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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05月 11日 08:56
1979年：歷史的轉折點 / Jonathan Karl
1970年代似乎註定要成為一個被人遺忘的十年──一個經濟滯脹、流行迪斯可舞的年代﹐沒有之前十年那麼明顯的社會動盪﹐也沒有之後十年史詩般的全球巨變。然而克利斯蒂安•卡裏爾(Christian Caryl)在看待1970年代時﹐看到的不僅僅是萎靡不振﹔他看到了歷史上最偉大的轉折點之一。“隨著時間的流逝﹐”卡裏爾在《奇怪的叛道者：1979與21世紀的誕生》(Strange Rebels: 1979 and the Birth of the 21st Century)一書中寫道﹐“1970年代開始顯得更像是一場主要賽事﹐而不是一次穿插表演。”
正如卡裏爾的書名所示﹐他關注的焦點是1979年──這一年伊朗爆發了伊斯蘭革命、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被包圍、蘇聯入侵阿富汗、另有四位改變了歷史進程的領導人嶄露頭角﹐他們是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the Ayatollah Khomeini)、鄧小平和教皇約翰•保羅二世(Pope John Paul II)。
很難想像人物身份會有如此差異﹐也很難想像1979年會如此嚴峻﹐但是先把你的懷疑擱置一下吧。卡裏爾提出了非常令人信服的觀點﹐他認為這一年曆史來了一個急轉彎﹐每一位領導人都開始啟動翻天覆地的變革﹐形成了我們今天的世界格局：蘇聯的解體、中國的崛起以及激進伊斯蘭主義的出現。卡裏爾說：“市場和宗教的雙重力量在被無視了太久之後開始絕地反擊。”
就在那一年的一月﹐中國新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到美國進行了為期9天的訪問。嚴格意義上說他不是中國的國家元首（他從來沒有擁有過那個頭銜）﹐但是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總統在白宮舉辦了國宴歡迎他的到訪。在宴會上﹐鄧小平發現他與女演員雪麗•麥克雷恩(Shirley MacLaine)坐在同一桌。麥克雷恩曾在血腥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到中國拍攝大力頌揚毛主義的紀錄片﹐她告訴鄧小平自己在集體農場見到種 田的 教授是多麼美妙的經歷。“鄧小平不以為然地看了她一眼……﹐”卡裏爾寫道﹐“他對她說﹐教授﹐應該在大學裏教書﹐不應該種菜。”
如果麥克雷恩事前做過準備﹐她就會知道鄧小平自己在文革期間也曾被黜﹐他上臺執政後決心要使中國實現現代化。他想要肯定中國共產黨的絕對地位──淡化一點共產主義。當他結束訪美回到中國之後﹐鄧小平說他好幾個晚上都睡不著覺﹐因為他在尋思“中國如何才能迎頭趕上？”他的答案是釋放業已改變著香港、新加坡和日本經濟的市場力量。他的第一步棋是放手發展私有農業經濟（結果：生產力得到極大提高）﹐創立經濟特區﹐允許在經濟特區設立私營企業﹐甚至允許外商投資。
1979年5月﹐中國官員帶領一隊到訪的美國商人前往距離香港不遠的一塊尚待開發的地區﹐官員們指著地平線﹐用手比劃中國計劃允許建立首個經濟區的地方。“在場的所有美國人能夠看到的﹐”卡裏爾寫道﹐“這是典型的華南地貌：到處是農民和水牛耕種其間的稻田。”實際上﹐這群人目睹的地方後來成了深圳──今天這座城市的人口超過了1,000萬﹐是世界上最賺錢的製造業中心之一。
就在鄧小平訪美的時候﹐瑪格麗特•撒切爾正在倫敦準備競選首相。當時﹐英國經濟下滑之嚴重﹐英國成了第一個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尋求援助的發達國家。“這是一個奇恥大辱﹐”卡裏爾說﹐“一個曾經是西方政治、經濟體制核心的國家發現自己淪落到香蕉共和國的地位。”
雪上加霜的是﹐英國在1978年底和1979年初經歷了一系列讓經濟癱瘓的工人罷工以及高企的失業率。這給了這位雜貨店老闆的女兒一個機會﹐她打出了“工人沒有工作（工黨沒有作為）”(Labour Isn't Working)的口號與工黨首相詹姆斯•卡拉漢(James Callaghan)競選。然而撒切爾不光是在和她的競爭對手較量──她為私有化、削減開支和自主自立搭建的平臺對於已經主導了英國兩大政黨、其實也支配了大多數發達國家的觀點提出了挑戰。
當時的執政理念傾向於讓政府更多地幹預經濟並擴大國家福利。卡裏爾寫道﹐“撒切爾逆革命潮流的目的是廢除戰後的共識政治。”撒切爾的轉型舉措──打壓工會、出售國有企業──會在晚一些時候推出﹐但是在她以保守黨領袖初次參加競選時就已經埋下了伏筆。她的獲勝﹐卡裏爾說﹐“反映了英國思維的根本性轉變。”正如工黨的彼得•曼德爾森(Peter Mandelson)多年後所說：“我們現在都是撒切爾了。”
歐洲另一個地方也在發生著根本性的變化。隨著一縷白煙於1978年10月16日在梵蒂岡升起﹐波蘭紅衣主教──卡羅爾•約瑟夫•沃伊蒂瓦(Karol Jozef Wojtyla)──成為400多年來第一位非義大利教皇。對於撒切爾和鄧小平付諸實踐的經濟理論﹐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沒有什麼可說的﹐但是1979年他的祖國波蘭之行卻是對一個在朝正統思想的更大挑戰──具體說來﹐就是蘇聯帝國統治下的思想。
在九天的訪問行程中﹐教皇主持了39場佈道﹐參加佈道的波蘭人估計達1,100萬。組織這些大型集會的是教堂而非政府──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經驗﹐團結工會(Solidarity) 後來運用這些經驗舉行集會﹐導致波蘭1981年實施軍事戒嚴﹐並最終在1989年導致東歐集團的瓦解。
教皇傳達的自然是宗教訊息﹐但它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譴責。“親愛的兄弟姐妹﹐”教皇在一次佈道中說﹐“不要讓自己受人蠱惑﹐認為否定上帝、在生活中消滅禱告、只做一名勞動者人就可以充分發現自我﹐讓自己誤以為自己製造的東西可以自動滿足人類內心的需求。”就像卡裏爾指出的：“在蘇聯集團裏從來沒有哪個共產黨容忍過對其意識形態和資訊霸權這樣直接公開的挑戰。”
1979年1月﹐伊朗發生了一場迥然不同的革命。宗教領袖霍梅尼的上臺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Islamic Republic of Iran)的成立不僅廢黜了一個腐敗的美國盟友──伊朗國王──而且也標志著伊朗左翼政黨執政的終結。這位宗教領袖和他的追隨者不怎麼喜歡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對霍梅尼的追隨者而言﹐蘇聯與美國一樣是敵人。一位名叫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的年輕人就是激進的學生之一﹐他力主包圍蘇聯大使館而不是美國大使館﹐但沒有成功。
對蘇聯而言﹐這場伊斯蘭革命(Islamic Revolution)讓其敵人的敵人上臺執政﹐但卻不是它的朋友。對美國來說﹐這場革命敲響了警鐘﹐共產主義的蔓延並不是唯一的全球威脅。大家沒能預料到的是﹐新威脅比舊威脅歷時更久。
然而霍梅尼革命更廣泛的影響產生在其他伊斯蘭世界。自從奧斯曼帝國覆滅以來﹐一場公然展開的伊斯蘭運動首次攫取了政治權力。這一成果產生的反響超出了伊朗之外﹐甚至對這個國家在遜尼派阿拉伯世界的宿敵起到了鼓舞作用。“霍梅尼革命之後﹐伊斯蘭教徒不再只停留在語言上﹐”卡裏爾寫道﹐“他們行動了。伊朗伊斯蘭革命最有影響的遺產就是向人證明﹐革命是可以成功的。”
蘇聯12月入侵阿富汗也是1979年的主要歷史事件之一。就像《奇怪的叛道者》中記錄的其他事件一樣﹐它的歷史重要性要在事後才顯現出來。這場曠日持久、代價高昂、最終無果的戰爭將蘇聯進一步推到了崩潰的邊緣﹐促進了冷戰的結束。這場戰爭為伊斯蘭武裝分子提供了集結點和訓練場地﹐因而為下一場全球沖突創造了條件。畢竟﹐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首次到阿富汗是為了與蘇聯人戰鬥。
《奇怪的叛道者》雖然文筆動人﹐但是偶爾也有贅述之處﹐卡裏爾力圖將一系列互不相關、雜亂無序的事件進行有機連貫地敘述﹐這個嘗試有時有點牽強。但是讀者放下書時會相信﹐1979年啟動的大事﹐不管是好是壞﹐都為我們今天看到的世界做好了舖墊﹐而這一點當時是很難看到的。毫無疑問﹐我們還會面臨新的轉折點（也許我們已經在面對了？）﹐當我們真的面對它的時候﹐沒人能保證它會比1979年的轉折更明顯。
（本文作者卡爾(Karl)是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網(ABC News)的首席白宮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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