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美貿易談判、香港「一國兩制」、台灣總統大選,連輸三大戰役之後,中國武漢肺炎失控,全民呼號恐慌,豬鼠之交,瘟去疫來,幾成內崩外潰之局,國際觸目。
眾人皆知這是中國長期拒絕政治改革,一個痼疾深重的制度失敗,適逢腦筋繼續僵化、意識形態回歸馬克思毛澤東,尤其所謂「對敵鬥爭思維」高度亢奮造成的又一次惡果。
中國不重解決問題,只重掩蓋問題。掩蓋的方式,在於堵塞輿論、控制思想;對於言論思想的控制,對內除了刑罰和監獄,對外還有柔軟的一套統戰技術,一向標榜「團結大多數」。
然而因為近年盛行「亮劍」思想,「改革」失敗,在中國眼中無黑即白、非友即敵(其實沒幾個朋友)、非此即彼,造成了今日運作空間愈來愈狹窄的局面。
如此空前敗局,最古老的源頭,是中國人將世界分成陰和陽。這是一種典型「一分為二」思維。
陰陽二字,英文中作 Yin and Yang,可見此一中國二元思維文化之根深蒂固。
「立天之道」,確若陰與陽,中國農業社會,遠古時看見日出而耕作,日落而月升,認為這個世界白天與黑夜分割,於是人生意義,就只有此兩色。
雖然孔子提出中庸之道,但只是少數知識分子的訴求。中國的皇帝與農民人口,皆以黑白二分的思維做人。中國兒童看電影,第一個問題向母親問:這個人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此即為一分為二之考慮問題,是幼兒時期的必然狀態。
若一個母親此時向小兒解釋:這個人既是好人、又是壞人,兒童則無法接受,不能理解。
中國人思想行為的某種幼稚程度,是這種銀幕戲劇性格的「好人還是壞人」的黑白二分判斷,一直延伸至成人世界。
於是在中國人聚居的地方,或為了生計,或因為出於人性的仇恨與嫉妒,兩元化的思想行為造成中國人內鬥特別的尖銳與殘酷。
西方的民主社會,對於階級財富利益的分配,早就認識到有貧富的兩極,但也冒起了重要的「中產階級」。
西方的 Middle Class 為「中庸」的概念提供了財富以外更深入的詮釋:唯有中產階級最有機會避開極端,在最合符人性的幅度中思考,為人類社會謀利益。英國 19 世紀就有了中產階級的自由黨,在地主與貧民之間提供了理性的思考和選擇。
中國人的黑白二元觀,發展到極致,即是毛澤東的暴虐。60 年代大陸的哲學界,還有民國時代留下的知識分子,展開過一場「一分為二」與「合二為一」的討論。當時黨校校長楊憲真提出在「一分為二」之外,是否還有「合二為一」的狀態。
這只是一個學術問題,牽涉哲學與數學,但在 60 年代,卻成為非常嚴重的政治事件。楊獻珍及其同伙,被中國標籤上「投降」、「變節」、反共等一連串罪名,大批判持續數年,直到文化大革命。
「一分為二」鼓勵對立,對立而產生鬥爭,鬥爭而導致「消滅」。因此中國對台灣,以「一分為二」的鬥爭思維,對香港「一國兩制」認識有缺陷的是中國,而不是香港人與國際社會:一國兩制中「兩制」,就是一個哲學問題,但對於「兩制」,中國視之為黑夜與白日,其中並無黎明與黃昏的中間階段。
於是其小腦條件反射,最終必定出現「大制消滅小制」的生物慾望。中國人文化基因的缺陷,加上對一黨專政的迷信,形成非常重大的思想堵塞。但由於人口市場 GDP 之龐大,過去二十年西方認為這民族市場提供足夠的廉價勞工和巨大的利潤。中國與西方文明的衝突,在中國的慣性思想驅使之下,逐漸不可調和,終於要美中之間一場兵禍來解決。
武肺危機,令箝制言論多元的中國,自食其果。中國容不下新疆的伊斯蘭信仰、容不下西藏的佛教文化、容不下蒙古人的傳統、容不下台灣的民主、也容不下香港殖民地時代留下來的言論自由,一切異見,俱打成所謂「五獨俱全」。終於,「五毒」俱成虛幻,武漢「毒大」,方成真實的威脅,這是歷史發展之必然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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