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Umbrella Man”
对于香港今天的政治危机，中国共产党只能怪罪于自己。自从1997年香港的主权从英国移交到中国后，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受着相当程度的自治和公 民自由。在过去的17年间，香港人民耐心地等待北京履行《基本法》所许诺的行政长官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 名后普选产生”。当2004年北京宣布香港还不具备在2007年实现行政长官普选和在2008年实现立法会普选的条件时，很多香港人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但 是人民心怀希望地等待2012年，最晚，2017年。
但是北京在八月份颁布的无限期推迟香港民主自治的决定，终于让香港人民爆发了。中国的统治者现在决定对“普选”进行伊朗式的解释——每个人都可以投 票，但是只能投给背后真正统治者挑选的候选人。香港人等来的不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而是“一个国家，一种专制”和越来越集中的经济权力和越来越萎缩 的媒体和学术自由。
香港这些年轻的抗议者不仅仅是担心经济前景，更多的是他们对香港的政治现状感到愤慨。很多人，比如说17岁的抗议领袖黄之峰，他们出生于香港移交主 权后，成长于一个繁荣、活跃和开放的社会中。在推特和短信的伴随下长大。他们不仅视民主自治是他们的天赋人权，也视其为宪法的承诺。很多老一代的香港人对 殖民统治仍有记忆，珍视公民自由和法治，但是越来越感到这些权利被来自北京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所侵犯。没人清楚到底有多少比例的香港人愿意放弃经济上的繁荣 来追求民主权利。但是街头几万的抗议者和他们的同情者认为北京的顽固是对香港未来的实质威胁。
这本来是一个可以避免的危机。在过去的几年中，对于如何实现“循序渐进”的民主的各种有创意的想法层出不穷。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本来可以和香港的温 和民主派进行谈判，逐渐拓宽行政长官候选人资质的范围，并且逐渐走向一个完全直选的立法会（现在70个议席中，30席是由指定商会或行业的“功能组别”产 生）。 政治妥协原本可以催生出被大众所广泛接受的耐心进步，但是香港得到不是谈判，也不是进步，而是伪装成民主的威权强制。
北京的顽固不仅仅是针对香港，也不仅仅是针对现在正在进行的抗议。这是一场和未来中国的斗争。习近平和他的同党们害怕，如果他们不坚持严密和集中的 政治控制，他们会遭遇和戈尔巴乔夫一样的命运。习近平试图发动党内清洗和反腐败（同时也清洗了他的政敌），但是排除了任何政治改革的可能，甚至连“普世价 值”，“言论自由”，“公民社会”’，“司法独立”这些概念的讨论都不被允许。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公民社会在缓慢的形成，同时带来的还有一个务实和思想独立的商业阶层。尽管受到审查，人们还是广泛地 通过社交媒体讨论社会议题。中产阶级通过旅行获得了接触民主思想和自由社会的机会。最“危险”的地方莫过于台湾和香港了。讽刺的是，在这个“十一”国庆长 假中（今年已是共产革命的第65个纪念日了），很多去香港旅游的中国人正在目睹非常不同类型的革命。
中国的领导人现在陷入了他们自己制造的陷阱中。如果他们像四分之一世纪前那样残酷镇压大规模抗议，他们会严重损害自己在国际上的合法性，毁灭任何进 一步发展台海关系的前景，破坏香港公民社会结构。如果他们做他们几个月前就应该做的——谈判——他们担心他们会看起来像是向公众压力投降了，进而会招致更 多的此种压力，尤其是在这个每天都有几百起抗议事件发生的国家里。因此，他们很可能会等待，寄希望于抗议浪潮的自行消退。同时，他们也会保留甩掉现任行政 长官梁振英这一选择，就像祭献羔羊一般。
如果抗议持续进行并得以扩大，中国的共产党统治者们会面对一个可怕的选择，他们可能会重复1989年的悲剧错误。但是，这已经不是25年前的中国 了。习近平已经无法再把一个新兴的公民社会完全消灭，就像克努特大帝无法命令潮水退去一样。但是, 至少克努特大帝知道他的权力是有限的。习近平似乎并不能意识到他权力的限度，这也是为什么他可能是中国最后的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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