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蝸藤
柴靜震撼性的《穹頂之下》成為當下中國最熱門的話題。在中國這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即便作品再優秀，柴靜影響力再大，主題再吸引，但如此一部反思性的作品在短期內得到極大的傳播和熱烈的反響，如果說背後沒有得到官方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儘管如此，那絲毫不能影響柴靜本身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演講的精彩質量、以及作品本身的正義性。可以說，柴靜為廣大人民上了一堂深入的科普課，希望在這樣一部優秀的作品的影響下，更多的人能夠深入思考，我們到底應該追求怎麼樣的進步。我對柴靜和她的工作團隊表示極大的敬意。
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山寨大國，但是在環保政策這方面，她總是山寨最壞的榜樣。在多年前，就有人提出，中國式的發展是斷子絕孫的發展，是不能要的。而壓倒數量的外國環保專家也憂心忡忡地說，中國這樣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他們很不想中國重複西方先發展後治理的老路。但這些意見在當時是非常不入耳的。沒有什麼中國人認同為了環保而稍微減低一下發展速度是正確的。為了“發展“和“國家利益”，環保問題總是擺在最後一位，訂立的法規基本形同虛設。從柴靜的視頻中已經有大量的例子而不需再重複。
環保問題似乎是和每一個人都是息息相關的，但實際上沒有多少人願意為之付出代價。很多人都認為“別人”應該承擔環保的責任。給我印象深刻的是多年前的一個討論，有提議發展先進的東岸應該積極補貼給後進西部地區，換取他們不“開發”當地的自然資源（比如林木水電等）。西部的人認為發展是他們的正當權利，而東部的人則自私地認為，西部人本身要環保是“應該”的，要東部支付一定數量的金錢換來他們“什麼都不做“，是對東部的不公平。
儘管開始關注環保什麼時候都不會太遲，但我覺得，中國環保事業已經過了最佳的開始時機，它應該在發展一開始時就進行，而不是一種不公平的發展到了一半的時候，現在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程度。
一方面，發展是硬道理，GDP是首要任務，已經成為根深蒂固的理論和需要。這既是一個現實的問題：中國發展的步伐一旦降下來，除了會帶來無法預料的經濟問題外，還會帶來政治危機，更會為國家戰略的帶來危害。從經濟上說，轉型環保無可避免地拖緩了經濟發展的速度。嚴重耗能和高排產業所形成的巨大利益鏈，不但是先富党的紅利，也是無數底層人民生存的依賴。如同視頻所說，這些產業是“太大而不能倒”的。除了可能出現的失業帶來的社會不穩外，從政治來說，自從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沒落以來，一般認為中共統治的合理性來自兩方面，一是民族主義，二是發展速度。“中國夢”、民族復興和和一路一帶都是依靠高速增長來維持的。（中國一直嘲笑西方特別是歐洲的發展速度，但卻很少意識到歐洲的“慢速”發展很大程度是因為注重環保的原因。）
即便先富和中產階級（如柴靜）等接受了環保高於發展的理論，“未富”的人亦會質疑這種理論的自私，正如中國質疑西方要求中國減排一樣。
國際社會不斷呼籲中國應該積極承擔減少碳排量的國際義務。但和此對應的是中國代表解振華在歷次世界減排大會中二十年如一日地重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中國一方面把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環保壓力描述為“美國阻礙中國發展的陰謀”，另一方面又無論論點還是論據都打包全盤照搬美國右派的“氣候變化騙局論”。作為世界老二和世界最大碳排放國家的中國，一直堅持“發展中國家”的標簽，要求西方國家的“技術和資金轉讓”，和美國一起扯貓尾，互相推卸責任，實質就是心照不宣地共同抵制國際社會的環保壓力。（諷刺的是，解振華居然在《穹頂之下》最後露臉了，這時他又強調綠色能源和減少碳排放的重要了。）
於是，中國和西方國家，先是比“總排放量”，再是比“歷史排放量”，再是比“人均排放量”，再是比“單位GDP排放量”，再是比“歷史人均排放量”，以後無疑還會再比“歷史人均單位GDP排放量”。總之，如果中國不把西方國家的歷程在每一個可以比較的細節都不吃虧地走一次才算是心滿意足。
有國家這個榜樣，你很難責備那一部分認為發展高於環保的人的認識是錯的。
幸運的是，和其他環保問題相比，只要有決心，霧霾問題還不至於在科學上無法逆轉，比如APEC藍就是這樣。但同樣不利的是，在社會學上，牽涉的利益太多和太大，令它難以被根本扭轉。
from 黎蝸藤的歷史博客 http://dddnibelungen.blogspot.com/2015/03/blog-post.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