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承接3月27日在本版刊登的上篇。
三、劣質制度
要充分回應意在歸罪中國的「武漢肺炎」與「中國病毒」的說法，我們要考察，中國為此次疫情應負多大責任？練乙錚指出此次疫情在中國爆發的另一原因是對吹哨人封嘴，而封嘴是中國傳統。他提到中國歷史上的一些說法，就說中國傳統如何，太過隨意。並且，他引用的「明哲保身」，出自《中庸》。同為先秦儒家經典的《論語》裏面，就有殺身成仁等說法。筆者曾撰文解釋為何先秦儒家會有這兩個看似矛盾的面向。練文只及一點，不及其餘，論證偏頗。
儒家也可支持言論自由信息公開
並且，筆者還曾論述過，對儒家來講，政權的合法性來自於服務人民，而人民是否滿意要由人民決定，這就要求人民可以自由表達意見。如果儒家接受賢能之間對政策的公開討論更可能導向給人民提供良好服務的政策的話，他們就有了支持言論自由的另一個原因。並且，因為「人皆可以為堯舜」，所以要讓人民接受全面的信息，為他們成為君子提供可能。同時，儒家不認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嘴巴是負責的，但是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所警示的，堵住人民的嘴巴，反而加劇他們的不滿，不再相信政府而去相信謠言，情况會更糟。所以，儘管不像現在主流的民主思想家一樣相信人民，相信言論自由的神聖，但是儒家依然可以認同和支持言論自由、信息公開。
但中國政府確實在疫情開始的時候，封了吹哨人的嘴，並且最近大陸的微信和微博封號比防疫還要激烈，筆者的微信號也因為「惡意傳播謠言」被封掉，投訴無門，並因為大陸的微信綁定了很多日常生活必須的應用，封號給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麻煩。但是，中國反傳統反了150多年，現在大陸還有多少事情（包括這次封嘴）與傳統相關，很值得懷疑。
歐美主要責任在自己
不管根源是什麼，人為判斷失誤、言論遏制與政治控制，讓中國錯過了疫情控制的最佳時機，這毋庸置疑。但中國是否應該為美國現在疫情擴散負責，包括接受「中國病毒」的叫法呢？與國內的遏制不同，中國政府去年12月底至1月初就通報了世衛組織和美國。1月23日武漢封城以後，這一病毒的危害廣為人知。對中國常有批評的記者Ian Johnson 3月13日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中國付出了封城乃至鎖國的巨大代價，為西方爭取了兩個月的時間，但這個時間被西方白白浪費掉了。他還指出，中國政府1月初的反應，還是基於對此次病毒的無知。而如果知道今天會到這個境地，即使依然會封嘴，沒有哪個中國領導人會按兵不動的。但是，西方看到了新冠病毒的危害，但依然沒能及時反應，更不可原諒。
因此，中國政府主要是對被封城與封嘴下的中國人民有責任。對沒有太多反應時間的香港特區、韓國、新加坡，中國大陸政府可能也有一定的責任。但這些地區做出了很好的反應。反而是在緩衝距離與時間上優勢明顯的歐美，到了今日之田地，其主要責任當然在他們自己！
具體來講，美國4年前選出了一個自私、排外、無能的總統。美國是第一批宣布對來自中國的非美國人封關的國家之一。但可能出於他的排外意識，特朗普覺得只要把外國人擋住，就像他的反移民政策一樣，美國的問題就都解決。中韓倉卒應戰，通過大量測試和隔絕人群，基本控制了疫情。美國有兩個月的時間，有中韓等國的經驗，但現在測試與防護還遠遠跟不上需要，眼睜睜看着疫情在美國遍地開花，這只能是歸罪於特朗普政府執政的無能。在幾周前，當有疫情的「至尊公主」號（Grand Princess）郵輪要停靠舊金山灣，並且之前「鑽石公主」號（Diamond Princess）郵輪的命運已經明確展示，不讓乘客下船的代價就是最終讓大多數人都感染，特朗普居然說，他不想讓「至尊公主」號上的遊客（很多是美國人）下船，因為他喜歡保持比較低的美國本土的感染數字。一國總統，居然為了數字好看，罔顧國民的性命，這樣的人，有什麼資格說「中國病毒」！？雖然沒有這麼無能和無恥的領袖，但歐洲發達民主國家的反應，也多有不盡如人意之處，而意大利的情形，只能用災難來形容。
民主政府優勢非來自普選 而是自由、法治
因此，雖然由於自由的缺乏，中國錯過了疫情防控的最佳時機，但如果類似的病毒在歐美自由民主國家爆發，他們就肯定能不讓其蔓延到全球嗎？他們有相對更自由和敢言的媒體，也不會訓誡醫生，但這不等於說，他們的反應會及時有效。與歐美的疫情危機相比，現在反而是中國的疫情得到控制，因此又有讚美中國模式的人返場。但是，我們要看到，如果中國有相對自由的媒體與寬鬆的公共空間，中國人民也許不用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
其實很多政治理論與經驗研究都展示了，在政府效率和滿足人民經濟需要上，民主政府沒有必然優勢。其真正優勢，在於言論自由，信息公開。政府民主與否，可能都會對疫情反應失敗，但在民主政府裏面，民眾即使染疫而死，至少死得不那麼憋屈，不但不會被訓誡，還可以罵了總統再死。
那麼是不是我們就只有死得憋屈和不憋屈這兩種選擇呢？我們看到，民主政府的優勢，其實並不來自於一人一票的普選，而是來自於自由與法治。中國與新加坡都不被認為是民主國家，但是兩者政府的執行力都很強，其中新加坡做得要更好。那麼，我們有沒有可能把這兩種優勢結合，既保護自由與法治，又保證高效的政府？其實新加坡的信息公開就比中國做得好，韓國更是自由民主國家，這都展示了這種結合的可能。
此次疫情不應簡化為專制與民主之爭
也許有人會說，沒有一人一票，就不會有自由法治，但這在理論上並不成立，在實踐中也被崛起的民粹威脅自由與法治的事實所挑戰。筆者英文新著Against Political Equality: The Confucian Case的一個主張，就是在自由法治的基礎上的包含民意表達與精英決策的混合政體，可能可以結合自由與效率。並且我們也看到，中美對立，群龍無首，對應付全球疫情，也是災難性的。本人新著的另一個重要主張，是由負責任的大國組成國家聯盟，救危扶難，尊「王」（仁道）攘夷，解決自利的民族國家主導全球化的悖論。我的主張不一定正確，但此次疫情，不應被簡化為專制與民主之爭。我們應該打破歷史已經終結的迷信，為人類生存發展尋找更優質的制度體系。
作者是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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