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運動已經爆發一個月了,現在還沒有看到解決的途徑。佔中所牽涉的問題,不僅僅是佔中者和港府的,北京的態度更為重要。本文嘗試分析一下為什麼北京作出改變是有利的。
首先,香港的穩定符合中國的利益。儘管香港對內地城市的領先地位已經被大大縮小,北上廣的GDP甚至已經超越香港。但香港對中國的意義還是不可取代的。香港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邊陲小城,而是國際上公認的五個國際化城市之一,有成熟的和國際接軌的法治系統和開放的金融和經濟制度,其獨特的地位即便是上海也無法取代的。中聯辦主任高祀仁曾概括香港的三個優勢: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和橋樑,內地企業走向世界的大通道,內地經濟體制創新的重要藉鑒。這三項優勢至今仍存在,香港仍舊可以在中國改革開放種發揮關鍵作用。此外,香港700萬市民,也是同胞,也是中國政府所需要負責的對象。儘管佔中違反法治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僅僅把佔中視為一個普通的違法的行為,而不正視其背後的政治和社會因素,即便最後以大家期待的不流血的形式解決了佔中,而沒有從根源上去解決這個政治問題,只會導致越來越多的違法和越來越高的統治成本,導致香港的不穩定甚至衰落。這不但對香港不利,對整個中國也不利,也不符合政治的邏輯。
其次,信守承諾有利於建立中國的國際信用。陸港之間的關係由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所規定,而在自1984年以來,中央對港人亦有一系列的承諾。在肯定中央信守了不少承諾的同時,很多人認為中央對港人的民主承諾並沒有得到兌現。中央給出的普選方案被廣泛質疑是否一個真正的普選。這不是沒有原因的。承諾是否得到信守,也不應該由一方說了算,而是雙方都至少能夠大體上接受,甚至第三方的客觀評價也是有用的。應該承認,一些人堅持的公民提名並沒有在基本法的框架之中,但並不等於現行的方案就是唯一符合基本法的方案。 。
信守承諾對一個政府是極為重要的,特別是對像中國這樣決意成為負責任的大國來說更是如此。比如,中國要一國兩制統一台灣,如果台灣看到香港的例子,肯定難以信服。再如,中國要和平解決南海問題,如果無法讓國際社會相信中國的承諾是算數的,那麼肯定會增加南海問題的解決難度。
第三,錯誤的解讀會導致港獨派的興起。在中央對占中的擔憂,主要集中在港獨、顏色革命和外國勢力干預等國家安全上的問題。很多學者和評論家都分析過,這個觀點是過於誇大其辭的。如果這是一種真實的認識,而不僅僅是一種宣傳策略,那麼這種錯判會導致很危險的後果。
港獨並沒有歷史淵源,也缺乏現實支持;中國口中的大部分的“港獨勢力”,其實僅僅是反對派,而且大部分是一國兩制的支持者:泛民和占中三子等一直是“大中華膠”;即便新生代中很多是本土派的支持者,他們也不是港獨分子,而僅僅支持一國兩制規定下的高度自治權。對一國兩制,雙方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把這種不同理解直接視為港獨,則是一種擴大化和上綱上線的行為。至於被大公報所點名的三個“港獨組織”:在現實中根本沒有值得一提的影響力,甚至能否算得上政治團體也有疑問,他們甚至不是佔中運動的(重要)參與者。
即便反對派提出“真普選”,並不等於他們要選出港獨的人,他們絕大多數人所追求的,不過是一個他們認為是公平的製度;更不等於港獨的人能被選上當特首,因為中央一直強調愛國愛港的人是香港的大多數,甚至認為泛民中的大多數也是愛國的,既然如此,難以想像讓港獨分子當上特首。中央應該相信香港人的智慧。何況,中國在香港有駐軍,基本法也規定了中央對香港的主權,怎麼會這麼容易就港獨呢?
這種思路最為可怕的後果是把原先沒有港獨意識的人都推向港獨。港獨這個概念經媒體輿論放大後,在觀念上產生的影響力遠遠大於其實際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反而產生了和“遏制港獨”相反的後果:越批判它,就越炒起這個概念;越覺得它重要,它就真的變得重要;要去撲滅它,反而為它推波助瀾。如果中國一直像現在一樣把新生代和本土派當作港獨去打壓,難保不會把他們推向真正的港獨派一方。
在現在看來,港獨當然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中央要考慮一下,現在反對派的支持者大都是年輕人,而建制派都是大齡人士。年輕人會在隨後10年20年間成為香港的主流,而大齡人士也會漸漸老去而喪失政治能量。現時種下的矛盾,可能會被現在的年輕人一直延續到以後幾十年。這才是真正應該擔憂的地方。
因此,無論從哪方面考慮,中央都可以表現出自信和大度,在不損害中央權威的前提下,為政治解決表現出彈性。比如,可以考慮以人大常委為831絕大作出“說明”的形式,通過解釋第一項中“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為大幅度提高提委會委員選舉中的民主成分留下空間。
from 黎蝸藤的歷史博客 http://dddnibelungen.blogspot.com/2014/11/blog-pos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