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被告都坦承他们想杀希特勒，海夫腾说，如果再给他机会，他还会尝试。他说，他知道自己将被吊死，但他并不会因此改变想法。
前言
二战爆发后，白俄贵族玛丽（“蜜丝”）和姐姐塔蒂阿娜前往德国柏林求职。
她先在德国广播电台工作，后转至外交部情报司上班，在那里与一群后来积极参与“七月密谋”的反纳粹核心人士共事。
流亡期间，蜜丝坚持撰写日记，逐日记录战时生活。
刺杀实施后，蜜丝和朋友们一开始得到的是令人振奋的消息：上校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近身引爆了一颗炸弹，希特勒被炸死了。
她们还为此兴奋地在屋里跳起舞来。后来才知道这原来是一个圈套，希特勒抛出假死的消息作为诱饵，包括施陶芬贝格伯爵在内，她的同事亚当·冯·特罗特、汉斯·贝恩德·冯·海夫腾，好友戈特弗里德、冯·海尔多夫伯爵都因此遇害。最终被凌虐致死。
这段日记是蜜丝对希特勒的恐怖反击的记录。
7 月 21 日，星期五
施陶芬贝格在拉斯滕堡的行刺计划一开始就不顺利。
希特勒的每日简报本来都在一间地下掩体内举行，但因为那时天气炎热，改在一间地上木屋内进行，结果炸弹爆炸时木屋的墙全往外坍，爆炸力量因此疏散不少。施陶芬贝格因为只有一只手，只能启动一枚炸弹（本来计划在他的公事包内放置两枚炸弹），因此爆炸威力本来就不大。
当施陶芬贝格离开房间去接听一通预先安排好的电话时，一位参谋发现了摆在希特勒弯身看地图的桌子底下的公事包，便将它移到一道厚重木台的另一边，等于替希特勒形成一道屏障。
12 : 42 ，传来一声巨响，木屋在一团火舌及烟幕中瓦解。施陶芬贝格及其高级副官海夫腾本来站在远处，和另一名密谋者——希特勒的通讯指挥官费尔吉贝尔将军聊天。
此时，他立刻跳进车里，一路编造理由穿过立即接获警报的岗哨站，抵达机场，然后从那里飞回柏林。
费尔吉贝尔当时的任务为：打电话到柏林，向奥尔布里希特上将报告希特勒的死讯；然后彻底切断拉斯滕堡与外界的通讯。但他却吃惊地看见，希特勒从破木堆里蹒跚走出来，虽然满身尘土，瘀伤累累，而且裤子撕裂多处，但显然还活得好好的。
费尔吉贝尔的时间有限，只能以保守的口气通知柏林，“刚才发生一桩可怕的悲剧……元首还活着……”然后通讯网就被党卫队接管了。
这时密谋的两项成功要件——希特勒的死亡，与掌握拉斯滕堡通讯网——都已宣告失败。而且，刺客身份也已暴露，全德国都已接到逮捕施陶芬贝格的电报。
● ● ●
下午 3 : 50 ，施陶芬贝格的飞机在一个偏远的军事机场降落，但他的司机却还没赶到。海夫腾打电话去班德勒街查询状况，奥尔布里希特问他希特勒死了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他才走过去要求弗罗姆上将准许启动“女武神”计划。
（编者注：“女武神”计划是纳粹德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制定的，政府存续计划的代号，其大致内容为赋予德国国土后备陆军在社会民生秩序崩溃时接管国家治安的权力。
作为接管纳粹政权计划的一部分，包含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上将、海宁·冯·特雷斯科夫少将与克劳斯·冯·史陶芬堡上校在内的纳粹德国陆军高阶军官修改了“女武神”计划的相关内容，计划在刺杀纳粹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后，解除亲卫队的武装，并逮捕纳粹高层人员。）
但弗罗姆立刻起了疑心，他打电话去拉斯滕堡，与凯特尔陆军元帅联络上，后者证实的确有人企图谋刺元首，但行动失败。就在这个时候，施陶芬贝格和海夫腾冲进房间，弗罗姆表示已不需要进行“女武神”计划，施陶芬贝格大怒，说凯特尔撒谎，希特勒已经死了，是他亲眼看见的，而且炸弹就是他亲自放的。而且现在取消计划为时已晚，“女武神”已经启动了。“是谁下的命令？”弗罗姆问。
“我们！”奥尔布里希特和施陶芬贝格回答。
弗罗姆气得脸发白，更畏惧自己前途不保，便下令施陶芬贝格举枪自尽，奥尔布里希特立刻取消“女武神”计划。结果却被这两个人缴了械，关进自己的房间里。
下午 5 : 30 ，已经不能走回头路了。陆军总部终于在比原定计划晚五个小时之后，开始对各个军事指挥部发出执行“女武神”计划的电报。这时又出了另一项差错：因为拉斯滕堡也列在原计划的通讯名单上，而且没有人想到要将它划掉，所以这时，希特勒竟是由密谋者本身那儿得知他们的计划内容。
一小时之后，全德国的广播频道便已发布叛乱者企图谋杀及失败的新闻，同时宣布了第一波的报复措施。
这时其他密谋关键人物陆续抵达班德勒街集合：贝克上将（密谋中未来的国家元首）、维茨勒本陆军元帅（预定接管陆军）、赫普纳将军（预定接替弗罗姆）、海尔多夫、戈特弗里德 · 俾斯麦，等等。很多人抵达之后又离开——有些人非常愤怒，所有人都感到惊慌，因为大家发
现情势愈来愈混乱，却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贝克与施陶芬贝格不断催促各指挥部遵循柏林的榜样，却没有结果。就连柏林本身亦后继乏力：克拉普尼兹学校的坦克车已开到又开走了；主要广播电台被占领之后又被弃守；警备营开始接管，政府机关却半途而废。
那天，待在柏林的纳粹资深领袖只有戈培尔一人，他等于拯救了希特勒。
当战功彪炳的警备营指挥官雷默抵达班德勒街时，叛乱行动已宣告结束。因为这时效忠希特勒的军官已接管陆军总部，释放了弗罗姆并逮捕密谋者。
贝克上将获准自尽，在两次尝试都失败之后，由一位士官了结。
奥尔布里希特及其参谋长默茨 · 冯 ·库伊尔恩海姆上校、施陶芬贝格与海夫腾则在接受临时军法审判之后，立刻被架入中庭，在一排车前灯照耀下遭枪决，行刑前，在拒捕过程中受重伤的施陶芬贝格竟然还奋力大呼：“神圣的德国万岁！”几具尸体起先埋在教堂内，隔天由希姆莱下令掘尸，剥除制服及勋章之后火化，骨灰撒在风中。
8月22日，星期二
一早，我抵达柏林，直接赶去好友玛莉亚·格斯多夫家中，她正在吃早餐。我问她最新情况，她惊讶地瞪着我说：“难道你不知道？亚当、海夫腾、海尔多夫、弗里茨·舒伦堡和其他很多人都被判死刑，上个星期五已经吊死了！”
我立刻打电话给我们的另一个朋友罗玛莉，她却什么都不肯讲，只说马上赶过来。玛莉亚说罗玛莉现在集中心力，想查出老舒伦堡伯爵的下落，因为他昨晚失踪了。
罗玛莉来了以后，我们坐在楼梯上，呆瞪着眼前的一片废墟。最近发生的事令她感觉瘫痪了似的。她并不相信亚当已经被吊死了，谣传他是刑期唯一往后延的人。
好友托尼·绍尔马去旁听审判，罗玛莉坐在他车里，等在法庭外面。他出来后放声痛哭：所有的被告都坦承他们想杀希特勒，海夫腾说，如果再给他机会，他还会尝试。他认为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是个诅咒，亦是罪恶的渊薮，将他的祖国逼上绝路——他们都将为德国的灭亡负责。法官弗赖斯勒问他，明不明白他所说的那番话是叛国重罪，海夫腾说，他知道自己将被吊死，但他并不会因此改变想法。
亚当说希特勒靠舞弊得到大权，很多人被迫宣誓对他效忠。他说他的确希望能够结束战争，并承认曾在国外与敌方代表会谈。海尔多夫表示，自从“斯大林格勒之役”后，他便希望希特勒下台，因为他替德国带来太大的危险。
托尼说他们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苍白，他不能确定他们是否真的受到酷刑，我却相信这是一定的，因为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亚当曾经告诉我，他打算否认一切，好等待出狱，重新再试。否则就是罪证确凿，他们都决定放弃了。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去办公室，上楼进法官里克特和亚历克斯·韦特的房间，没有别人在。亚历克斯说，他确信亚当还活着，因为他们和一位在行刑现场的警察有联络。其他的人都死了。海尔多夫是最后一个受刑的人，因为他们要让他看着其他人死。
据说他们并非被吊死，而是用屠夫用的挂肉勾吊着钢琴琴弦慢慢将犯人勒死的，而且为了延长他们的痛苦，还注射了强心剂。谣传行刑过程全被拍成影片，希特勒没事就拿出来在司令部里放映，独自暗笑。
亚当的妻子克拉瑞塔在得知他被捕的消息之后，赶赴柏林，希望能见到他，却苦无结果。盖世太保（编者注：纳粹德国时期的秘密警察）趁着她不在家，把他们的两个小女儿——一个两岁半、一个九个月大——带走。
亚当受审当天，韦特企图偷偷带她进法庭，不幸被一名打杂女佣发现，向党卫军警卫告发。但该名警卫竟然反过来想帮助克拉瑞塔混进法庭，可惜不成功。但她仍然对他表示谢意，他只喃喃说道：“我们都了解！”两天后，克拉瑞塔亦被逮捕。
● ● ●
我现在和罗玛莉一起住在托尼位于库达姆大街上的公寓里。公寓里有两个房间，除了两张沙发之外，几乎没有家具，再加上一个厨房和一间浴室。
平日，托尼在乡间的服勤单位和柏林城之间往返，他主要是想看住罗玛莉，因为他坚信下一个被捕的一定是她。晚上也不敢留我们俩单独在家。家里床单不够，不过天气热，也无所谓。
罗玛莉当然有危险：她几乎每天都去盖世太保总部打听内部消息。奥托·俾斯麦联络上负责管理戈特弗里德个人档案的盖世太保督察，他表示戈特弗里德的案子“非常严重”：元首不愿饶恕与“七月密谋”有关的任何人，已到了发狂的地步，每天都会打电话去盖世太保总部，想知道又有多少人被绞死了。
我曾经想过搬去波茨坦的布雷多府邸内住，戈特弗里德的姐姐汉娜虽然不在城内，但我却听说布雷多家三个女儿已遭到逮捕。
他们先带走小海夫腾的女朋友，19岁的菲利帕；然后打电话给20岁的亚历山德拉，叫她送毛毯去给妹妹，却乘机扣押了她；接着又打电话给第三个女儿黛安娜。黛安娜大胆地反问，叫她带床单被枕给全家人不是更干脆吗；他们回答说，的确如此！
唯一没受到骚扰的女儿是玛格丽特，她在一家医院里当医生。盖世太保总部不断传唤她去，每次他们一开始问问题，她便极不以为然地抗议说，还有满满一整间病房的伤患等着她去看顾。至于布雷多家的男孩，长子已在前线作战，其他的还太小。
8月23日，星期三
今天的报上刊载了极长一篇有关亚当·特罗特审判内容的报道，列出所有被告的名单，接着表示所有人都当场处决。
奇怪的是，新闻报道的日期极少与实际情况吻合，可能是想混淆仍在逃的反对人士的视听。这则新闻登出后，亚当办公室门上的名牌终于被拆了下来，换上别人的。他的车仍停在花园里，没人敢用，看起来已像一堆废铁。虽然西克斯博士已接获正式通知，说亚当已和其他人一起于18日问吊。亚历克斯·韦特却告诉我，他相信亚当仍然活着。
罗玛莉目前在进行另一项计划。一位现在住在戈林乡间别墅“卡琳宫”的纳粹空军上校，和她聊了一整夜。他认为他在将她改造成一名国家社会党员，她则设法说服他，如果让她去见戈林，一定大有好处。
戈林已躲着不露面好一段时间，甚至拒绝接见奥托·俾斯麦。显然他极害怕自己也被牵连进去。
梅勒妮·俾斯麦在狱中流产，现在住进波茨坦医院，但受到警卫监视。他们不准访客去看她，只准和护士交谈。
自从舒伦堡伯爵在上星期二失踪后，我们一直没有他的消息。星期一他曾经从阿德隆旅馆打电话给罗玛莉，说他刚去过希特勒的司令部。后来她跟他吃午餐，把一切经过情况全告诉他。他似乎对这些最新发展一无所知，显得非常震惊，尤其为亚当感到难过。
然后，他俩在施莱尔全权委员虎视眈眈的监视之下在旅馆大厅里一起踱方步，最后约好隔天再一起吃中餐。隔天，罗玛莉准时到达，伯爵却一直没有出现。她立刻打电话去威廉街，但他的职员都不知他的去向，而且也已开始担心，因为他们以为早上他会进办公室。我们都认为他已遭到逮捕，但被关在哪里呢？
格德勒在五天前被一名德国陆军妇女部队士兵认出来，经告发后遭到逮捕。当时他藏匿在波美拉尼亚一个村庄内。我们怀疑亚当之所以未被处决，就是因为他的缘故（他们一直密切合作），现在两人正接受交叉审讯。
如果当初亚当及时离开德国该有多好，而且，格德勒真的以为，躲在德国境内就行得通吗？当局悬赏100万马克捉拿他啊！
只要能救出亚当和戈特弗里德，我什么都愿意做——还有舒伦堡伯爵。我们不能一直被动地活着，等待刽子手的斧头落下来。
现在，就连密谋者的家人甚至朋友，都遭到逮捕，许多人开始害怕，即使提起涉案者的名字，都会吓得将目光移开。
为了达到目的，我想到一个新办法：我决定去试试戈培尔。罗玛莉也认为通过戈培尔或许有用，因为他还算聪明，或许他会意识到这一连串的屠杀是多么愚蠢。现在我还不知道该如何着手。我只认识一位跟戈培尔很熟的人，冯·德克森太太，但她一定马上就会猜出我的意图。
或许更好的办法是，假装我对拍电影有兴趣。我决定打电话给詹妮·尤戈，她是德国现在最红的女明星。
8月24日，星期四
早上，我打电话给詹妮·尤戈。她听到我坚持要立刻见她一面，语气开始紧张，说她正在巴贝斯堡内的环球制片摄影棚拍戏，如果我搭高架火车，她会派车去车站接我。
我在令人窒息的大热天里赶去，然后被一位留黄色长发、穿鲜艳衬衫的怪异年轻司机载到摄影棚。抵达时詹妮正在拍戏，一名年轻男子跪在她脚旁。紧紧抱住她的膝盖。幸好那个镜头没有拖太久，她很快便回更衣室换衣服，并把女仆支开，好跟我谈话，但我们仍然不敢放大声量。
我告诉她我非见到戈培尔不可，她必须替我安排一次面谈。她说如果真有必要，她当然会想办法，不过她已经跟他闹翻了，已有两年没见他。“怎么回事，难道是塔蒂阿娜或保罗·梅特涅有了麻烦？”
我说，“都不是。”她舒了一口气。
“是我上司。”我说，然后说明他已被判处死刑，但我们怀疑尚未行刑，所以必须赶快行动。毕竟戈培尔是当今最大的英雄——兵变就是他一手压下去的！我会对他说，德国禁不起损失这么多特别有才干、能报效国家的人才，等等。
詹妮一声不响听我把话说完，领我走进花园，然后她就爆发了：我的想法太疯狂！戈培尔是头猪，绝不会帮助任何人！任何人、事、物都不可能诱使他替那批人动一根小指头！海尔多夫被绞死之后，他甚至拒绝接见前者来请求暂缓处刑的儿子——而他们早年还常玩在一起。他甚至懒得告诉海尔多夫的儿子他父亲已经死了！
她说他是个残酷又邪恶的虐待狂，他对那些企图谋害希特勒的人深恶痛绝。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因为他天生就厌恶这批人所代表的东西，而且他是个躲在污水沟里的鼠辈。
我若引起他的注意，肯定会拖累全家，保罗一定会被逮捕，我自己的麻烦也永无终日。她恳求我立刻打消这个念头，又补充说，乌发电影公司内部充斥戈培尔的奸细，都想打探出演员之中有谁可能会叛国。
两天前公司内开政治会议，戈培尔走进大厅，赫然发现有人在他将站上去的红色讲台上，用粉笔写了两个大字“粪便”！但没有人敢上前去把它擦掉。詹妮自己的电话也被人装了窃听器，每次她一拿起听筒，就会听见“喀啦”一声。和我吻别时，她对我耳语说，如果有人问起我来访的目的，她会说我想拍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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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精疲力竭又丧气地回到城内，发现罗玛莉和托尼都在公寓内。罗玛莉已处在完全歇斯底里的状态中。以前我从来没看过她这个样子。
原来，今天下午警察来了。邻居抱怨我们窗子涂黑得不够彻底，虽然只为了这点芝麻小事，罗玛莉却崩溃了。
托尼还有更坏的消息：西线总司令冯·克卢格元帅已自杀，意味着密谋者都受到刑讯，有人供出了克卢格，否则本来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也有份。
罗玛莉歇斯底里的情况愈来愈严重。她说我们谁也逃不掉……他们会给你打针，使你丧失意志力，你就会全部招出来。她求我嫁给珀西·弗雷，立刻去瑞士。托尼这时也掺一脚，表示他随时都愿意带她去瑞士，因为他本来已打算这个周末逃走，不过他必须先去西里西亚拿些贵重物品。
托尼也开始替自己担心，有人举发他，曾在酒醉之后到军营餐厅里对着元首照片乱开枪。罗玛莉说除非他们先结婚，否则她绝不会跟他一起走，因为她父母会气疯掉。
虽然当时气氛如此恐怖，我却觉得她突然在乎起礼节来十分可笑。托尼立刻拒绝，说这件事以后再商量不迟。大家的情绪愈来愈激动，最后围坐餐桌旁泪眼相对。然后托尼跳起来开始踱步，说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压力。面对这些眼泪，他已下定决心，要溜之大吉。
我说随便他们想干嘛都可以，但我会留下来，而且我觉得罗玛莉也该留下来，一旦到了瑞士，她会和家人失去联络，必须熬到战争结束。这一点她绝对无法忍受，最后每个人都决定留下。
稍晚托尼走进我房间，告诉我亚当受审的全部细节。亚当看见他，却没有露出任何认出他的反应，只凝视他很长一段时间，接着便从腰部以上前后晃动。他没有打领带，胡子刮得很干净，脸色苍白。
托尼很仔细地察看过审判大厅，他的结论是，在那里绝对不可能强行救走任何一个人，就连大部分的“观众”都是便衣警察和职业杀手，而且全部配有武器。他没有等到宣判便离开了，因为他一开始就知道结果会是什么。
现在，每晚都有空袭，但托尼给我们一张通行证，可以过街去西门子办公大楼的掩蔽壕内躲避。他们的地窖很深，在里面极有安全感。
通常我们都会和值夜班的人一起熬夜，其中一位工人是个很好的法国人，我们常一起幻想着，战争结束后的巴黎将会多么的美好。
我们常一起幻想着，战争结束后的巴黎将会多么的美好。
8月25日，星期五
不论我去找谁，似乎所有的人都一个接一个地失踪了，真的是求告无门。
现在他们逮捕的人只是密谋者的点头之交，或是碰巧在同一间办公室上班的同事而已。
我想起克劳斯·B，虽然过去我一直避免跟他变得太熟，因为我从来不确定他的底细，可是现在，我决定，如果他真是我怀疑的那种人，也许只有他能帮我。
回城后，我找到一座还没坏的电话亭，打电话去他办公室，说我必须立刻见他一面，他叫我去动物园车站附近等他。我们沿着布达佩斯街走下去，经过被炸毁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我一五一十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他等我说完，停下来面带觉得好玩的微笑看着我说：“原来你怀疑我跟‘他们’是一伙的？”
“我希望你是，”我脱口而出，“因为这样或许你就可以帮忙了！”
他立刻一脸严肃，说他会尽量想办法去打听最新的状况，看看是否还来得及，并要我信任他。我们约好明天在伊甸旅馆的废墟外见面。
8月26日，星期六
今天我问施莱尔全权委员是否可以免我的职，因为我想参加红十字会，去当护士。万一我最后的两个朋友——法官里克特和亚历克斯·韦特也出了事，我就得独自面对这帮走狗。
我唯一的顾虑是，上级很可能视我这项决定为表明立场。施莱尔的回答令人丧气：他说西克斯博士绝不会让任何人自由决定他们的去留。我的结论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便是再生一场病。
下午下班后，我赶去伊甸旅馆，克劳斯·B腋下夹了个用报纸包的大包裹，他一言不发，领我走到动物园废墟里的一张长椅旁，等确定四下无人后，才告诉我，他已四处打听，但现在没有任何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能做任何事。
希特勒复仇的心如饥如渴，没有一个涉案的人能逃得过。而且每个人都如惊弓之鸟，就算稍具影响力，亦不敢轻举妄动，生怕引起怀疑。
他接着说，所有和密谋者有关系的人，现在都遭到监视，我的情况非常危险：一旦面对他们的刑讯方法，我很可能会招供，连累其他仍在逃的人，所以我必须不计任何代价，避免被捕。
这时他打开包裹的一个角落，露出一把小型轻机枪的枪管。
“如果他们来抓你，你千万不要犹豫，把他们全部射死，赶快逃。他们一定料想不到你会这么做，或许你逃得成……”
我忍不住笑了，“不，克劳斯。如果我真的走到那一步，最好还是别犯下谋杀罪，罪加一等……”他似乎非常失望。
和他道别后，我去波茨坦官邸拿我留下的东西，并找两位仆人谈话。他们告诉我，住在俾斯麦波美拉尼亚产业上的某人向当局告发梅勒妮，说她擦脚趾甲油，而且在床上吃早餐，她因此还成了“反社会分子”，使她的案情更加复杂。
他们说她现在非常虚弱，昨天在医院里第一次试着起床，结果晕厥过去，面朝下摔了一跤，跌断了下巴。当局准许她哥哥去看她，她只是不停地问：“他死了吗？”
回柏林后，我在格斯多夫家看见罗玛莉。
她说，今天守卫把戈特弗里德的脏衣服递给她时，她悄声问他：“亚当·冯·特罗特先生是不是还在这里？”他说：“呀！呀！他还在这里！”又说她也可以写张纸条给他，明天他会把回复交给她。
她写道：“需要我们送什么东西给你？爱你的蜜丝和罗玛莉。”她问那人亚当是不是在挨饿，他说不，俾斯麦伯爵跟他分享他的包裹。
如果我们能够确定那男人没有说谎，那该有多好！（编者注：事实上，亚当·冯·特罗特就在这一天在普罗增西监狱内被处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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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没有舒伦堡伯爵的消息，只知道编号100号以上的牢房里面，关的人犯仍有活下去的希望，99号以下的人犯都已判处死刑。戈特弗里德被关在184号，亚当被关在97号。据说他们都戴了铁链。
亚历克斯·韦特已救回亚当的小孩，现在都住在乡间，可是他太太克拉瑞塔仍在狱中。施陶芬贝格的小孩已改名，住在孤儿院里，但消息走漏，所以日后或许有希望再找到他们。
（编者注：密谋者的小孩总计有50名，有些还在襁褓中。纳粹最初计划将父母及较年长的兄姐都杀掉，让剩下的改名后寄养在党卫军家庭及学校内，教育他们成为纳粹党员。不知为何缘故，这个计划后来作废。
1944年10月，他们让其中一部分孩子回家，其他则藏在普通寄宿学校里。直到战争结束一段时间之后，所有的家庭才全部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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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戈特弗里德的侄女菲利帕·冯·布雷多也将被送上“人民法庭”受审。他们已逼她招供，她承认事前便从年轻的海夫腾那里得知企图暗杀希特勒的日期。
罗玛莉认为有些狱卒愿意接受贿赂，条件是必须带他们一起逃脱。她希望俾斯麦家族拿出传家的珍珠，我们自己也有一点贵重物品可以贡献。看来每位犯人都由六位狱卒看守。
即使我们成功地贿赂了所有的人，日后还得设法将三名犯人和18位狱卒偷偷送出国境。安·玛莉突然爆出一句挖苦话：“干脆在滕珀尔霍夫机场开一场鸡尾酒会，列队替他们送行算了！”我们的这番讨论都是在阿德隆楼上私人房间内进行的。
戈特弗里德·克拉姆从乡间回来，看见他我并不高兴：又得多替一个人担心。我们上一次见面便在7月20日，他也是亚当的朋友，所以至少说话不用忌讳。
现在他说：“我不要听他们现在的情况，我只想知道他们是否还有机会活下去、出狱，谁还没被抓起来？什么时候打算再试一次？如果他们有这个打算，我一定两肋插刀！”
世纪文景图书《柏林记忆：逃离悲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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