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会也依旧邀请了“六四”难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代表讲话，据悉今年中共对“天安门母亲”群体的监控更加严密，不仅阻止他们赴港参加集会，甚至一度阻止他们去祭奠亲人，最终在6月4日，“六四”难属在当局监控下得以祭奠亲人，以下是“天安门母亲”群体代表丁子霖和陆燕京的讲话：
（丁子霖教授引言）
在今天，纪念“六四”惨案二十四周年的烛光晚会上，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位年多前才找到的“六四”死难者张琳的遗霜——陆燕京女士。二十四年过去了，“天安门母亲”终于找到了她。她也终于找到了属于她自己的家。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就获悉葬在京郊京山陵园的遇难者张琳的名字。墓碑上写着：“张琳死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并由其妻陆燕京献予”等字样。
于是，我们把“张琳”这名字录入死难者名单。但是北京之大，人海茫茫，上哪里去找张琳的家人呢？不少难友，都把张琳和陆燕京这两个名字铭记在心。同时，安葬在京山陵园的“六四”死难者陈来顺的家人，每逢清明和“六四”忌日扫墓后，都会在墓地徘徊良久，守候张琳家人的出现。
但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始终没有等到。去年，难友王金平女士在旅途上偶遇原不相识的北京旅客。当他们提起“六四”大屠杀时，这位旅客恰好认识张琳、陆燕京夫妇，并给小王提供了陆燕京目前的家庭地址。于是，很快就有与陆燕京住得最近的一家难友前去看望，并邀请她参与“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活动。在今年的新春聚餐会上，陆燕京女士终于与大家见到了面；并在今年二月底，她在“天安门母亲”致两大会的公开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下面，就让她自己向大家诉说，她二十四年来遭遇到了什么，她是如何苦熬过来的。
（陆燕京讲话）
张琳，当时他是在家休病假。他有严重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我家就住在百万庄大街的二环路。学生的运动，学生天天从我们的家门走过。张琳天天、有时候给学生送水，有时候把孩子吃的都送给大学生。他跟我说：“大学生为了什么？为了咱们这个国家，为了咱们老百姓。咱们的每个大学生，要是念完学以后，比我们都有出息。所以，我们要支持学生运动。”这也是我们“老百姓”的心声。
可是没想到，张琳六月三号晚上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了。他是在那个二七剧场路，东口，离路口还有一百五十米的距离，就被枪打中了。戒严部队是从木樨地里边过来的。
如果打在别的地方，还能有救——打在肝上，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当时，我就受不了。因为当时我的家庭上有老人，下有孩子。我们孩子刚六岁，还没有上学。这个给我们家的打击太大。
当时他父母年纪大了。老人听了以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以后，两位老人都昏过去了。一想起这一段，我的心里头就在流血，就在伤心。我当时精神上都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当时的电视广播就把“六四”定为“暴乱”。那都是北京市民、大学生，怎么可能是暴乱呢？我当时就不能看电视。一看电视，我的精神就崩溃。我就不能理解这事情：为什么？我们的亲人都死了，你没有问，还给定成“暴乱”。
二十四年了，没有人问过我们这些难属，没有人为这件事给我们一个解释。我们这些人经历的是多难的日子，也没有人问。当时我的公公婆婆都七十多岁，张琳出事以后，都相继去世。我的孩子，我一直自己抚养。
张琳去世后，埋在金山陵园。那园，有比他小的大学生，有跟他同龄的，他们都安葬在那儿。每年这个时候，是我们这些遇难者家属，最难过的时候。想起这些，就像拮到我们身上的疤。心痛。
二十四年过了，我希望，这一届新的领导，能给我们一个公正的说法，还我们这些遇难者一个清白，给我们家属作一个交代、赔偿。我们也有子女，我们必须争取这一点，因为我们子女以后还有子女，要把这个说清楚。F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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