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法國使臣羅傑斯對清帝說：“你們太監制度將健康人變成殘疾，很不人道。”還沒等皇帝答，貼身太監姚勳搶嘴道：“這是陛下恩賜，奴才心甘情願，怎可詆毀我大清國律，干涉我大清內政？”這是最討主子歡心的奴才，恩寵自然不斷。
對於統治者，姚公公是“愛國人士”的千古典範。對於位極閹臣的姚公公來說，自己反正已去了勢，如果太監制度被取消，自己只會成為徹底的廢人，出宮後再不能頣指氣使，狐假虎威，故雖為殘酷制度的受害人，他實已成為旣得利益者，所以肯定是要竭力維護的。至於這個制度會殘害更多更多人，那是他不會憐惜的，因為那些受害者都會成為他的下屬。也就是說，維持那個邪惡制度，對旣得利益者是百利而無一害的。所以旣得利益者當然也樂於維護原有制度的合理性。為了維護權力的合理、合法性，統治者不惜禁絕異議、大興文字獄、歪曲歷史、混淆是非。
今年的靑年節，港澳都有舉行“五四升旗禮”，香港的一些中、小學生在接受電視採訪時被問及“五四精神是甚麼？”時，回答居然是“尊重、包容”。筆者才知道，現在港澳當局居然對五四精神下此定義！
“五四運動”學生遊行事件起因是列強在巴黎和會肆意踐踏中國主權，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當時最著名的口號是“外爭主權，內除國賊”。而廣義上的“五四運動”指的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後，中國知識界和靑年學生反思中國傳統文化，追隨“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與“賽先生”（science，科學），探索強國之路的新文化運動的繼續和發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領袖胡適有名言曰：“爭取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取國家的權利；爭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從來不是一幫奴才建成的。”
如果當年五四運動主張的是“尊重、包容”，那些上街爭取民主、在《新靑年》痛陳國弊的人，是否就該尊重列強的決定，包容政府的獨裁和無能？其實“尊重、包容”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所痛斥的“不爭氣”的懦弱奴性。
當雙方處於平等地位的情況下，“尊重、包容”本是很好的態度，但面對強權和非公義的暴政，那就是徹頭徹尾的懦弱、媚權和助紂為虐了。
平心而論，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張和行動並不都是上好的，但硬要把“尊重、包容”兩頂奴才順民的高帽戴在以“破舊立新”而著稱的五四精神上，實在是不倫不類，其急於媚上的用心也太是張狂。
凡有識之士，倘不想自己的子孫後代成為未來的姚勳之流，應把眞正的歷史向下一代講述清楚，以解穢史之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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