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後，習李體制確立，習近平為了樹立威信，新官上任三把火，除了聯同網絡舉報開展反貪腐運動，將一眾中低級貪污官員揭發整治，以振黨紀外，還仿效當年鄧小平兩次南巡，南下深圳、廣州視察，為未來的新政展示方向，確定路線。
雖 然習近平特意重蹈鄧小平九二南巡的路線，似是有意向鄧小平致敬，並借用老鄧的聲望以壯行色，但歷史不會簡單重複，所以輿論把習近平與鄧小平相提並論，歌功 頌德，甚至為了炒賣股票而大事吹噓內地經濟和A股已經見底回升，不僅張冠李戴，比喻不倫，更屬主觀意願先行，大有誤導公眾之嫌。
鄧習南巡 不可並論
鄧 小平兩次南巡，第一次在1984年，剛好是農村率先開放改革後，城市陸續開始開放改革，鄧小平特意南下特區視察，明顯是借深圳特區開放改革成功的經驗，推 動內地其他城市的開放改革；第二次南巡卻於1989年「六四」之後，當時中共在國際上空前孤立，而陳雲、李鵬等保守派又極力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由，意 識形態先行，為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私有化設置障礙，因此鄧小平不得不再度南下，發表重要講話，要求大家大膽吸收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先進經營方式，多辦實事、 多做少說、發展經濟，還提出「誰不改革誰下台」的最高指令。
今天習近平南巡的情況卻截然不同，現時黨內外完全沒有人反對開放改革，今天中國 經濟陷入困局，並非發展已至樽頸，不是頑固保守、生產方式落後、效率低劣的國企拒絕改革，而是過去三十幾年中國自詡成功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已走到 盡頭——過去扮演「世界工廠」、依賴出口和國家投資的經濟增長模式，因着歐美國家在金融海嘯後陷入衰退，已經再也不行，中國必須依賴內需帶動國家經齊繼續 增長，否則不進則退，不單經濟停滯，連帶社會穩定亦會受到嚴重威脅。
不錯，過去兩年在國家政策傾斜下，什麼家電、汽車下鄉措施的確為內需帶 來一定動力，教內部消費現時已佔GDP的50%，但距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佔七成以上的水平，仍有一段距離；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廣大人民、尤其是農民卻並未 因中國經濟快速增長而大幅受惠，反映貧富懸殊的中國堅尼系數最新已升至0.61的水平，意味社會的兩極化發展已愈來愈嚴重，為中國的政治動盪埋下種子。
事 實上，中國現時最大的矛盾並非經濟停滯不前，而是社會財富和資源分配不均，無論農村與城鎮、普羅市民與官僚幹部、中小私營企業與大型國企……，都存在不可 調和的矛盾，除非上層建築配合下層建築的改革而變革，在政制、法治、言論和新聞資訊自由各方面都出現革新，否則單憑清算幾個中下層貪官污吏，以為共產黨自 律，會約束自己的貪腐行徑，以及空喊口號大膽創新便可解決矛盾，讓國家再向前發展，不啻妙想天開，緣木求魚。
政制不改 矛盾難解
理論上，李克強提出以城鎮化帶動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確為投資者帶來無限憧憬，可以編織另一個新中國夢，以為只要未來十年有四億農民升格成為城鎮居民，以人均投資十萬元人民幣計，便可為未來十年創造四十萬億元人民幣投資，所以反映預期的股票便可大炒特炒。
實 際上，錢從何來才是最大問題。如果國家不大力扶助農民，目前勞動力只佔整體勞動力三成七的農村和創造國民生產總值僅一成的農村，根本不可能擺脫歷史性和結 構性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所謂城鎮化，反而是國家官僚幹部低價併購農民土地的藉口，結果貧富懸殊差距必持續擴大，全國政治局勢更加不穩。
過 去為了提高城市勞動人口的收入，中央不斷提高各地的最低工資，以壯大內需，但弄巧反拙，城鄉收入分配差距反因此而進一步擴大；要解決農村的貧窮化，一定要 在政策上保證農民在土地發展過程中享有主要的財產性收益，意味政府必須大幅減低土地出讓的政府稅費，而這正正牴觸了官僚幹部的核心利益。
另一方面，壟斷社會資源的國企也是窒礙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和民間企業發展的重大阻力，要解決矛盾，必須資本社會化，引進民間策略投資者，打破壟斷之餘，更要取消國企在稅費上的優惠政策。
凡此種種，都是衝着國家官僚資本而來，而習近平正正是這個國家官僚資本系統的政治代表。一句話，這是政治問題，不是經濟問題，沒有徹底的政治改革，不管習近平作風怎樣開放親民，也不可能解決根本矛盾，所謂經濟改革，依然舉步維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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