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於2012年4月20日明報)
1990年1月18日，鄧小平接見李嘉誠時表示：「真正能穩定香港的，第一是大陸的政策不變，第二是華資強大起來，與國內取得共識，包括推薦管理香港的人才。」(《鄧小平年譜(1975 – 1997)》第1307頁)
與資本家結盟，自八十年代已是北京對港政策核心。過渡時期，北京認定工商界為最佳夥伴，既可確保香港繁榮穩定、帶動國內經濟改革，也可協助抗衡民主派，遂全盤接收港英的「政商聯盟」(state-business alliance)秩序，並按此規劃特區政制(特首選委會及功能組別)及統一戰線(港區人大政協及各級諮詢架構)。與港英時代比較，由北京組建的「政商聯盟」，最大變化是華資取代了英資的地位，以及北京取代了港督成為聯盟的領導。
在「政商聯盟」秩序下，過去兩任特首人選，都是北京與工商界取得共識的結果。這種政治共識回歸後一直行之有效，但今年特首選舉，卻偏離了這套潛規則：北京最終捨棄了工商界的唐英年，而為部分富豪所抗拒的梁振英卻成功當選。以往北京與工商界的政治共識不復存在，不少評論遂宣稱「政商聯盟」將告終結。
近年，巿民對「商界霸權」深痛惡絕，自然期望早日終結「政商聯盟」。但客觀的政治現實，卻不為人們的主觀意志所轉移，單憑「唐退梁上」的選舉結果，就斷定主宰香港超過一百年的「政商聯盟」會全面崩潰，這種結論未免過於草率。在評估特首選舉後的政商關係時，必須考慮到以下的三點政治現實。
第一，北京並無跡象大幅改變與本地資本家的聯盟。
有說唐梁之爭涉及中共不同派系權鬥，是否屬實外間難以斷定。即使中共各派系對特首人選各有偏好，但維持「政商聯盟」一直是中央對港政策主軸，保持香港穩定更符合各派共同利益。因此原來特首選舉的劇本非常清楚，就是按照「政商聯盟」的一貫遊戲規則，由獲得主要富豪支持的唐英年出任特首，梁振英獲准入閘卻只能當大後備。
種種跡象顯示，特首選舉正式開打後，北京一直期望唐英年能夠拉近與梁振英的民望差距，好等正式欽點唐英年時，較能得到社會接受。這種局面一直到「僭建門」爆發，唐英年民望嚴重受損，北京驚覺原來劇本難以繼續執行，才開始明顯轉調。但由於北京絕不接受流選(擔心局勢進一步失控)、而唐英年已成扶不起阿斗(堅持欽點唐英年只會引起社會反彈)，中央其實別無選擇，只能轉向大後備梁振英，並出手安撫唐營工商界。換言之，與其說「唐退梁上」代表「政商聯盟」終結，不如說這是北京在唐英年墮馬後，試圖「減少損害」(damage control)的應變之舉更為準確。
第二，梁振英不乏重量級財團及商界精英支持。
部分人有意無意地，將梁振英描繪成「商界霸權」的挑戰者，卻忽略了唐梁其實各有財團支持。綜合分析兩人的提名名單，唐英年無疑得到較多商界領袖支持(提名者包括長和系李嘉誠及李澤鉅、新地郭炳江及郭炳聯、新世界鄭家純、恒基李兆基及李家傑、九倉吳天海、信和黃志祥、合和胡應湘及嘉華呂志和等，390名提名人中7成人職業為商界領袖)，但梁振英背後的商界力量同樣不能忽視(提名者包括新地郭炳湘、恒基黃浩明、恒隆陳啟宗及瑞安羅康瑞等，305名提名人中三分之一職業為商界領袖)[編按：數據來自作者的個人研究]。因此，與其簡單將梁振英當選視為工商界末路，更準確地的說法，應是資本家在今次選舉中出現分裂，各有屬意的特首人選(甚或出現分頭落注的情況)。換言之，梁振英上台並不代表「政商聯盟」終結，極其量是「政商聯盟」內部的權力洗牌(梁營財團取代唐營工商界)。
第三，梁振英難以大幅更改現時傾向地產商的政府政策。
梁振英表態參選特首時，極力標傍改革者形象，特別搶攻房屋及土地政策。但隨著選舉進入直路，梁振英已不斷修改其定位及政綱：先是在參選之時，以「穩中求變」為口號，強調只會審慎調整現有政策；正式公布政綱時，為「港人港地」政策加上「巿場過熱」才實施的前提，又提出疑似托巿的置業貨款。而在「大和解」的中央主調下，梁振英上台後恐難重手整頓樓巿，現時政府傾向地產商的政策難有重大變化。
總括來說，梁振英當選並不表示「政商聯盟」的終結。歸根究底，北京仍需依賴工商界維持香港繁榮、港資在中國「走出去」上舉足輕重，更不可能把商界推向民主派陣營。由於雙方仍有廣泛共同利益，「政商聯盟」仍然牢不可破。
「政商聯盟」秩序整體不變，但其內部動態仍可能有所變化。當中有兩點值得觀察：一是唐營核心支持者長和系，影響力會否下降？梁營的恒隆及瑞安，會否改變專注內地的發展策略，強勢回歸香港？二是中資財團會否積極進軍香港各行業(特首選舉前夕，中國海外及雅居樂高價買地可能是前奏)，甚至大舉加入梁振英的管治班子(梁振英在政綱提到，要委任更多中資代表進入各級諮詢架構)？
但無論「政商聯盟」內部權力如何重整，對廣大巿民來說，卻是換湯不換藥。這也許今次特首選舉的最大諷刺。
from 大政治家 http://brian-fong.blogspot.com/2012/04/blog-post.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