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斯大林（右），毛澤東（左）學做獨裁者又更勝一籌，至少沒被後世清算要「去毛化」。（資料圖片）
【明報專訊】著有「人民三部曲」《解放的悲劇》、《毛澤東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學家馮客（Frank Dikötter），最近出版新書How to be a dictator: The cult of personali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如何成為獨裁者：20世紀的個人崇拜），當然沒忘記為毛澤東留一個章節，不過這本書不只寫中國，共分八個人物，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金日成統統在列。
問教授，這到底是怎樣的一課？他答，二十世紀的獨裁者與皇帝不同，他們會製造幻象，扮到受萬民擁戴。
在獨裁者的國度，人人都是騙子，人民要扮愛領導；獨裁者騙過人民、騙過親信，最後騙過自己，也因此將手上的政權推到危險境地。
馮客在港大受訪：「我有一個信息給其他的獨裁者，那些今天仍在亞洲及其他地方掌權的獨裁者：Be very careful。」
他強調談的是歷史。新書封底寫着，這歷史談得正合時。
1.獨裁者佯裝受人愛戴
「能留下來的獨裁者大多倚仗兩種手段：崇拜與恐懼（cult and terror）。」個人崇拜似乎是個耳熟能詳的字眼，但馮客說歷史學者一般着眼於恐懼，「理由十分充分，因為獨裁統治下確實發生很多駭人聽聞的事，整個世紀裏成千上萬的人被殺、被清算。不過另一方面，當說到愛戴（love）、形象、個人崇拜，總是只被當是荒唐可笑事。」蘇聯斯大林時代、中國毛澤東時代，他隨便舉例說明厲害的獨裁者會將恐懼植入人民心中，「而巧妙之處是，身處二十世紀民主時代（age of democracy），獨裁者們多少都要假裝恐懼並不存在，假裝受盡人民愛戴」。跟皇帝權力乃「天命所歸」不同，獨裁者不是亨利八世或路易十六。經歷美國革命、法國大革命，權力開始從天上落地，來自人民，到十九世紀再發展，至二十世紀就來到民主時代，就算不是民主政體裏的獨裁者，「都要竭力扮成擁護民主」，扮成自己代表的是大多數，製造幻象（illusion）。
藉大型巡遊展示被擁戴
「像斯大林、毛澤東或其他獨裁者，當他們看見瑞士、法國、美國等地的民主，會說這不是真正的民主，是受資本家等操控，他們自己才是代表了大部分人。這是他們那麼喜歡大型巡遊的原因，要向世界展示人民有多愛戴他們，他們代表着真正的大多數，儘管根本人人手上都沒有票。」他指從列寧到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提倡「民主集中制」，「那只是扭曲文字，濫用詞彙，如何都不是民主，他們心知肚明，所以才會那麼害怕選舉、那麼熱中於個人崇拜」。
2.人民的真心與假意
毛澤東死後，書中引錄一個故事作結尾，在昆明，酒一夜賣光。有人回憶父親邀好友到家中，鎖上門，開了家中僅餘的一瓶酒，翌日他們去公開悼念的活動，哭個死去活來。「我當時還是個小女孩，被大人的表現弄糊塗了，人人看起來都很悲傷，父親在之前一晚卻如此高興。」馮客說，在以往所寫的三部曲，他花上很多時間去了解平常人的生活，今次書寫獨裁者本身，「聚焦常人是非常重要，但最終我們必須承認，獨裁者擁有龐大權力，他們一個決定足以影響全部人」。是不是沒有人真心愛着獨裁者呢？大概什麼人都有，馮客承認無法得知歷史裏到底是否大部分人都擁護獨裁者，「歷史學者在一黨專政國家找到的證據很多都是碎片」，不過這些故事至少可以佐證當時並非人人都愛戴他們的領袖。
萬民高呼萬歲的景象，不是偶然的集體瘋狂。「書中所寫的八個獨裁者，都是其個人崇拜現象的建築師。」例如斯大林，馮客將他比喻為園丁，「他會修剪對他的崇拜，然後讓其在合適的季節欣欣向榮地成長」。像「斯大林主義」（Stalinism）這個詞的出現，就可見園丁小心翼翼的計算。早在一九三○年代初期，曾有支持者在晚宴上向斯大林提出不如將「列寧主義萬歲」換成「斯大林主義萬歲」，但斯大林拒絕了，直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憲法通過，「我們的憲法是馬列斯主義（Marxism-Leninism-Stalinism）」，自此「斯大林主義」開始頻繁出現。追溯至一九二○年代，斯大林將一九二四年的講課出版成《列寧主義基礎》一書，至一九三四年他各種著作賣出超過一千六百萬本，但「列寧主義」畢竟不是「斯大林主義」，於是斯大林在一九三五1935年主持出版The Short Course on the History of the All-Union Communist Party（中共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就有清楚主線寫明列寧與其追隨者斯大林，掃除一系列狡猾的反黨集團，成功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這部書的內容經過斯大林下令多番改動，到一九三八年九月才獲准面世，並被譯成六十七種語言廣傳。
3.互相學習的獨裁者
比起墨索里尼、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之下，發展出個人崇拜比較順理成章，信奉馬列主義的獨裁者就更難搞，「於是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要裝作不喜歡個人崇拜，是人民愛戴我，沒法子只好逼着露面」。無論他們口中信奉什麼主義，馮客認為，獨裁者都是對權力孜孜不倦地學習的學生，「墨索里尼便十分愛讀關於拿破侖的書，對奧古斯都帝國相當沉迷」。書中八名學生，誰最「出色」？他想了想，若說死法，羅馬尼亞的壽西斯古一九八九年在廁所被槍斃，斯大林一九五三年被發現倒卧在地上尿泊中，又好一些，「算是死於自然」。不過作為「好」學生，獨裁者更會互相學習，毛澤東怕會出現中國赫魯曉夫，赫在斯大林才死三年就來個「去斯大林化」，因此有了文化大革命來掃除他真實及想像中的敵人，現在毛澤東的畫像依然在北京懸掛着，遺體仍可瞻仰，「還要排隊」。這樣計起來，金日成以政權可以三代延續排首位，毛澤東就緊隨其後。
但北韓政權一代傳一代看來都較自然，中國的「繼承」倒來得有趣？「毛澤東出現在紙幣上、天安門廣場上，當然今天那一人，都像其他獨裁者般學習，在前人身上學習。」書裏每個獨裁者都有他的結局，「其他人的下場都知道了，可是這一個」，他沒點明所指，「最後結局，我們還不知道」。
集權只有一條路
在八個故事中，中國會是個特例嗎？他肯定地說：「沒有任何特例的。」由二十世紀到現在，有兩條路，他指出，第一個選擇是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你還記得孫逸仙提出的五院制嗎？就是台灣中華民國行的那套」，「那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亦會隨着社會愈來愈多元而更複雜，要慢慢地推行是件困難的事，我們都在為此努力，香港、歐洲、日本，還有世上很多地方，都不斷地嘗試建立一個更好的制度」。而另一條路是集權，「像朝鮮、中華人民共和國、俄羅斯，要把權力集中，說到尾選擇有限，只能鎮壓」。他認為獨裁者的相異之處在於程度，卻不分種類。
4. 活在幻象 亡於脫離真實
「Eternal vigilance is the price of liberty. （恒久警惕是自由的代價）」馮客將這句名言放在書的結語，他說在英美這些建立權力分立制度已久的國家，若評論特朗普與約翰遜是獨裁者，「我想，這是太過輕視『獨裁者』這個詞了。我並不是說喜歡這兩個人，但在真正的獨裁統治下，不會聽到批評領導人的聲音，這根本不會發生」。而在權力分立歷史沒那麼久遠的國家，「像德國，我們便見到一九三○年代發生的事。當然在香港的例子」，他接着解釋，「曾是英國殖民地，仍有一些極其重要的東西，如司法獨立，是權力分立的重要原則。所以在香港這樣的地方，還有其他地方，就要非常警惕」。
「為了維持權力分立、捍衛司法獨立，你可以去到幾盡？我無法回答。我的意思是，這到底要由每個人去決定。為保護權力制衡，你會做到幾盡？這很難說。香港的不幸在於權力有點不平衡，當我們說一國兩制，一邊是八百萬人，另一邊是十四億人，這是一條充滿挑戰的路」，他喃喃又說，「是充滿挑戰的路」。
還是回到歷史。人民的命運是否只能由獨裁者話事？他形容是貓捉老鼠的遊戲。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阻止公民社會發展、迫使宗教活動轉為地下、推大躍進，搞文革，但到一九七一年毛澤東還未死，文革仍在進行中，鄉下農民已開始做黑市生意、經營地下工廠，「從國家手上奪回十分基本的經濟自由」。而在互聯網時代，有人依然能翻牆，政權也可利用新科技作為加強宣傳單一意識形態的工具，就如納粹德國時的收音機、蘇聯時的電視。
獨裁者都很相似
「那是一個長久的遊戲（long-term game）。」獨裁者的崩解，是當幻象破滅時，像壽西斯古連自己都欺騙過去。「崩解的一刻在於一九八九年他發表演說時，人民開始大聲斥罵他，然後人們發現，原來旁邊的人與他有同樣的想法。」但壽西斯古卻驚訝萬分。獨裁的成功，在於踐踏一般人的尊嚴，打破所有人的連繫，只容許每個人與獨裁者相連，像文革的批鬥；但當獨裁者與現實完全脫節，人人都說謊，他活在幻象中，身邊誰都信不過，只能自己做決定，就會犯下大錯，亦是他走向末路的時候。
馮客說獨裁者都很相似，「沒有什麼中國特色模式，或納粹特色模式，或朝鮮特色現代化道路，他們全都是想將權力集中在一黨手中。當你十月一日看電視，就像回到一九八○年代、一九六○年代、一九四○年代，那些坦克、巡遊、那個人的肖像，其實沒有特別不同」。但他不會寫一本書列出成為獨裁者的法則，亦不能羅列如何對抗獨裁者的方法，「關鍵在他們的技巧（skill）」，斯大林善於操控人心，毛澤東則很懂得挑出兩個陣營互搏，「玩這個遊戲，必須非常策略性地思考（think very strategically）」。The cult of personality，因獨裁者個性不同，把戲也不同，所以他仔細去寫每人獲得和保住權力的過程。那人民也會發展出自身的一套來對抗？歷史學家答道「沒錯」，對這個小小結論表示認同。
文 // 曾曉玲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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