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9 June 2013

问答洪博培:习奥会、黑客和2016大选

洪博培(Jon M. Huntsman Jr.)开辟了一条少见的政治道路。先是担任犹他州州长,之后中文流利的他又被奥巴马总统派为驻华大使,后又因反对奥巴马连任而辞职,2012年竞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没有成功。

自那时起,他一直在参与撰写一份关于网络黑客攻击的报告,将中国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知识产权盗窃策源地”。洪博培在纽约康莱德酒店(Conrad hotel)与来自《纽约时报》和CNBC的约翰·哈伍德(John Harwood)一起讨论奥巴马本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见、共和党(Republican Party)的前途以及2016年总统大选。

以下是由凯瑟琳·L·克赖德尔(Katherine L. Kreider)记录的谈话内容,经过缩减和编辑。

问:在担任大使期间,你在网络黑客攻击方面做过哪些努力,为什么这些努力没有奏效?

答:具体来说,我尝试去做,而且我认为从那时起一直在尝试的是,在中国找到一些最佳示范中心。我们的想法是,如果能在中国找到出色的执行范例,请出当地的官员、党领导以及作为这种模式一部分的地方国有企业,因这些努力赞美他们,让他们和美国企业见面,赞扬那种模范行为,然后这些模式将会得以扩展。这个过程很缓慢,而这也正是让人痛苦的地方。我们必须让中国加入,说服他们:如果他们真想要创造一个创新和创业性社会的话,那么解决黑客攻击问题其实从长远来说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

问:通过政府间的外交努力,这个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解决?

答:很有限。我们可以设置常规的红线、边界。每个国家都会假设,会有人窥伺它的国家安全目标。但是当中国远远超出了这些界限,问题就严重了。长远的行动是与正在中国出现的创业社会进行沟通。它们正在快速引起各界的关注。它们需要品牌,和让人尊敬的实体,它们想要走向全球,进入美国。

如果带着这种窃贼的形象和名声,就会在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他们自己也会遭到欺骗。20世纪80年代我在台湾,那时台湾违反我们知识产权的情况很严重。后来他们创建了首个科技工业园,让本地的创业者进行革新,创造新东西,于是他们开始把这事当作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因为这影响到了他们。

问:中国领导人换届了,但美国人还没有真正注意到各任领导人的不同。你认为习近平有何不同?

答:习近平是个太子党,他父亲曾是副总理。他曾在一些大省担任省长,如果单独从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来看,这些省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要大。他对经济总体十分了解,懂得投资和贸易,以及怎么才能让市场有效运转。他很有经验、自信。

他的目标将是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党是中国社会一切要务的中心,但同时,他也不得不放松对一些事情的控制。他需要推进法制,扩大公民社会,提升对投资、贸易和商业的信心。他必须理清互联网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你不能一边封锁了互联网,一边还希望从长远上把中国变成一个创新、繁荣的国家。

问:给奥巴马在和中国人打交道方面打个分吧。

答:像多数在此阶段的总统一样,我们还没有看到他全部的表现。我观察了他如何行事,而且,从他在努力理解这个问题,以及同胡锦涛和习近平建立关系上来看,我觉得他是一位很可靠的总统,我认为他很重视与中国领导人建立良好关系。他优先要考虑的事情可能和其他人略有不同,但他正在倾尽全力。这里边有个有意思的地方,美中关系的发展节奏实现了近年来的首次同步。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第五代领导人上台了,而在美国,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可能。

总统需要建立一个首脑之间的对话。我们从未真正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开始和习近平建立一个新的议程,重新安排事情的轻重缓急,在这个议程当中,像网络问题这样的极有可能排在前三或前四位。

问:数年来,美国的政界人士一直在说货币的问题,现在,网络问题比货币问题更重要吗?

答:货币问题一直是暂时性的、转瞬即逝的问题,因为如果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人民币每年升值3%。他们必定会出于自身的考虑去达到某一个点,因此这是一个没有太大意义的讨论。但网络问题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它的价值很高,而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却正处于失利地位。我猜,它会作为首要的经济问题而被融入对话中。

问:史密斯菲尔德火腿(Smithfield Hams)被一家中国肉制品巨头买走了,美国人需要为此感到担忧吗?

答:我们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当你着眼于中国在美国的总投资时,相比整个经济基础,这一比例很小。对他们而言,问题的敏感之处是,美国会接受它的投资吗,或者美国会做出像20年前应对日本投资时的反应吗,这可能会导致美中整个经济关系瓦解。他们依然认为美国是世界范围内最优质的市场。我们占世界GDP的25%,我们很安全,我们的前景可以预测。

但是,事情还有另一面:他们也必须要改进自己的行为,不论是知识产权盗窃、市场准入,还是更加透明的公司治理。在作为实体进入美国市场时,他们必须看上去有很大不同,而这是一件好事。我们要去评估负面风险,但也不要忘记它有利的一面。

提高这些标准的唯一方法就是融入市场。你会被迫去竞争,你会被迫去遵守新标准,要不然你的业务就会下滑。凭我对中国的了解,他们的愿望将是从质量、附加值和全球竞争力上更上一个台阶。

因此,随着他们努力与世界沟通,全面提高他们在贸易和商务领域的标准,这将只是这种更长期发展的一部分。如果你阻止这个或那个国家商品的进入,你就会陷入几代人之前出现的那种斯姆特-霍利关税(Smoot-Hawley tariff)困局,我们都知道随后发生了怎样的灾难。

问:目前来看,在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处理上,哪些措施是奏效的,哪些不是?

答:首先,中美之间的贸易额高达5000亿美元(约合3万亿元人民币)。而40年前,这一数字为零。两国关系的发展要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关系都更远、更快。现在我们有20万名中国学生在这里——从留学美国的学生人数上,中国刚刚超过了印度。他们的下一代在我们的学校学习,与美国人交往,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价值观。然后他们把这些带回家——这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今天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上的合作——不论多么缓慢与艰难——都比过去要进步得多,因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我们的利益越来越一致。

两国之间的信任还不足以我们深入到一些具体层面展开讨论,例如,探讨如果在朝鲜半岛北部出现一个陷入瘫痪的民族国家时,应如何进行应急处置。如何处理核问题?如何处理难民问题?如何协调指挥与控制?针对这些问题都还没有一条清楚的路线图,在我来看,这应该让政策制定者无法安睡才对。我在北京时就是这样的。

我并不担心针锋相对的冲突,那太夸张了。他们所担心的和我们所担心的是一样的,那就是朝鲜半岛因一位疯狂的领导人而崩溃,这将在一个占世界GDP近20%的地区释放不确定性。

问:你将如何决定是否再次竞选总统?

答:我认为这一轮竞选的结果将由理念决定,而不是个性。选民们想要听到能推动这个国家前进的一些想法。如果那些想法能让一些人脱颖而出,成为候选人,那么我想事情可能就会这样进行下去。今后两年我们真正将目睹事情的发展。我愿意,也准备好了为这个国家服务。但成败是由想法决定的。如果早早地就发现人们真的不是很喜欢你的想法,那为什么还要继续浪费时间?

新千年一代是很聪明的一代人。他们明白我们都在处理什么样的重大问题。我想,他们知道,团结、赢得更多人是共和党人长久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让我们拭目以待2016年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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