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在德川時代沒有貶意
屋主前言：日本右翼及深綠台灣人都喜歡用「支那」蔑稱中國。其實在20世紀以前「支那」先後是梵文及西文的翻譯，日人使用時並無貶意。以下是讀德川文獻的小札記。
「支那」原出梵語對秦(Cina)的翻譯(亦譯作「震旦」)。[1] 日本的使用最初以僧侶為主，包括空海(774-835)的《性靈集》，虎關師鍊(1278-1346)的《元亨釋書》及百里集九(1428-?)的〈山谷先生を祭る文〉，但不常見。[2] 室町時代公卿派學者一條兼長(1402-1481) 在《日本書紀纂疏》以國號比較中日國體的不同：
又問：「支那天子，因世改國號，此邦不何也。」曰：「異邦帝者、乘亂簒立，數易姓氏，故有天下之號非一。獨吾國神武皇胤相継、而不雜他氏，故耶摩止[注：やまと]之號，亦百世不易者也。」[3]
德川前期禪師卍元師蛮(1626-1710)的《本朝高僧伝》對「支那」的使用上承中世用法。
德川中期「支那」是翻譯西洋語China時第二度輸入日本，由新井白石(1657-1725)翻譯荷蘭文地理書時開其端。使用者以蘭學家及政論家為主，計有新井白石的《西洋紀聞》與《采覽異言》、本居宣長的《葛花》、大槻玄澤(1757-1827)的《蘭學階梯》、富永仲基(1715-1746)的《出定後語》、海保青陵(1755-1817)的《稽古談》、佐藤信淵(1769-1850)的《混同秘策》、寺島良安的《和漢三才圖會》及高野長英(1804-1850)的《戊戍夢物語》。[4] 以上諸人使用「支那」時並無任何貶意，反而是超越儒學華夷之辨及日本本位主義的中性詞彙。
本居宣長(1730-1801)早年在《葛花》(1780) 用「支那」代表中國，但是在其晚年隨筆《玉勝間》(1795-1812) 卻改變態度，反對日人仿西洋用「支那」(China的翻譯) 來稱呼中國：
唐之國可讀もろこし或から，漢文可寫「漢」或「唐」。皇國用「中華」、「中國」不妥，《馭戎慨言》已論之，今不多言。…寫「震旦」、「支那」者有之，不了用「中華」、「中國」固可取，唯「震旦」、「支那」者，西方諸國所設。用它國之詞，與用「漢」、「唐」同，誠可怪也。[5]
幕末「支那」的使用激增，連部分留日的中國人也以它來稱呼中國，但是並無貶意。吉田松陰(1830-1859)在《幽囚錄》提出日本的對外國策為：
為今之計，不若謹疆域，嚴條約，以霸糜二虜（注：英美）。乘間墾蝦夷，收琉球，取朝鮮，拉滿洲，壓支那，臨印度，以張進取之勢，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豐國之所未果也。收滿洲逼俄國，並朝鮮窺清國，取南洲襲印度。[6]
可見「支那」代表中國的國號及「清國」代表現政權。
明治維新志士高杉晉作(1839-1867)的漢詩對中國表達敬意及仰慕之情：
單身嘗到支那邦，火艦飛走大東洋。
交語漢韃與英佛，欲捨我短學彼長。[7]
他用「支那」來代表中國，可見此詞即使到了幕末仍無貶意。
「支那」一詞成為蔑稱是明治以後，特別是甲午戰爭及日俄戰爭後才日漸形成。[8]
[1] 平安末期《今昔物語集》用「震旦」稱呼中國。
[2] 《性靈集》有「支那台岳曼殊廬」之句，意為中國五台山有文殊菩薩之家。
[8] Joshua Fogel, “On Japanese Expressions on “China”,” Sino-Japanese Studies 2:1 (December 1989), pp.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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