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出于对自身社会的失望或期待，大陆始终有许多人推崇蒋经国在台湾民主化的贡献。这些观点文章不是忽视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党外运动的镇压，就是即使认识到那些威权统治，但认为他在80年代中期“忽然”良心发现做出伟大决定。
2013年4月9日经济观察报上舒彤先生《蒋经国晚年的“宁静起步”》一文，基本就保持着这个观点，去理解蒋经国和台湾的“宁静革命”，但遗憾的是，文章是去历史化的。
作者界定“宁静革命”的起步是蒋经国在1987年宣布解严，1988年宣布废除党禁、报禁。这可能是个误解。“宁静革命”的原意是指相对于其他政治转型经验，台湾在整个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几乎没有暴力和流血——除了极少数案例，如“王幸男炸弹案”，或者“林宅血案”——这包括了朝野双方的自我约束。所以“宁静革命”必须被看做一个更漫长的过程，而非是蒋经国开启的。
而当作者提出正确的问题——“蒋经国的改革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的”之后，接下来的讨论却几乎没有论及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党外民主运动对国民党政权产生的压力，以致于做出这样的判断：对蒋经国晚年来说，维持戒严是最容易的选择，但他做出最不容易的选择——告别旧制度。
但事实却可能刚好相反，蒋经国在1986年前后做出的最合理的、成本最小的选择，就是进行政治改革。用政治学的语言来说，威权统治者面对民间要求改革的压力，会考量“镇压成本”和“容忍成本”的相对大小，一旦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让统治者无法忽视，甚至镇压也很难维系其政权时，亦即当容忍成本小于镇压成本，统治者当然会容忍反对力量，放弃镇压，实行改革来维持政权延续，而这正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台湾的状况。
让我们回到历史。
要分析蒋经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政治改革，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历史事实：不过是在几年前的1979年，“美丽岛事件”，国民党政权逮捕大部分党外运动精英，将其中8人施以军法审判。很明显，这是面对越来越壮大的党外民主运动，蒋经国要一网打尽。
然而，统治者没有料到的是，“美丽岛事件”并不能压制住70年代开始崛起的人民声音。当80年代的幕布拉起，更多的社会力量和异议声音开始吶喊。
首先，在1980年底举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党外势力取得良好战果，整体得票率比70年代更高，约为三成。尤其，几位美丽岛受刑人的家属出来参选“讨公道”，都高票当选。次年，美丽岛大审的律师辩护团多人参选市议员，如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也都高票当选。“美丽岛世代”虽然入狱，但“律师世代”和更多年轻人投入民主运动，代表党外已经重整出发，并确立了约三成的民意基础，让国民党无法忽视。
党外运动尤其更进一步组织化。1982年9月，再度提出竞选共同政见；1983年，不同派别分别成立“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同时，1983年“立委”选举得票率为29.3%，高于1980年的27.9%。1985年，两派共同成立“1985年党外选举后援会”。这已经是1986年9月正式组党的先声了。
除了政治组织，上世纪80年代台湾也有更多的“党外杂志”出现。这些杂志报导政治黑幕、社会不公，激烈批评政府，因此也屡屡遭到查禁。但总是会有新杂志前仆后继地出现。政治之外，由于政治空间扩大，80年代也出现各种社会运动和街头抗议，尤其从1983年开始剧增：环保、劳工、消费者、原住民、学生运动等等。据统计，从1983年到1986年，有三千件街头抗议事件。
民间压力之外，国民党机器也开始逐渐损坏。首先，从80年代初开始，蒋经国的健康就不断恶化。其次，国民党的统治也发生一连串危机，如1984年的“江南案”引起美国高度不满，并对台施压，以及1985年的金融丑闻“十信事件”（作者注：导致财政部长下台）。更不要说蒋经国个人身体健康的严重恶化。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给予国民党的压力。虽然台湾当局和美国在1978年断交，但是台湾当局仍然需要美国的政治支持；而八十年代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年代，也给予台湾需要进一步革新的压力，来持续强化作为“自由中国”的国际形象。
当然，蒋经国并非党内最保守的力量。他确实希望透过小部份改革来维持国民党的权力，而不像党内其他元老如黄少谷、严家淦或军方的保守势力。如在70年代初，他知道国民党政权开始面临危机，所以拔擢本省籍精英、推动“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来获取政权的新正当性，但这并不能满足社会期待，所以出现“美丽岛事件”。而社会对民主的呼声在80年代越来越强大时，他才开始认识到必须透过更大幅度的改革来维系政权。
1986年国民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政治革新，并容忍民进党组党。在民进党在圆山大饭店成立后的半小时，警备总部对蒋经国提出逮捕名单，蒋经国回答说，“抓人不能解决问题”。这一年，他也说出“我也是台湾人”。次年，他废除长达将近四十年的戒严令，进行部分自由化改革──但仍然没开放更大幅度的国会改选，因为他要确保对政权的掌握。
可以说，蒋经国是一个看到民主化压力，知道无法逆势而为的聪明统治者。当然，这个“识时务”是区别他和其他专制者的重要差别。
我当然知道，大陆作者对蒋经国的过度肯定是因为另有期待，而非单纯地只是分析台湾历史。然而，如果没认识到统治者推动改革的真正原因，只是一厢情愿地期待改革者出现，恐怕只是徒劳的等待。
【编辑按】
本文系作者回应舒彤先生《蒋经国晚年的“宁静起步”》（注：点击查看舒彤先生原文）一文；本文不少段落节选自作者新书《时代正在改变：民主、市场与文化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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