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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體制內共識面臨挑戰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大衛•皮林
中國最後一位皇帝就是毛澤東。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最重要的功績之一就是，讓整個國家體制不再圍繞一個權傾一世、讓人們狂熱崇拜的政治強人而運轉。1976年，毛澤東時代終結，中國政治體制從此發生了根本變化——儘管在名義上，這一體制過去和現在都信奉共產主義。
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當然也握有很大權力，但他不像毛澤東，後者對權力寄予了一種堂吉訶德式的幻想。鄧小平對個人崇拜非常警惕，他嚴令禁止各地為自己樹立雕像或張貼畫像。上世紀90年代初繼任中國國家主席的江澤民，權力比鄧小平更弱。而缺乏個性、有些刻板的中國現任領導人胡錦濤，比前幾任的權力都更小。個人崇拜被徹底清除。至少直到薄熙來進入公眾視線之前都是如此。
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建立了一種集體領導制，上層精英們通過尋求共識來執政。這一體制的頂層是由9人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次一層是由25人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薄熙來目前仍是政治局委員）。除最高層之外，參與決策的還有其他中共組織、中國人民解放軍(PLA)及各個政府機構。
中國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已有讓公眾表達意見的場所。中共領導人對針對腐敗、污染、官員不稱職和社會不公之類問題的批評非常敏感——如今這些批評之聲還主要集中在網路上。中共有時會選擇壓制異見，尤其是當批評聲音對中共自身的合法性提出質疑時。但對公眾圍繞其他問題——比如大連興建石化廠或溫州高鐵事故——發出的不滿聲音，中共卻可能表現出令人吃驚的包容。
在某些方面，中國現代政府仍帶有基於科舉制度的封建官僚體制的影子。在現代中國，中共幹部要花上多年，甚至幾十年時間，在最具挑戰的行政和政治職位歷練，才能一步步爬上最高層。出身食品加工廠的汪洋，即是這樣進入中共共青團，然後進入在權力圈裏不那麼刺激的安徽省體委，之後在安徽省委站穩腳跟。在再度經歷數次高難度工作的考驗後，如今，他已經是廣東省委書記，距離握有大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僅有一步之遙。
這樣一種嚴格制度可以選拔出非常有能力的領導人。在過去30年間，即便他們有缺陷，但正是這些人引領中國經濟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增長。然而，由共識驅動的技術官僚體制如今出現了問題。挑戰既來自黨內，又來自黨外。
黨內挑戰最戲劇化的體現，就是薄熙來被免去重慶市委書記職務。跟汪洋一樣，薄熙來也是從中共基層做起，儘管他是中共八大元老之一薄一波的兒子。薄熙來在大連市、遼寧省和重慶市步步攀升，而他的目標是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薄熙來的主要過錯（除去打黑的嚴酷和腐敗等問題）在於，他的權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中共賦予的，而是來自他的個人聲望。唱紅歌、喊口號，薄熙來的做法太像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了。這種做法讓人聯想到“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此話出自中國總理溫家寶本月14日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而這段講話宣告了薄熙來政治生命的終結。這一事件迫使中共揭開了“天鵝絨幕布”（前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語），把掩蓋在中共團結一致外表之下的內部鬥爭暴露在世人面前。
中共內部還有一些其他因素也在對共識形成挑戰。中國共產黨太大、太複雜，很難始終保持統一口徑。比如，在2010年，中國體制內的一些力量（包括一些前軍隊將領）在南中國海問題上表現出了更強硬立場，危及到中國多年“微笑外交”的成果——即讓亞洲鄰國相信，中國崛起不會對它們構成威脅。去年的大部分時間，中國都在試圖彌補這一損失。
對共識的挑戰也來自中共黨外。隨著中國城市中產階級生活水準的提高，這部分人群開始積極以行動問責一些社會問題，從核電站選址，到一些地方官員的不稱職。甚至在農村，人們也開始更多地反抗黨內腐敗，最知名的就是廣東省烏坎村。
這只是中共面臨的諸多挑戰中的幾個，而眼下正值黨內為十年一度的換屆做準備，中國經濟也面臨從投資導向轉向消費導向的一代人一遇的大轉型。薄熙來最大的過錯就在於，在中共面臨如此重大的挑戰之際，戳穿了它團結的假像。
最有可能接替胡錦濤擔任中國下一任國家主席的習近平不久前在一次講話中提到，中共有必要收緊對黨內的控制。習近平雖然並未點名批評薄熙來，但他告誡中共領導幹部不要 “嘩眾取寵”，也不要“追逐個人功利”，而應該“依靠集體智慧和嚴格程式來決定”各項政策。他暗示，不這樣做，就會出亂子。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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