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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日报
习近平扬言复工、复产乃其“倾心关注的重点”。金口一开，捷报马上传来，大型企业复工率达到98.6%矣。你信不信不打紧，反正习近平是信了。武汉宣布解除封城令，他出巡杭州，自鸣得意“该管起来就能够迅速地管起来，该放开又能够有序地放开，收放自如，进退裕如，这是一种能力”，指此为“国家治理水平的表现”。《经济学人》跟他抬杠：哪怕复工率果是达到宣传的高水平，亦不过应验了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而已，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古德哈特定律有云：“任何措施一旦成为目标即不再是个好措施”（When a measure becomes a target，it ceases to be a good measure）。此定律若是应验则复工率业已废了武功，不足以反映武汉病毒劫后，经济迈向复苏。此话怎说？疫症爆发之初，各国以量度体温作检疫。发烧旅客是以吃了退烧药方去机场。退烧药唾手可得，量体温是否还是靠得住的检疫措施，不辩自明。复工、复产既为习大大“倾心关注的重点”，复工率即使高达101%亦不显示经济已回到从前也。
许是明白单凭复工率不足以反映实况，《经济学人》指主管经济的干部行多步，以用电量来检测工厂的复工指标。李克强在辽宁省打骰之时，深知地方干部上呈的经济统计数据靠不住，自创所谓“克强指数”，按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放贷款量以衡量经济状况。拿用电量来覆检复工率无疑符合总理的求真精神，可是那作得准吗？未必。为求用电量达标，不管有没有工人上班，不少工厂日夜灯火通明、摩打长开，务求配合上头形势大好的要求。
上有指标，下有对策
太阳之下无新事。古德哈特定律亦然。两千多年前韩非子已将个中道理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二柄》篇中说：“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齐桓公妒而好内，故竖刁自宫以治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人主欲见，则群臣之情态得其资矣。”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不管主上是要复工率、复产率或耗电量高与天齐，最怕你不表态，一表态，下边的人自有办法逢迎配合。
换言之，指标跟效果是两回事：达到上头要求的指标不等于达到上头期望的效果。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未解体之时，有外交官初到贵境，发觉当地的电视机极够斤两，莫名其妙。苦思良久，终有所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生产指标按重量计算；电视机越重生产单位越易达标。难道领导人不知道有这般荒谬的效果？
知道的，否则李克强何须另行搞一套自以为足以反映实况的指数？然而一如《经济学人》所言，“克强指数”同样逃不出古德哈特定律的五指山，以致摩打空转，虚耗能源。是以问题的根本并非什么指数方能确切反映实况，而是执权者干预经济、箝制人民的一举一动以至所思所想的图谋。可是“人主欲见，则群臣之情态得其资矣”，结果弄虚作假，陷入一片乱象。此则再次彰显郭伯伟的智慧。
众所周知，当举世皆透过制订各种国民经济指标以实行计划经济之际，郭伯伟力排众议，反对政府搜集GDP等经济数据。他的道理简单：无论是技术官僚或政客都不懂得做生意；妄图凭着一堆数字干预市场、调控经济，那是妄想症发作。反之，郭伯伟要官僚给市场让路，慌怕一旦有了GDP般的经济数据，执权者将抵不住引诱，手痕难耐而干预、调控一番，终致窒碍市场运作而坏了大事。
此番给市场让路的道理，对自诩有“收放自如，进退裕如”本事的习近平则犹如与夏虫语冰。然则副总理孙春兰亲身考察武汉防疫措施，目睹送菜、送肉上门接济灾民的景象尚且全是假的，什么复工率、复产率以至“克强指数”——哪怕是超级电脑炮制的——又能真得到哪里去？果是以为一把数字能体现“国家治理水平”，习近平若非自欺欺人，则如韩非子所言，“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缘以侵其主”，按古德哈特定律废掉其操控工具的武功进而威胁其个人权位了。竖刁自宫、易牙进贡亲生子的头颅皆非出于对齐桓公之厚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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