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vin Ure的Governors, Politics and the Colonial Office: Public Policy in Hong Kong, 1918-58一書，描述了香港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到葛量洪時代那四十年間，如何與英國政府及本土精英角力，從而逐漸建立自治的能力。關注本土的朋友們不能錯過。然而此書不易讀，讀者需有心理準備。書中大量引用政府檔案，但這些檔案用字有異於日常英語，又多是扭扭擰擰的官樣文章(也許這些文件因大多是香港政府與英國方面講數的書信，故用字曖昧常兜圈，免限制日後的轉圜空間也)。而部份內容亦涉及技術問題，比如邁香港由銀本位轉為金本位那一部份，使缺乏財經知識的本人看得一頭霧水。
本書字字珠磯，本人難以三言兩語撮要全書內容，只能粗略地評論書中部份較顯淺的內容。
一、二十世紀初的香港政治制度：在二十世紀，香港已經有專業官僚處理政務。當時的官學生（Cadet）制度，即現時政務官的雛型。而香港政府簡接管治華人的制度，亦已經成熟。但政府的規模遠比今日為少。政府只維持最基本的功能，而大部份的政府服務，都只為少數西人而設。官學生的數目不多，在思維上大都因循保守。他們是既有政策的執行者，缺乏長遠規劃的創新視野。縱然他們能力超卓，能在承平之時確保政府正常運作，在面對重大的政治壓力時卻顯得被動。
二、香港政府的自主性：自主性又分兩種，一是相對於宗主國的自主性、另一種是相對於本土社會的自主性。英國政府對殖民地的政策，傾向尊重殖民地官員（Man on the spot）的判斷。當然香港政府做事會以大英帝國的利益為依歸，但如何詮釋帝國利益、如何在執行上配合本土因素，香港政府有很大的自主空間。香港在殖民地時代一直享有高度自治，問題在於香港政府在好一段時間都未能長遠規劃自己的政策，在面對挑戰時往往變得不由自主。
這問題在面對本土社會時變得更為明顯。香港在十九世紀末已開始確立官商共治的制度，以行政吸納政治，以商人為主的社會領袖獲委任入各大政府委員會。政府頗為忌諱這些精英，特別是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的反對。雖然在關鍵時刻，政府可以透過官守議員強推政策，但政府深明自己作為殖民政權沒有足夠認受性，若非情非得已也不會用這一招。香港的商界精英，都是小政府、不干預政策的死硬擁躉。他們討厭加稅，反對增加政府開支，應為社會福利會吸引無業流民來港。他們亦希望能保持行政吸納體系予他們之政治特權。而華人精英則多希望保留傳統風俗，抗拒西方的社會改革。
三、英國的介入：英國偶爾還是會試圖介入香港政策，這些政策就是本書討論的焦點。不過，香港政府往往會以本土精英反對為理由，迫使英方妥協。香港政府若然需要就範，往往是因為政策涉及國防問題、或是動用了英國政府的款項。禁止販賣妹仔的政策，卻是特別個案。礙於華人精英的反對，香港政府一直漠視反蓄婢運動的訴求。反蓄婢運動旗手之一Clara Haslewood為軍眷，港督司徒拔逐將其夫調返英國以平息風波。豈料夫婦二人返英後，竟在英國本土掀起了關注香港的社會運動，甚至把事件鬧上國際聯盟。英國政府只好向港府施壓，而港府亦被迫冒著華人精英的強烈反彈，禁止販賣妹仔。英國本土的政治壓力、國際社會的壓力再加上港督的合作，方能令英國干預到香港的內部事務。而這個組合卻是可一不可再。
四、淪陷期間的精英惡鬥：在香港淪陷的那三年零八個月，公務員與商界精英在英國仍為香港政策辯論不休。已退休的香港公務員在英國組成了香港規劃組，商議香港光復後的發展。他們認為戰前的香港政府未能有效動員華人抗日。為增居港華人對香港的承擔，他們建議香港於戰後成立市議會，引入代議政制。香港英資企業在英國的老闆，則提出反建議，並向殖民地部進行遊說。商界希望市議會可以由精英主導、抗拒普選。他們傾向改革立法局，增加非官守議員的比例，並限制市議會的角色。除了阻止政制民主化，商界期望能減低公務員對戰後政治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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