500年中，中國人均收入除了在宋朝時短暫地超過西歐外，其他時候都落後於西方；而西歐在十四世紀之後初步擺脫了馬爾薩斯陷阱，人均收入大幅躍升，與中國的距離拉開。如果更為長遠地考察，西方的領先恐怕也並非一時，按照歷 史學 教授伊恩•莫里斯的研究，在人類的一萬五千年的絕大部分歷史裏，西方的發展指數均高於中國。
現象往往會被誤會成為本質，當人們認為科技發展、工業革命、人口爆發是經濟增長的原因之際，他們其實就是增長本身，而非增長的原因。增長的線索並不如此顯而易見，而是深深植根歷史經緯之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在研究西方的興起之後，得出結論是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而這恰是西方最終跳出馬爾薩斯陷阱的終極原因。
由此來看，李約瑟之謎的邏輯關係值得再度推敲：如果中國在歷史上並未在人均收入上超越西方，何來中國何以落後之問？科技發展並不會自動帶來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才是一個社會是否發展的最終裁決。中國古代科技是否領先西方姑且不說，至少，資料告訴我們，中國社會經濟發育程度並未一致性地領先西方。
從這個角度而言，所謂的李約瑟之謎，以及與其相關聯的大國復興的雄心壯志，都必須放在一個更新的水平面上來看待：中國需要尋找的道路通向未來，而不是通向過去；即使唐宋物華文寶的灼灼光華在其世足以讓四方蠻夷衷心崇仰，卻不是現代中國應該追隨的夢想。中國夢，或者說民族復興的夢想，恰好應該是放棄陷傳統中國於停滯的運行機制，而全力擁抱全新的社會經濟發展機制。
李約瑟疑問的提出，已經過去八十年，中國的國際地位也此一時彼一時。但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後，卻一直成為國人的集體記憶，雖然這一記憶往往存在各種扭曲與矛盾，充滿抹去了再寫、寫完了再抹去的修正；但其重量至今仍舊無法遺忘抽離，即使今天中國再度吸引了全球的目光關注，當之無愧成為不可忽視的大國力量。中國若欲前行，就必須克服這段集體記憶的重量，因為對以往的錯誤嚮往，恰足以誤導中國夢。
今天中國經濟體量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第二，最樂觀的說法是其將在數年之內超過美國，即使中國第一的時代似乎觸手可及，但是不安卻勝過以往。中國回歸“正常國家”的道路仍在繼續，這一進程中的時代焦慮卻始終揮之不去。李約瑟的幽靈仍舊徘徊在中國的土地上，李約瑟式的質疑仍舊縈繞於耳：經濟高速的中國，其發展是否仍受制于非現代的經濟組織，中國能否完成社會的順利轉型？
from 椰子樹下打盹的哲學家 http://tw.myblog.yahoo.com/jkt921/article?mid=18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