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其實很簡單，假設你懷疑自己感染了武漢肺炎，去醫院照肺，你一邊的肺花白了，醫生告訴你壞消息，你會否咒罵醫生：為什麼專挑壞消息來講？為什麼你不讚賞一下我完好的一邊肺，為什麼不只講好消息鼓舞人心？
抱著這種心態，如果你是一個人，你會肺炎死；如果你是一個國家，你禍國殃民。
這個比喻，載於龍應台的成名作《野火集》，當時人們質問龍應台，寫文章為什麼都是罵政府？
「……立即招來質問：為什麼只寫壞的？光明面為什麼不寫？人民很勤奮呀，政府很努力呀，社會很安定呀！為什麼一面倒？是"別有用心"嗎？ 不錯，我是"別有用心"，像一個病理學家一樣的別有用心。病理學家把帶菌的切片在顯微鏡下分析、研究，然後告訴你個肺如何如何的腐爛；你不會說："奇怪，怎麼只談我壞的半邊肺？怎麼不誇－－誇那好的一半？」 那麼，為什麼要求社會病理學家談"光明面"呢？」
新聞行業，就是一種「社會警報系統」，等同火警警鐘，你把系統關了，請準備星火燎原；你把傳媒之口封死了，就請等待一場世紀瘟疫。
內地報人程益中曾說過：
「這聽起來很荒唐、很不可思議，都二十一世紀了，嘴巴只有吃飯的自由，沒有說話的自由，但這卻是我國大陸的現實，將來總有一天我們會對此感到不堪回首。」
今天，由湖北省到中央到總攬全國大小事務的習近平，「不堪回首」了沒有，恐怕還未。
不堪回首，一月十二日至十七日湖北省開人大會議，官狀病毒識時務，因應重大會議，暫停傳播，新聞公告沒有新增個案，「大會在雄壯的國歌聲中閉幕」，病毒才敢發惡。
如果，那幾天，黨國精英們願意面對現實，難得一年一度聚首一堂，飲茶灌水時，可以認真商討抗疫大計？也許，武漢人再不用如此驚惶失措，慌忙逃難？
如果，省政府早兩三星期，鄭重提出警告，全國人民由於永遠「相信國家相信黨」，最少早些儲備口罩，出街注意衛生，也許，不會落得如此田地？
如果，新聞媒體有一丁點自由，放手給記者跟進報道，也許，傳媒監督力就會令官員不敢怠慢，一早就能隔絕病毒源頭，把傷害減至最低？
沒有如果，抗疫的黃金時間，就在訊息封鎖下，白白消失；一場人禍，大爆發。
慘痛教訓早於六十年前，上一個庚子年已經試過，連續三年大饑荒，不正常死亡人數3800萬人，是人類歷史非戰爭時期的最嚴重人道災難。新華社前高級記者楊繼繩在《墓碑》一書中，用了一千頁史料去說明，當年大饑荒，不是天災，完全是人禍，其中一個原因，是毛澤東推行冒進的人民公社及大躍進後，整個社會缺乏糾錯機制：
「在極權制度下，最高統治者壟斷了一切信息，控制了一切輿論。他主觀上想控制百姓的耳目，客觀上也就封鎖了自己的耳目。」
楊繼繩翻查各省氣候資料，雨量正常，沒有旱災；他說，中國雨季受季候風影響，冷暖氣交鋒地方南北遊走，就算一地乾旱，另一省分必有雨水，就算有天災，若然各省市有溝通，下情能上達，中央有協調，必能調配糧食物資救災。
上一個庚子年，即1960年，是大饑荒死人最多的一年，楊繼繩寫道：「國家還有數百億斤糧食庫存，沒有大規模開倉救人。拿出一半存糧救人，也不會餓死人。」
沒有開倉派米，因為地方政府為了迎合上意，瞞報謊報；安坐北京禁宮的謀臣，就算隱隱覺得事情不妥，亦不敢驚動皇上，災難遂不可收拾。
楊繼繩在書中引述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曾的話：
「你站在北京天壇圜丘的園心大喊一聲，一會兒回音從四面傳來。你聽到的聲音還是你自己的聲音。天壇這地方就象徵我們的政治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最高統治者聽到的聲音都是自己的回聲。他發出什麼信息，下面就會送來同類的聲音，他不可能聽到與他意志不一致的聲音。」
你以為，紙包不住火，危難關頭，內地記者們終於找到一線窗，追查真相，監督政府嗎？還沒有，很多敢言的報道，還是遭壓下去；很多平台，仍在清剿抗疫訊息。醫護深陷其中，有冤無路訴，十四億人，還是只有一個鍾南山。
這個世界，不會有聖人，也沒有明君；若獨掌權力，不受監督，獨裁者會腐化，是千古不變的道理。一人獨裁的體制下，抗疫手段舉棋不定再三猶豫，共產黨引以為傲的龐大組織力似乎動員不了；災禍過巨，往日「把白事當紅事辦」的手法亦已無效；掩飾隱瞞之後，迎來信譽破產，謊言治國亦被尋常百姓看穿。
那些高呼「新聞自由是西方荼毒」「中國不來這一套」的人，看不見自己的愚昩、聽不到湖北人的哀號。裝睡的人從來叫不醒，2003年的一次教訓，你不願去學懂，歷史在重演，唔見棺材唔流眼淚，現在一切已回不去。
from 潮 池 http://aukalun.blogspot.com/2020/01/blog-post_2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