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黄仁宇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万历十五年》。该书一开篇讲了个故事，说某天早上不知道为什么，京城流传一则谣言，说当天要上朝，其实那天按照惯例不需要上朝。结果文武百官赶紧匆匆忙忙往殿上赶，因为时间仓促，丢盔弃甲，甚是狼狈。到了殿前，皇帝本来也不知道有上朝这回事，一开门看到这么多人堵在殿前，也是吃了一惊，又气又恼，估计鼻子都气歪了。没事找事，这不是给我添堵吗？于是罚了这些京官每人的俸禄。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呢，虽然大明王朝当时GDP世界第一，表面上井然有序，但是实际上内部是乱哄哄一团糟。又比如当时几百名倭寇登陆东南沿海，就搞得沿海地区不得安宁，很多年都没有剿灭。说明这个老大帝国，军队战斗力根本不行。后来还是戚继光用私家的兵卒，才剿灭了倭寇。
当时明朝就是这么一种情况，表面上看似一切正常，但是皇帝是否勤政，官员是否办事，都没什么差别，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停滞状态。 皇帝励精图治或者苟且偷安，首辅乾纲独断还是调和凑合，将军是独创还是现实，文官是廉洁还是贪渎，思想家是激进还是保守，结果都是一样，无法改变现状。 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这种陈旧的方式，不适合现代化国家的管理。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国内如今肆虐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其实早在去年年底的12月8日就发现了第一例病例， 在随后的几天里这第一个病例和总计27例病人被归总为不明肺炎患者。但是要迟迟到12月31日才由官方发布第一个公告说发现了这种不明原因病毒引起的肺炎。
2019年月12月31日武汉发布的通报说，"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
1月3号公布的患者44例，1月5号公布患者59例。从1月5号公布患者病例数以后，有半个月的时间，武汉市再没有公布过有病例增加，下一次公布病例增加17例是19号凌晨公布的17号的病例。这中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两个星期。之前几次武汉公布病例时候还洋洋自得的说，没有1月3号以来增加的新病例。大家都皆大欢喜，以为这个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了。谁知道20号凌晨公布18号19号两天的病例共增加了136例。之后全国的病例就开始天天飙升。
为什么从1月5号到1月19号这两个星期没有任何新病例报告，而从事后各个省发的通告里，却看到有大量的在这段时间里到过武汉的人被病毒感染呢?而从1月5号到1月11号这几天，连病例报告都没有。微信公众号"事实杂货铺"披露，在1月11号到1月17号这段时间里，武汉在开两个"重要"的会议；
《长江日报》报道，1月11日，湖北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开幕，1月15日闭幕。1月12日，湖北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17日上午闭幕。
而肺炎感染病例也是从17号才开始重新更新。事情有这么巧？据"事实杂货铺"《我们已知的武汉肺炎的重要消息，都不是武汉官方首发的》一文披露，"有些武汉官员的想法恐怕是觉得重要会议期间要稳定，不要制造混乱。"，所以为了社会稳定和政治和谐，就让疫情数字"停表"。这样就好像事情已经不存在了。
也有微博文字披露，不要以为试剂盒发到医院就可以确诊。医院门诊无权定性，不能根据症状报疑似，需将标本上缴。省一级的疾控中心检查阳性才能报疑似，省级上报国家，两轮都阳性才能称为确诊病例，也就是说在中央集权国家，只有中央一级卫生单位才有权力定性一则病例，其中所费周章可想而知。这也就跟《万历十五年》里面描述的老大帝国反应迟钝做事慢一回事了。
再来看看，官员为什么要瞒报不报疫情数字。看过HBO剧集《切尔诺比利》的都知道，一开始灾难发生的时候，地方官员对上面来的官员拍着胸脯说事态可控，一切尽在掌握，谁知道那个测量仪器早已经爆表，得到的根本就不是真实数字，上面也就信以为真。随后远处的科学家发现污染严重，随即上报，上面带来的仪器发现事态严重，就马上开始封堵围城。思想动员，招募敢死队，人海战术搞定泄漏。并惩处直接责任人，事态趋于平稳，但是苏联国际形象一落千丈，没过多久就解体了。
在中央看来，你要是上报疫情就说明官员任内失职，在任上出了差错，升迁无望。而要是把疫情瞒下来压下来，也许过个十天半个月疫情就过去了，到时候神不知鬼不觉，谁知道有什么疫情，官还可以照做，还是可以升迁。所以官员当然就要消极怠政懒政了。不作为比有作为可能带来的结果还要好，那为什么要作为？有人问要是出了人命怎么办，媒体他管控，家属他可以维稳，出了几条人命也可以是发展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他们几十年不就是这么干的。
先是封锁消息，抓网上散步信息的人说是造谣的，隐瞒疫情，等待事态失控的时候又马上搞一刀切，不管老百姓的生活和后勤保障，一夜之间宣布封城，造成的就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得不到外部的有效物资供应，信息也很难顺畅流通。他们总是能在所有的选择中做出最坏的那个选择。
我们可以看到中央集权的国家，遇到问题反应速度奇慢，官员欺上瞒下，不作为比有作为得到的结果有可能还更好，这也许就是几千年官僚体制的弊端，社会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
好了伤疤忘了疼，SARS过了17年又来了新冠，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medi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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