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1957年5月生于北京，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知名作家、记者，《炎黄春秋》杂志法人代表。
十八大之后，如何看待中国的形势，未来将走向何方，大概是中国知识分子最热门的讨论话题。有多种意见。在知识分子当中占优势的观点偏向悲观，他们的判断是：官方说政治体制改革，但并不真想搞政治体制改革，因此，革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五年看改，十年看埋。王歧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似乎表明，统治集团也担心法国大革命重演。究竟怎么看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分析方法不一样，信息也不一样。我介绍自己的看法，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我的核心观点是，革命形势并不存在，但危机始终存在。如果把危机分作五级，法国大革命或其他导致政权被民众推翻的革命属于一级危机，六四式的中心城市蔓延到全国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危机属于二级，重要省会城市的危机属于三级，县市一级的危机例如瓮安事件是四级危机，那么，中国最常见的是乡镇和村庄范围的五级危机，每年都有许多。这个分类依据的是块块，许多危机发生在条条里，如出租车行业，复员军人，但维稳的责任还在块块。
这些危机，其制度改革的价值和意义，可以由知识分子阐释提升，再通过网络传播，媒体强化，调动起大众甚至体制内某些权力的参与。一旦处理不慎，例如乌坎事件，就可能从五级升到四级。南周事件大概可以算做四级危机。四五级危机还有可能升到三级。在目前的形势和维稳体制之下，六四那种二级危机重演的可能性不高。
下边说说这个观点是怎么得来的。
我们先把中国的局势看作一盘棋，看看棋盘上的行动者的利益和动向，再推测他们的互动和未来走势。对这样一局棋，国际上的研究者通常称为后极权主义社会，但中国的后极权与变革之前的中东欧有一个重大不同，就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育多年，出现了许多新的行动者，例如民营企业老板——资产阶级和他们雇佣的无产阶级，还有庞大的个体小农。在这个棋盘上的主要行动者，至少应该注意七个。
一，官。二，农民。三，工人。四，国营企业老板。五，民营企业老板，资产阶级。六，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七，学生。
每一个主体都可以继续分，而且有多种分法。例如，官可以分为中央和地方，还可以分为立法执法和行政，还有老人和新人。工人可以分为城市工人和农民工，农民工还有第一代和第二代。官方内部有分歧，民间也有大量分歧，但是，中国的核心博弈是官民博弈，
这盘棋所处的国际环境是：整体经济不景气，中国经济还在快速发展，去年GDP是51.9万亿人民币，已经世界第二，正在走向第一。但民主宪政的稳定性和优越性依然明显。自苏联解体后，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出现有竞争能力的替代者。
（2013年的GDP数值：美国15.8万亿美元，中国8.3万亿，日本5.3万亿，德国3.4万亿）
我们看看棋盘上主要行动者的利益和意图。总体来说，商量的，处于契约关系之中的，没有被剥夺感的，就是稳定的。处于强制关系之中的，有被剥夺感的，就是危机的发源地。
一，官。中国的统治集团。他们的公开承诺是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主要还是经济发展。发展的主要措施是深化改革。深化改革都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究竟会不会主动搞政治体制改革，通常要在三中全会见分晓，但是，最近的一些讲话表明，政治体制不打算改。
中国具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的官僚集团，经验丰富，善于学习，掌握着每年11.7万亿的财政收入（今年12.9万亿人民币），垄断着金融、能源、交通、电信领域的世界级大公司，垄断了医疗、教育和传媒行业，控制着全国的土地和矿产资源。目前，至少在表面上也是团结一致的。
如果政治体制不改，权力不受制约，权力还会继续扩张，侵犯其他社会集团的权利。这是过去十几年的基本发展趋势。权力越来越值钱，腐败越来越严重。
但是，即使是这个优势群体，内部也普遍存在不满。地方上的公务员，如《中县调查》所说，晋升道路被权势家族和买官者占据，买官，拉关系，对不这么做的人来说，就会有被剥夺的感觉。不满可造就遍地宋江。
此外，人大、法院之类的条条，也有被剥夺感，被压制，不公平。
在最高层，从重庆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对常委位置的竞争中，我们也能感觉到压制和不满的存在。这次最高权力交接出了很多危机，温家宝再次提到了路线斗争。尽管最后成功交接，但最高权力传承规则并没有让竞争者服气。
如果发展不如前十年平稳顺畅，分歧会更大，路线斗争会更加激烈，摆平也更不容易，解决问题的规则也更加重要。没有公平的规则，就会有被剥夺的感觉。
二，农民。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免税，种粮补贴。医疗和养老保障的水平低，但是建立起来了。农民提出的要求基本都满足了。从契约论的角度看，政府对农民没有明显的剥夺和压制。当然，强行低价征地是严重的剥夺，但比例不高，不足十分之一。这部分一直是五级危机爆发点，在找到合理解决问题的办法之前仍然是。
三，工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随后群体事件大幅度下降。工资迅速提高。从契约论的角度看，基本没有剥夺和压制问题。九十年代的下岗问题已经通过建立社保体系基本解决。
农民工2.6亿，第一代农民工高度满意，感觉社会对他们是公平的。第二代我不熟悉，但他们未来难以回乡，房价太高，又很难进入城市，在工资连年提高时不会有大问题，一旦经济减速，失业增加，这是非常不稳定的群体。他们前途不明，有模糊的剥夺感，但是，似乎还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经济要求。
四，国营企业老板。继续借助行政权力维持垄断，并且扩张垄断地盘，自己借用各种复杂的手段，把国有资产合法转入自己的腰包。小型企业已经基本转化为私营企业了，大型企业，据说还有40万亿可捞。他们是限制甚至剥夺别人权利的强势群体，一旦实现民主宪政，垄断地位可能不保。
五，民营企业老板。他们发财了，是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
但是他们普遍不满，交易成本越来越高，与官员勾结，但说他们吃相难看，通过移民追求安全。中小企业严重不满，税重，费多，各地敲诈勒索。国企侵占，垄断，机会越来越少。面对官员和垄断国企，他们有明显的被剥夺感。但是不敢组织反抗，一查税就死。软弱动摇，联想老板柳传志说，我始终软弱，从不动摇。
惹不起躲得起。他们个人选择的办法，移民的办法，缓解了压力，提供了替代办法，减少了正面对抗。
（数据：2012年民营企业1000多万户。投资者2000多万人，注册资本金超过31万亿，就业率80%以上。占GDP超过60%，国有企业税收占30%多，民营企业税收占60%多，投资主体主要靠民营企业。保育钧向记者介绍，从2010年开始，投资主体在全社会投资中所占份额发生重大变化。2011年民间投资第一次突破50%，2012年民间投资占62%以上，今后每年增长估计70~80%是民间投资。另外还有个体户3900多万）
六，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传媒知识分子几乎都是自由主义者，呼吁民主宪政。新左派影响甚小。毛左敢说，声音大，势力似乎不小，但讲不出道理来，只能在情绪方面影响底层民众。无论左右，只要是传媒、教育和法律领域的知识分子，在职业相关的自由方面都感受到明显的压制和剥夺，他们大概是中国社会最不满的群体。他们也比较了解世界上的情况，对民主宪政有更多的认可。
除了争取自身权利之外，在各级危机中，他们与官方大事化小的策略相反，通过各种传播手段扩大危机的影响，提高危机的制度意义，动员更多人群的参与，被看作麻烦制造者。
政府通过课题费拉拢了许多知识分子，与政府合作利益巨大，这是非强制性的诱导。很多人与政府属于这种关系。
七，学生。虽然中国有学生运动的传统，但六四之后受到严密控制，一直平静。每年有六百万人毕业，就业机会很不平等，要拼爹。如果经济不佳，就业困难，平等机会被剥夺的感觉就可能强化，爆发，喊出平等的口号。
以上各个民众群体，还有共同的不满。一对贪污腐败不满，二对假话空话和道德沦丧不满，三对两极分化不满，这三种不满的来源主要是官场，于是中国社会普遍弥漫着仇官情绪，官民对立。事实上，按照中国刑法的起诉标准，有一种来自专业人士的估计说，贪官污吏的比例高达各级干部的80%。
官民双方也有共同的不满。对贪污腐败和道德沦丧的不满是共同的，对环境污染的不满更是共同的，还有，无论官民，都缺乏安全感，都认为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不能得到保障，所以王立军要跑到美国领事馆里。正是由于自由和权利不受尊重，无论是官是民，普遍感觉缺乏尊严。
上述不满，都有公共产品提供不足，质量差，价格高的性质。一旦发生动荡，抗议，经过知识分子的意义阐释，很容易指向政府，指向制度缺陷，要求改变制度，要求民主宪政。
根据对棋盘上各个行动者的利益和动向的分析，可以作出一些判断和推测：
一，无革命的迹象。除了传媒方面的知识分子之外，没有重大的群体感觉到严重剥夺。对农民的强制征地，对民营老板的税费和敲诈，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不公平，公务员升迁的不公平，其比重和强度都不足以引发三级以上的危机。在维稳体制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尤其如此。
二，但是不满普遍存在，四五级危机随时可能发生，在知识分子的阐释和网络传播的帮助下，提升到三级也有可能。
三，按照惯例，一旦发生危机，从小型到中型的让步是可以期待的。官方的策略是提前介入，把危机消灭于萌芽状态。但是，一旦危机出现，又会迅速做出让步，尽快平息事件，降低政治制度方面的意义。例如乌坎，南周，孙志刚案件，还有什坊、大连、厦门。如此积累下来，我们也会看到缓慢的进步，当然这也是可逆的。
让步积累多了，也可构成一次中级让步。未来十年可能出现诸多的三四级让步。孙志刚案件导致的取消收容审查制度，取消劳动教养制度，取消新闻事先审查制度，取消农业税和特产税，已经属于高级别的制度性让步。土地制度的让步，税收制度的让步，独立司法制度的让步，甚至违宪审查制度方面的让步，都是可以期待的。
如果处理不当，出现三级危机，如四五运动或四川保路运动那样的级别，政治体制改革就可能启动。如果出现二级动荡，大让步甚至启动政改几乎是必然的。
四，经济增速下行是难以避免的。未来三年会下一个台阶，四五年后可能再下一个台阶。经济下行，财政收入会有更大幅度的下行。但是社保体系已经建立，开支是刚性的。如果财政出现危机，福利支付困难，民众向政府要福利，就可能出现四级以上的危机。如果通过印票子解决财政危机，通货膨胀加剧，出现三级甚至二级危机的概率将大大提高。或者税收加重，失业增加，三级甚至二级动荡出现的概率也将大幅度提高。总之，经济下行，财政危机将把工人和农民推入不满的阵营。
财政危机将导致维稳成本难以承受，维稳能力下降，危机升级的可能性增加。
如果在某件大事上应对出现大错，引爆危机，那么，随时可能引发政治体制的危机。
五，如果政治体制改革迟缓，权力不受制约，扩张还可能继续，贪污腐败，垄断寻租，各种变相的抢劫，官场人员的扩张，都会导致“抢劫率”逐步提高，引发不满和危机的概率也会随之提高。治标很难控制腐败的蔓延。
六，各种危机造成的问题主要是高层内部分裂。在三级以上的危机出现的时候，内部分裂的可能性迅速增大。中国有路线斗争的传统。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要下台，要丧失权威，替代者会出现，路线斗争于是伴随着人事斗争，还可能转化为规则制度的斗争，寻求大家共同认可的解决问题的规则，这就是民主宪政上路的时机。
在危机出现的时候，体制内的条条块块都可能乘机扩张。人大，法院，政协，谁愿意当橡皮图章？中国知识分子一再呼吁建立宪政审查制度，孙志刚案件时也有启动宪政审查条款的动向。一旦人大相应外部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就发生了。政府，各地政府的人大政协和法院，他们在体制内的扩张，本身都具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
官员内部有各种利益追求。理想主义者虽少，总会有的。追求青史留名的愿望更加普遍。还有正路不通，想闯新路的。还有促进平稳转型以保住安全的。这些个人，是时机合适的时候，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
七，如果一切平稳，经济下行导致的问题处理得当，均衡找到了，如胡温那样平稳度过十年也有可能。镇压提前，继续维稳强化，十年不改，有可能把问题留到下一个十年。
（但是，他们虽然无政改愿望，却有做好几件大事的愿望，反腐，作风，经济发展，都不能构成历史大事。做大事的主观意图还不明了。但当局未必甘心再混十年，比上一届的政绩更差，也未必能够再维持十年。这是主观方面的可能和未知。）
八，即使这十年顺利度过，新的换届，也会挑战最高权力的传承规则。路线争论和规则制度性争论可能出现。
九，即使各种危机都应对过去了，中国经济的增速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之间总要降下来，财政的好日子总要过去，那时国有资产的瓜分也差不多了，油水越来越少，麻烦越来越多，失业增加，财政危机，穷人要福利，富人抗税，内外危机越来越多，这时候，官僚集团会追求剩余的最大利益，就是财产和生命安全，他们会形成共识，以此为转型条件，开出和平转型的高价，在权力的控制下向民主宪政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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