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伶伃
英國劍橋大學社會系博士候選人
2015年 9月 10日
對身處「轉型正義」時期的台灣，記憶的恢復往往著重在受難與傷口平複。然而，關於「誰是受難者？」這項提問卻始終懸而未解。
1927年，昭和2年，W出生於台灣新竹州。在那個年代，與所有台灣人無異，對應殖民者的「內地人」身份，W的身份為「本島人」。直到1945年二次大戰終結，W順利完成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商業學校學業。然 而，終戰並未促使台灣離開戰爭狀態。相反的，隨著尚未明朗的國際情勢以及中國內戰的爆發，台灣再一次地以「後勤基地」的角色被納入中國內戰的戰爭體制中。 而這一場戰爭，連帶地促使台灣因太平洋戰爭早已疲憊不堪的經濟實力，再一次地受到嚴峻挫敗。時局的更迭加深了個人的挫敗，W求職之路屢遭阻礙。
1947年，W見證了「二二八」的發生。同年夏日，他報名黃埔軍校在台灣的第一屆招生。或許我們難以想像，為何二二八的殘酷並未攔阻他報名軍校的念頭？W表示，原因別無其他：「生活要緊」。軍人待遇總較為穩定。
同 年秋日，W隨軍上了船，在四川待了兩年，接受軍校訓練。內戰期間，他人就在戰場周邊，卻未參與戰爭。隨著1949年國民政府的撤退，W隨軍回到台灣，並於 1950年於保安司令部擔任保防官一職。與此同時，因為「恐共」與「鞏固國民黨在台灣」的積極需求，所謂的「白色恐怖」在冷戰結構與美國的注視下，正式於 台灣社會內部展開長達近40年的政治鬥爭。而保安司令部正是此段政治鬥爭的主要場景之一。
參與謀變
從 後設角度而言，W似乎是相當「反骨」的人。在擔任保防官一職的同時，W參與軍中同期好友及民間友人共同籌謀的反抗計劃。他們企圖透過軍中叛變，一舉突破國 民黨政權的限制，進而主張台灣獨立。當計劃曝光，W被國民黨逮捕時，他的身份自所謂的「協力加害者」轉換為「受難者」。最後，一共有4位被告遭判刑，其中 以軍人身份被捕的W被以《懲治叛亂條例》判刑10年。 我於2011年認識當時已年屆84歲高齡的W。面對研究者與晚輩，W總是親切地接受一再的叨擾與請教。身處已走過30年政治轉型並以「和解」為目標的轉型 正義年代，W真正的難言之隱不是其包裹著一絲「加害者」身影的受難者身份，而是其尚未徹底除罪化的受難者身份。
台灣是一個特別的社會。關於 轉型正義與記憶工程，是由過往的加害者政權發起，也因此，這一條和解之路，設下的門坎比起過去看似成功的案例更難以跨越。根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 判案件補償條例》，所有要求不當審判補償的政治受難者皆須自行提出事實證據，證明過去沒有著手顛覆政府的意圖與事實。也就是說，任何受難者只要在白色恐怖 期間有顛覆政府的意圖與事實，將使「不當審判」獲得正當性。
難言「枷鎖」
在此法律門坎下，儘管台灣已發展了近15年的記憶工程，我們看見的受難者總是被限制在「無辜化」的定義下。隨之而來的悔悟文化，只對無辜的受難者道歉。至於那些有過抗爭念頭的人們，無論統獨左右，整個社會的態度總是略顯尷尬。
於 此，我們可以想像，W在回憶自身的「抗爭過往：總是小心翼翼。他不願意透露太多，即使我們隱隱領略到或許在判決書外，尚有未現身的」革命伙伴「。然而，只 要」受難者「的政治身份尚未獲得全面性的平反，白色恐怖的正當性未自基底被挑戰，「和解」便只能作用在「未曾有過顛覆意圖」的政治受難者身上。只有無辜的 受難者才是合格的受難者，其餘的，終究還是「國家的敵人」。
進入後冷戰已屆25年，我們總輕易將白色恐怖劃歸為冷戰結構下的一景。然而，冷 戰結構只是在意識形態與政治手段上提供了國民黨在台灣執行白色恐怖的政治基礎。回顧這一段歷史，並非僅僅只有共產主義者才是國家的敵人，只要對國民黨政權 造成威脅的人，都有可能被指認為政治上的敵人。白色恐怖觸及的政敵範疇早已超越傳統冷戰結構足以解釋的框架。
W曾這麼告訴我，對於他不肯公開提及的那些名字，是因為他必須保護他們一生。這是半世紀前他成為抗爭者後便對自己許下的承諾，而真正扣住這份難言之隱的「枷鎖」，或許並不是身為一個抗爭者的執念；而是即使在記憶過往的此刻，我們還在爭奪關於定義歷史與自身的權力。
（責編：李文）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9/150910_taiwan_political_victi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