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政府最新公布，扶貧委員會將會根據由上屆政府設立的前扶貧委員會所提出的24項多元化貧窮指標，制定扶貧及防貧政策，並訂立「貧窮綫」，評估扶貧政策是否到位。
設貧窮綫 無助解決貧富懸殊
新扶貧委員會亦建議參考目前歐盟和經合組織國家計算「貧窮綫」的做法（即採用家庭入息中位數50%或60%），並加入稅後及福利轉移後的家庭收入，去制定 一條（或多條）「貧窮綫」。盡管香港政府傾向以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計算「貧窮綫」的國際標準，但家庭住戶入息中位數也有不同分類，以不同的中位數所計算出 來的標準，有極大的差異。
一直以來，不同國家和地區都會根據自己的獨特情況，採取不同的方法定義貧窮指標。例如美國貧窮門檻（poverty threshold）就是採用「絕對貧窮」的概念，是根據購買基本糧食和必需品的開支以推算不同人數家庭的最低入息門檻；歐盟國家（例如英國、法國和愛爾 蘭）及部分亞洲國家（例如台灣和日本）則以相對貧窮概念，以入息中位數50%、60%或70%作為貧窮綫標準；亦有部分國家和地區（例如中國、新加坡和加 拿大）仍然沒有制定全面的官方「貧窮綫」。
香港自90年代，以絕對貧窮概念而制定的綜援是香港社會保障制度之核心，亦是香港唯一及最後的安全網。而新的扶貧委員會建議政府參考歐盟以相對貧窮概念計 算貧窮的方法，即以家庭入息中位數的5成（或6成）去界定貧窮群組。這「相對貧窮」概念的「貧窮綫」明顯有別於政府一直沿用的「絕對貧窮」概念的綜援制 度，所以未來如何在採用相對貧窮概念的「貧窮綫」去衡量絕對貧窮概念的綜援制度，是政策上的重大挑戰。
在很多已發展的國家及地區而言，貧窮的定義已由具客觀性經濟指標的「絕對貧窮」的概念，演變為具主觀性人文內涵的「相對貧窮」的概念。這是社會着重對人的 關懷、對貧富懸殊惡化的反思、對民主政治的有效落實。政府不應只着眼於如何「滅貧」以降低貧窮人口數字，而是要按社會及經濟環境，以創造更多的社會上向流 動的機會予「窮困」的家庭；在這方面，「貧窮綫」並不能提供任何政策的啓示。
「貧窮綫」的訂立，很可能會導致增加一些福利支出和收入津貼，改善一些低收入人士的生活；但這對現在香港社會非常關心的如何打破「跨代貧窮」？扭轉不斷惡 化的貧富懸殊？卻只是一個假議題，幫助不大。要改善貧富懸殊，則必須從促進「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着手。
兩代收入差異 中美小北歐大
理論上，在一個「公平機會」（equality of opportunity）的社會，父母所處於的收入階梯應該與其子女所處於的收入階梯是沒有影響的。經濟學者對「社會流動」近年已有更深刻的研究︰這是研 究父母和子女不同世代間在收入階梯的差別。有關在不同國家作長期追蹤性的研究顯示，父母的相對收入和教育對子女的相對收入和教育有很大不同的影響︰中國高 達60%、美國亦高約50%、北歐國家則顯示高度「公平機會」的20%。香港缺乏這方面的詳細研究，但社會的感覺是香港的「社會流動」是在不斷惡化中。
廢世襲制 助貧家子女海外升學
香港近年直資學校和國際學校的快速發展，不少名校存在透過父兄為校友及宗教聯繫所形成的收生「世襲」制度，在在都對低下收入家庭的子女的教育機會和質素，從起步點就形成嚴重的公平障礙。較富有家庭的社會網絡，當然亦會使其子女在就業市場上佔據更高的起步點。
香港現在約有24所提供大學學位和其他大專課程的高等學府，家庭較富裕的學生更有海外就讀機會。在很多父母、學生、僱主、政府和社會的觀感中，各類高等學 府學位的知識內涵和市場實用價值是有很清楚優次排位的；其大致為︰（i）海外一流大學、（ii）香港幾間國際級大學、（iii）海外二流大學和香港其他資 助大學、（iv）香港自資學位、（v）副學士課程和其他大專課程。香港低下收入家庭的子女能夠獲得較高質素的高等教育機會，相信一定是比高收入家庭的子女 的機會低很多。如果以很多大學畢業生夢寐以求的國際投資銀行分析員或政府政務官職位來看，相信自資學位畢業生能獲聘的機會是相對低的。
香港政府要能有效的打破「跨代貧窮」，明顯扭轉不斷惡化的貧富懸殊，教育政策和資源必須革命性的向低下收入家庭的子女傾斜，才可有機會促進真正的「公平機會」，達致更高的「社會流動」。在這方面，政府須考慮︰
（i）消除一些學校不合理的收生「世襲」制度；
（ii）全面資助學前幼兒教育；
（iii）引導優秀教育人才任教較多低下收入家庭子女就讀的學校，而工資和其他教育資源配置必須適當反映這傾斜的政策；
（iv）資助有學術能力的低收入家庭子女就讀海外著名大學；
（v）優化大學生的資助計劃；和
（vi）以累進稅徵收更多的教育財政資源等。
羅祥國為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經濟政策研究計劃主任，佘國雄為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行政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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