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6 October 2014

公民抗命的正当性

叶鹏飞

香港“占领中环”行动提前爆发,且遍地开花,除了港岛的中环,金钟、铜锣湾乃至九龙的旺角,主要街道自上周末以来,均被十余万抗争的香港市民占据, 瘫痪路面交通。香港警察吸取了9月26日晚试图用催泪弹驱散民众,反而引发更大规模的人群上街声援的教训,连日低调维持基本治安。以年轻人居多的“占中” 市民,自律坚持非暴力行为,展现了中产阶级高度成熟的公民责任意识。但“占中”毕竟是妨碍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本质上更属于政治运动。如何避免事态升级, 进而化解危机,成为特区政府以及北京当局重大的挑战。
在有长期法治传统的香港,“占中”的巨大动员能量,反映了一贯奉公守法的港人,对于特首普选的强烈政治意愿。以违法的激进手段争取政治目的,在近代 政治有所谓“公民抗命”(或谓“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公民抗命”以公开、非暴力的方式,争取社会舆论的认同和支持,以便向政府表达诉求。参与者愿意接 受违法的后果,来凸显诉求的正义性同既有法律之间的矛盾,并谋求符合公义原则的改变。因此,它通常会表现为道德良心与权威之争。
近代“公民抗命”的源头,一般认为是美国作家索罗(Henry David Thoreau)1849年的短文《对抗民选政府》。索罗因为反对奴隶制度及美国侵略墨西哥,拒绝缴纳人头税而入狱。他认为发自个人良知的观点,未必不如 大多数人所票选出来的政府,政府所制定的法律,因此未必时时符合公义;如果难以两全,他主张服从自己的道德判断,因为服从不正义的法律,将让善良的人沦为 不公义的帮凶。领导印度和平抗争运动争取独立的圣雄甘地、领导美国黑人平权运动的马丁路德金,都读过索罗的文章。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入狱后所鼓吹的非暴力 抗争,也属于“公民抗命”行动。
可以说,索罗的“公民抗命”主张,与民主政治“少数服从多数”的原理相抵触。因此,香港市民采行“公民抗命”来追求民主政治,不可不谓是历史的吊诡。港人 在追求特首普选时,显然已经把实现“一人一票”的多数决目标,视同公平正义的绝对价值;可是,追求民主的目的,所使用的手段却是抵触民主原理的“公民抗 命”,其中的矛盾,颇值得玩味。当然,香港既有的政治制度安排,并不符合民主多数决的标准,由普选所产生的特首,确实更能代表香港民意;但是它究竟是否就 等同于实现公义,恐怕还有讨论的空间。
诚如索罗所质疑,多数民意不一定就是正确的。特首能否把香港治理好,让其安定繁荣,跟他是否是经由一人一票所选出,没有必然的关系。如果让香港安定繁荣, 市民能安居乐业,是港人追求的公义,特首普选未必具有等值的意义。这里并非否定港人追求特首普选的合理性,只是反省整个追求的过程,尤其是采取杀伤力强大 的“公民抗命”手段,同所要实现的正义是否相契合。进一步说,“公民抗命”固有其道德上的悲壮之美,但仍然不能轻易将其神圣化。
这里又延伸出另外一个问题,即港人对什么是公平正义的基本共识。对于以学生和年轻人为主的港人而言,掌握集体命运的自主权,以及由此所取得的政治尊严,远 胜于苟且营生;对于要供房贷、养妻小的普通市民,安居乐业、生活无忧,恐怕才是更高的价值。这其中的轻重,孰不容易评判。必须说,以中产阶级为主干的“公 民抗命”运动,十余万人自愿暂停正常过日子,以身试法,背后必然有强大的推动力,以及相当的勇气。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与此同时,要实现公平正义,光 靠勇气并不足够,还必须兼有政治取舍所需的知识。
英国道德哲学泰斗麦金太尔(Alisdair MacIntyre)在讨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时表示,由自由公民所组成的政治集体,一个好公民必须具备治人和治于人的知识与能力。这里的知 识指的不是客观的知识,而是实践的知识,近乎“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里的“智”——只有懂得履行公民义务的人,才会懂得正确地运用权力去统治人。公 民的这些知识及能力,也是有道德的人所应有的品质。观察历史上革命者在夺权后,反而背叛革命的理想,就不难理解“占领中环”行动的风险得失——参与者至今 所表现的理想性是动人的;但行动在手段与目标之间不易化解的内在冲突,同样值得参与者警惕。
“占中”行动是个非常复杂的政治现象,但可以归结为香港现有政治体制的失能,迫使众多民众采取正常渠道之外的表达方式。香港市民在“公民抗命”中所表现的 理性与克制,体现了让人钦佩的成熟法治精神,可是仍难掩既有政治进程的失败。作为一面镜子,它对“双城记”的另一主角新加坡,不无启示作用。2011年大 选后所谓的“新常态”,催生了更活跃的公民表达现象。芳林公园见证了争取同性恋平权、反对人口白皮书,乃至最近引发争议的追讨公积金集会,在在反映了民间 苏醒的公民意识。
不同的是,这些集会并不代表既有政治体制的失能。对于重大公共议题的不同意见,大致上还可以通过国会、媒体、社会论坛,甚至政府主办的对话会得到表达;国 人对正式的政治进程还是抱有信心。但这并不表示一切都将如常,万一发生政治共识破裂的重大事件,出现大规模集会抗争的情形,国人能否展现香港市民那样的理 性与克制,恐怕是在关注“占中”行动时,应当反躬自省的问题。
原载2014年10月5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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