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宇歌
前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客座研究員
2015年 5月 11日
本周，印度總理莫迪將訪中國。行前，
莫迪在新浪微博上開設帳號。至今，已有超過4萬中國網民關注莫迪。不過，許多中國網友的評論卻讓國際媒體吃驚。
面對中印關係，人們不得迴避的問題是：中印之間雖存在極大的經濟合作空間，為何兩國輿論常常相向以惡，摩擦不斷？兩國雖在一些重大國際議題如氣候談判、能源安全上分享同樣立場、也曾併肩作戰，中印互信為何久盼不至？兩千五百年前，古希臘哲學家修昔底德在記述著名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提出，國與國之間衝突的起源，不僅僅是理性的國家利益考量，非理性因素，如國家榮譽感和恐懼感，都是促成衝突不可或缺的誘因。
修昔底德認為，理性的利益考量本應是國際交往的主線。但在複雜的現實中，往往是非理性的恐懼與榮譽在左右著我們的判斷。
恐懼感
在印度眼中，中國已成為其恐懼感的主要來源之一。而這種恐懼雖具有一定的事實基礎，從很大程度上也源於中印之間多年的非良性互動。人們通常認為，印度對中國的恐懼首先源於中印領土爭端。於是，每當中印交往的重大時刻，領土爭端、邊境摩擦都會被國際媒體熱炒。但事實上，雙方政治家早在1950年代就已摸索了一條比較成型的邊境管控機制。
1962年戰後也較快形成了包括定期通報和磋商等較穩定的交流管控機制。觀察近年來多次攪動公眾神經的「邊境對峙」細節，並不足以對現已形成的機製造成威脅，雙方仍走在穩定解決邊境問題的道路之上。
但是，因「懸而未決」而時常引發的朝野輿論充滿挑撥與惡意，不斷加深著中印之間本已存在的信任赤字。正如前中國駐加爾各答領事毛四維所說：「雙邊關係的中心不時聚焦於喜馬拉雅山地的某一道崗或某一條溝，模糊了兩個東方大國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前景。」
「雙輸」局面
是什麼造成這種「雙輸」局面？ 筆者曾在印度外交、經濟、環境與能源事務相關的多個智庫和學術機構工作，切身感到，越是務實的群體，如經貿、氣候變化、能源開發等，就越對中國抱有好感、 也愈傾向於合作共贏。而越是關注言論的群體，如媒體評論、外交智囊等，就越習慣於誇大爭端事實、挑動負面情緒。而恰恰是這些「務虛者」在印度受教育階層扮 演著輿論引導者的角色，也在政策制定上穩站一席之地。那麼，為何印度媒體、智庫傾向於發表對中國充滿戒備的言論？筆者所接觸到的一些印度中 國問題學者，平日治學甚篤、對中國學生學者關愛有加，而一到公眾領域，便宏論「中國威脅」、避談「中印共贏」。這現象最初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多年對印度的 實地考察之後，才漸漸明白，印度精英階層對中國無時不刻的戒備警惕源自其深層恐懼。而這恐懼除了人所共知的一些兩國之間存在的現實障礙之外，還因為印度面 對中國時，其作為區域大國的榮譽感曾屢屢受挫。
眾所周知，在中國人眼中，印度是一個不被關注、甚至被輕視的國家。國人願時時把美國掛在心 頭，願混雜著憤怒與敬佩討論日本，願盡最大善意理解俄羅斯的種種出其不意，卻不太願正視印度作為重要鄰國和區域大國的正當存在。當印度朝野為著中國的風吹 草動比照自身時，中國輕蔑的嘲笑印度竟敢「與天公試比高」。
在印度緊鑼密鼓地全面研究中國之時，中國卻至今沒有投入足夠的國家和社會力量注目於這一全球大國的崛起，尚未把與印度各階層的良性互動切實納入戰略範疇。
大國榮譽感
中國對印度並非理性的忽視重挫了印度的大國榮譽感，進而加深著的印度對中國的恐懼。而一旦非理性因素開始主導兩國關係，理性的利益考量便很難達成。這也部分解釋了中印交往中，為何「雙輸」往往比「雙贏」更加普遍。恐懼、榮譽、利益這三個國際衝突的起源及其互動，為我們今天考察中印關係提供了有力的觀察視角。中印都應正視非理性因素對兩國關係的複雜影響。
作為中國，單純強調「互利」而忽略對方的內在情感，並不能幫助兩國走出非良性互動的怪圈。而印度也不該再讓非理性因素主導兩國交往。
（責編：歐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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