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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香港中联办负责人换将，从王志民换成了骆惠宁。新官骆惠宁上任已大半个月，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而骆惠宁到任后却风平浪静，除了礼节性拜访、记者见面会和新春酒会，并无大动作，国际媒体似乎对他也失去了跟踪的兴趣。其实，骆惠宁的任务可能重点在“水面”之下，即“挖掘不正常的官商关系”，“整肃与调整中联办”。
一、习近平欲整肃国务院港澳办？
据法广今年1月6日报道，法国《世界报》引用多伦多大学中共党史专家佩耶特的看法：骆惠宁升迁与前任总书记江泽民以及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有很大关系。他认为，“选择骆惠宁可以说是习近平与控制着香港和澳门事务的曾氏人马的一个妥协”。
然而，中共官媒却发出了截然不同的声音：1月14日设在北京的《多维新闻网》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中联办换将：“救火队长”骆惠宁非常任命折射习氏用人观》。这篇文章认为：“骆的政治使命是破局，这个破局包含整肃与调整中联办，甚至自下而上挖掘弊案与业已形成的不正常的官商关系，而这种官商关系一定有别于国内的，带有香港特色。”这一说法至少指出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习近平或许要整肃国务院港澳办。
谈到中联办，就必然涉及到国务院港澳办，因为香港中联办是国务院港澳办的外派机构；而国务院港澳办与“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实际上是中共港澳政策的总管。从2003年7月到2007年10月“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的组长是曾庆红。2007年10月曾庆红即将卸任国家副主席的职位，因此从中共港澳事务大总管的位置上退出，继任人是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习近平任总书记后，这个职务先后由张德江和韩正担任。
佩耶特似乎认为，曾氏人马一直控制着香港和澳门事务。这个判断与许多分析中共高层官场的人的说法相似。曾庆红和习近平同样曾担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为什么曾庆红卸任十几年后还有如此控制力？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两人涉入港澳事务的深度不同。曾庆红当时分管的不仅仅是港澳工作，还包括涉外的其他公开和秘密部门，如国家安全部等；这样的位置决定了他可以把北京在港澳活动的各部门统管起来，而当时正是红二代大批转移香港扎根，曾的地位可以为他们提供保护伞，同时也方便他们从事商业和金融活动，因此很容易彼此信任。而习近平担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时处于总书记的备位接班人状态，分管党建、组工、港澳、北京奥运筹办等工作，不仅行事低调，而且重点在党务方面，因此对港澳事务似乎只是“等因奉此”地应付，并未设法拉班底、培植势力。
二、国务院港澳办面临“地震”
中共的涉外系统不同部门自成天下，香港中联办算是国务院港澳办的地盘，历来少有外人插足。而这次被调降的原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就是国务院港澳办培养的本系统接班人，他与该系统的关系可以回溯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掌管中共香港事务的年代。
2000年以前香港新华社分为两部分，在系统内部被称为“小社”或“小新华”的，是“新华社香港分社总编室”，业务上受新华社总社领导，办理新闻业务；另一部分内部俗称“大社”或“大新华”，其真实身份是中共港澳工委，即中共在香港的党组织总管。中共派驻香港的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人员大都被安排在新华社香港分社（港澳工委）的保安部；在港中资企业虽在国内各有业务主管部门，但在港干部的任免亦由港澳工委批准。由于新华社香港分社这个组织名称涉及法律豁免权问题，1999年12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2000年1月18日起新华社香港分社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简称中联办）。此后中联办就成为中共港澳工委对外使用的新名称。
王志民1992年从福建省委被调入新华社香港分社，1994年任“大社”妇青工作部副部长；1998年调回厦门任市长助理（与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并无同地共事经历）；2006年返任中联办，升为副秘书长兼青年工作部部长；2008年国务院港澳办再拔擢其为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兼副秘书长；2015年4月升为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党组副书记；2016年7月任澳门中联办主任，2017年9月出任香港中联办主任。他在国务院港澳办系统内不仅一帆风顺，风头正健，似乎有望在该系统内再上一层楼，坐上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的位置。然而，去年以来在香港发生了一连串事件，王志民作为国务院港澳办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直接在香港上传下达，当然要承担事件的后果。
但是，王志民被调降，并不只是他个人仕途的中断，也标志着国务院港澳办的骨干人物折戟，进而牵连到这个系统对港政策的检讨乃至其他人事方面的地震。香港《明报》1月8日提到，王志民被匆匆免职，很多建制派人士都来不及话别；之后有消息传出，他将从正部级降职为副部级闲差。《明报》此报道见报一周后，就有上面提到的整肃中联办的风声见诸官媒，显然，中联办以及国务院港澳办不会因一个王志民去职就风过雨霁；上述官媒提到，可能在香港“自下而上挖掘弊案与业已形成的不正常的官商关系”，从这个角度去看，国务院港澳办可能的“地震”或许会在香港商界也产生不小的余波。
三、官商关系的香港特色
那么，什么是官媒所说的“带有香港特色”的官商关系呢？香港长期以来和中国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商业往来，港英时代的老港商除了在本地与港英政府各部门建立种种关系之外，也随着大陆的对外开放把触角伸进大陆，不少人在大陆投资经商的同时也积极开拓政治关系，准备香港回归后在港埠扮演“北京买办”的角色。香港回归之前，中共就为“港人治港”开展了统战工作，具体“操盘手”就是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回归后，这些老港商当中，许多人成了特区政府的中坚力量，形成了香港特区由中联办主导的政商合作共治联盟；在香港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工商界人士几乎占据半壁江山。这种官商关系的建立，自然包含中联办官员和老港商之间双方的利益互相输送。不过，在共管香港的旗帜下，对中联办官员的利益输送得到了“稳定香港”这一政策的充分保护。
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中资机构的大举进入，为香港送去了一批来自大陆的“新港商”，他们成了货真价实的“内地买办”，其中由国务院各部门外设的公司人事上受新华社香港分社（后称中联办）管理。这种组织关系使得中联办、国务院港澳办增加了大量官商勾结的机会，其中行贿舞弊之情事自然常见。由于中共的香港事务由国务院港澳办一把统抓，纪委系统不便过问；因此，对这类中资机构来说，香港几乎是这些中共经济管理干部们不受反腐浪潮冲击的“天堂”。至于大量地方政府在香港开设的中资公司，以及民营企业在香港的上市公司，更是利用香港这个“自由港”，获得了境内境外双丰收的巨大空间，且少有管束。
如果说，上述两类港商基本上还是希望香港局势稳定，那么，另一类港商的行为就很难说了，这就是由红二代、红三代、官二代、官三代及其“账房”、跟班、公司“管家”组成的“京港商”。称他们为“京港商”，是因为他们多半来自京城的权贵家庭或是为权贵家庭服务之人，9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进入香港，开设私营公司。与上述两种经营实业的港商不同，他们多半是用在大陆捞的钱从事金融活动，肖建华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们的钱财既然与权贵有关，自然就和腐败直接关联，而过去几年的反腐败浪潮对他们构成了巨大压力，也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甚至愤怒。去年港府提出的“送中”条例与中纪委的推动有关，而这个条例令这些人感到恐惧，因此他们有动机设法阻止。
四、骆惠宁与涉外系统反腐败
国务院港澳办是中共涉外系统“独立王国”当中的重要一环，去年的香港事件把国务院港澳办推到了被查办的前列。骆惠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半退休的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闲职，被派到了查办涉外系统的前线。按官媒说法，骆惠宁被点将，是因为他“以往与港澳工作无交集，有助于避免被以往的治港框架与各种规则束缚”。由此可见，北京高层试图部分摆脱中央港澳办传统势力对香港政策和人事的控制，换人换章程。但老港澳系统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清理起来并不容易。而官媒也表示：骆惠宁“是扮演中央和香港联络的角色，不是‘香港党委书记’。中央和骆本身对此都有清醒认知……香港问题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不指望问题只依靠一个人一蹴而就解决”。
上述外宣官媒1月12日在一篇题为《中国外交部遭中纪委点名：用人视野不宽》的文章中披露，中纪委去年已经把眼光投放到涉外系统各部门。此文称，“中共十八大以后发起的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中，包括外交部在内的中国外事系统是其中被波及较少的一个”；不过，通过对外交部、中联部等若干案件的办理，“从涉及外事系统的几个贪腐案例发现，外事系统并不是完全没有贪腐的空间，中国外事系统的贪腐似乎主要集中在对外援助和投资、商务合作领域”；中共的“外交系统在国内没有下行单位”（笔者注，指外交部在各省市没有对口部门），“所以利益的输送和利益关系比起其他部门来说较为简单”。
与外交部系统的“利益输送和利益关系比较简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务院港澳办系统在香港盘踞几十年，人脉关系密布，利益输送的商务管道数不胜数；为保护其人马及其既得利益，这个系统的老班底最擅长的就是“挟港自重”。骆惠宁要在香港“自下而上挖掘弊案与业已形成的不正常的官商关系”，当然要撼动国务院港澳办系统的班底；而从反腐败入手，也是王岐山过去多年娴熟运用的方法，骆惠宁在山西应付过该省官场的“塌方式腐败”，对这套路数不算陌生。他抵港赴任后，经常在深圳住，往广州跑，或许就是为了避开中联办老人马的包围，从侧面寻找突破口。
中港关系史上，这似乎是北京第一次派人从清查官商关系入手，来挖掘港澳事务老班底隐秘的尝试。能否成功，似属未定之天。骆惠宁新官初到，虽然低调，未曾“砍上三板斧”、“烧上三把火”，但这种“鸭子划水”式的悄悄摸底，可能使许多人更加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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