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众已不愿再折腾选一个更不靠谱的“烂苹果”，以致奥巴马捡了个便宜，成为罗斯福以来唯一一位能在失业率高达8%时连任的总统。对此，奥巴马心知肚明，因为等待他的是财政悬崖、美元贬值等更为棘手的困境。去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就已暴露对社会不公的诉求，1年后这一怒火不仅差点让纽交所“沦陷”，而且奥巴马连任后仅一周美国就有50个州的66万民众闹“独立”。而相比“美国之秋”让联邦政府头疼，中国地方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从抵制日货到反日游行，从市民散步式抗议到警民对抗，更有甚者如瓮安、什邡事件，民众围攻基层党政机关、打砸乡镇政府，局部骚乱已与美国街头运动如出一辙。中美社会风险正同步急剧上升，政府为此煞费苦心却是“哑巴吃黄连”。
特别是金融危机打破“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大循环后，相比中国行政化地去产能过剩，美国以市场震仓进行金融去杠杆化，一下子“抹光”老百姓的虚幻财富，以致美国贫困率上升15.1%，4620万人沦为穷人。于是对于华尔街“惹祸”还赚得盆满钵满，老百姓无辜为其买单自然愤愤不平。底层百姓贫苦也就罢了，为什么连中产阶级也步履维艰？据调查2002-2007年美国2/3的收入进了1%的人手里，年收入增长超10%，而99%的人收入年增长仅1.3%。到2007年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达到23.5%的巅峰，虽然之后因金融危机有所下降，但至今仍处于20%的高位。于是相比上世纪70年代99%的人还能得到90%的收入，1980-2005年仅得到20%，中产阶级自然随之沉沦。而在弗朗西斯·福山看来，正是全球化和技术创新抽离了中产阶级的基础。一来，中国购买美债让资金源源流入，以致美国人产生财富幻觉，加剧透支消费，导致美国人债务越背越重；二来，相比工业化早期纺织钢铁等技术革新还能带来就业增加，在智能化和全球化的当下，不仅中国生产替代了美国制造，量大面广的机器智能化更打破了美国人的饭碗，只有玩金融和玩高科技的才能拥有更多国民财富。正因这1%在金字塔尖独占决策权，与99%对立而站，才导致冲突不断升级。虽然这也是市场经济、利益驱动的必然结果，但若不抚平阶层裂痕，超级精英无疑将毁灭美国。那么在中国又是谁？
相比美国的导火索集中在华尔街，中国版“街头运动”已散落于医疗、教育、环保等各方面，并呈现爆发式增长——从1993年的1万起暴增到2003年近6万起，据统计2006年约9万起，到2010年翻了2006年的一番，2011年已是每天500起。其中自1996年以来环境事件以年均29%增长，已与违法征地拆迁、劳资纠纷成为引发群体事件的“三驾马车”。民众不仅在“楼价、油价、菜价、价价上天”中“事事闹心”，而且在“大跌，小跌，阴跌，跌跌不休”中“天天割肉”，到最后发现工资“被增长”，家庭“被中产”，资产“被套牢”，感觉“被幸福”，这也难怪“北京在找稳定，广东在找幸福，法庭在找平衡，穷人在找底线，农民在找土地，GDP在找神话，特权在找理由，社会在找道德”！特别是当前的城市化，一旦沦为新圈地运动，将产生城市赤贫阶层。从这十年城市化率看，常住人口提高12.2%，达46.6%，但户籍人口仅增加1%，只有26%，这意味城市化率虚增20%的半城市化边缘人群或为未来动荡埋下地雷。中国社会加速风险化，无疑较美国速度更快、密度更高、离散度更大。
照理，社会进化的过程也是风险在不同阶层、经济部门间转移分配的过程。然而，中国社会在阶层板块固化下，风险不仅分散不了，更在不公平中分配不均，呈现偏态分布。比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国策就将政策的恩惠撒向了沿海城市，不仅导致东部和中西部的发展落差，更加大了城乡差距，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0.3升至如今0.5的警戒线上已是明证。加之，特殊行业的垄断性壁垒、户籍制度的身份性歧视、地方政策的差别性待遇等都在扭曲收入分配体制。凭什么国企有政策撑腰，民企就只能听天由命？公务员是“金饭碗”，体制外收入与体制内福利比肩却是遥遥无期，更别提财富、权力、事业的“世袭”已让中下阶层彻底迷茫。如果说以前还能靠“科举”翻身，那么如今毕业就是失业，10万大学生都在家啃老，又如何跻身中上阶层？即便是中产也被房奴、孩奴折腾得还未崛起就已塌陷。社会阶层的分化、纵向流动的基本停滞，实际已让少数阶层在误读中远离、在怨愤中敌对，由此引发阶层板块相互撞击，进而释放矛盾冲突。只不过，老百姓“仇的不是富，是不仁；恨的不是官，是贪腐；愤的不是穷，是不公；怒的不是房，是奸商；怕的不是警，是枉法”。
中国式风险的核心在于机会的不平等和社会的不公正，而之所以无法消解则在于政府的社会化程度不高，比如PX事件从厦门到宁波就一再重蹈覆辙。虽然地方为经济增长引入大项目无可厚非，但项目若污染环境，侵害的就是民众的利益，相关方面又岂能自说自话“替民做主”？正是决策不公开、信息不透明让老百姓不理解、不信任，并在“有理没地方讲、有意见无处提”之下“奋而揭竿”。毕竟“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但政府退让、项目停工的结果又有谁得益？ PX项目国外也有，在中国最终竟然是地方和民众宁可双输也不愿共同分解风险。有关方面不仅一开始就忽略民众，以致风险高度集中，甚至不自觉成了推波助澜的“帮凶”，光伏产业如今的窘境就已证伪政府扶持高科技的模式。原本中国的光伏产业就因“两头在外”而只是披着高科技外衣的低端制造，要不是地方补贴、招商优惠的扶持，这一落后产能不会爆炸式发展，更不会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坏账，累及地方经济。有关方面的“助纣为虐”，恰恰让中国的“闹”比美国更恐怖。
更为关键的是，某些地方政府迄今尚未找到化解矛盾的突破口，以致“既有关系又有钱的走司法路线；没有关系只有钱的走贿赂路线；既没关系又没钱的走暴力路线；而既没关系没钱又没暴力的只能步上自我毁灭”，结果越维稳越不稳。因为所谓的维稳是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目标，将抗议视为混乱而压制，如此以刚性稳定压倒民众利益诉求，一旦弱势群体没有话语权，社会又岂能稳定？更何况，从政法系统到公安法院，从信访办到基层网点，自上而下的维稳体制已渐渐与法治“背道而驰”——不仅某些法院“花钱买平安”，信访承担的“下情上达”功能更在截访、外包和销号下近乎失效。根源则在于，有关部门一方面希望群众监督地方，某些情形下鼓励访民“依法抗争”，但另一方面为安定团结，又要求地方严控信访，将矛盾消化在基层。在这一悖论下，地方只能以堵为主，乃至民众“有冤无处申”、甚而出现官民情绪对立，街头维权就在所难免。
单从当前行政之手处处“惹祸”看，倘若某些地方政府仍将人民当作被管理的对象，那么就很难化解中国式风险，更别提真正落实“社会、公正、协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了。因此，地方政府转型的关键在于提高政府的社会性，重点处理好与市场的边界，以此转变政府职能变身规则型政府，从而降低政策多动带来的不良后果，让社会风险在阶层间转移、在部门间被分担。毕竟政府要维稳、民众要维权，两者并不矛盾——因为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是维权的目的。若错将维稳与维权对立，自然纠结于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实际上，维稳先要维权，而维权要看这个权是行政权还是公民权。如果一根筋的以行政手段压制，只会越压越反弹。若一开始就维护公民权、“让解释跑在质疑前”就不会酿出这么多误解和风波。因而，下一步维权将涉及行政权和公民权的再平衡，比如通过司法体制改革将社会冲突纳入法治的解决通道，又或是强化人大功能、系统地建立民众利益表达组织等等。如此一来，一旦起冲突，既有法院独立审判，又有非政府组织调解，中国自然将向和谐社会大步前进，那么离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也或将为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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