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Naaaaaaancy
法语以其明晰度和精确度而闻名，的确不无道理。但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让说法语的人们如坠迷雾中——谁，或者什么东西才能被定义为是法国的呢？在图卢兹恐怖枪击案发生之后，这一问题重又浮出水面。凶手毫无疑问是23岁的穆罕默德·梅拉赫，一个土生土长的阿尔及利亚后裔。但梅拉赫算是法国人么？
绝不可能——四名隶属总统萨克奇右倾政党的议会成员如此声明。他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坚称梅拉赫“除了身份证明上写的是法国之外，没有一样是法国的”。
一派胡言——左翼日报《解放报》反唇相讥：“梅拉赫固然是个怪物，但他也是个法国怪物。”梅拉赫的一位儿时好友的阐述切中要害：“我们的护照上写了我们是法国人，但我们不觉得自己是法国人，因为我们从未被接受。没人能为他的所作所为辩解，但他的确是法国社会的产物，是他的无望感和无所失的感觉造成了他的行为。并不是基地组织造就了现在的穆罕默德·梅拉赫，而是法国。”
这两种对立的对“法属”概念的定义——一种根植于强硬的将一切同化的理想，另一种则以混乱的多元文化现实为基础——使我有所感触。在我与妻子莎伦·布莱尔·布莱塞克一起研究一本关于政治多样性的书籍时，不仅遭遇到了弥漫于都市巴黎的排外态度，也接触到了以港口城市马赛为代表的更为宽容的世界观——法国其他城市若也能全然接受这种世界观的话对他们将是有好处的。
对排外主义者而言，测试是否具有“法国性”的方法很简单：你是否已经放弃了所有其他可能有的任何身份？就像萨克奇总统2011年明确指出的：“如果你到法国来，意味着就要做好准备融入一个单一型社区，也就是全国性社区，如果你无法接受这一点，你在法国就是不受欢迎的。我们之前太在意来这儿的人们的身份，对这个迎接他的国度的身份关心得不够。”
这个问题是老生常谈了。从雅各宾派那时起到今天的第五共和国，立法者们在究竟以出生地、父母身份、居住时间还是同化程度来决定一个人的国籍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法国学者帕特立克·韦伊曾经注意到，法国在修改国籍法这个问题上“比其他任何民主国家要勤力得多”。
一个人如何才能成为持排外主义态度的法国的公民呢？通过了解她的文化背景及错综复杂的社会习俗，正如作家桑切·德·格拉蒙在1969年描述的：“拿着深蓝色护照、操一口和笛卡尔口音的不一定是法国人，法国人一定会知道是谁打碎了苏瓦松花瓶、布里丹之驴的典故、为什么帕门蒂埃和马铃薯扯上了关系、查理·马特为何拯救了欧洲基督教文明”。（讽刺的是，1977年，格拉蒙改名为泰德·摩根，并加入了美国籍。）
这种排外主义的倾向所造成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如今的法国有着欧洲最大的伊斯兰群体，几乎占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但穆斯林仍旧是分离在外的一族，这在2011年开放社会研究所的一支研究小组所作的记录中也有所体现。“在法国，”一位研究员总结道，“任何血统都有可能，但如果你是法国公民的话，你就不可能是阿拉伯人。”像阿拉伯裔法国籍这样的组合“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马赛这座法国第二大城市的境遇反差很大。八十四万的居民中有大约二十四万穆斯林（比欧洲任何其他城市都要多）。而且她是出了名的热情好客。一位代表这座港口城市高档中心区的政客简·罗埃塔告诉我们：“成为法国人之前，你早就是个马赛人了。”2005年秋天，当巴黎郊区及许多其它城镇充斥着民族情感爆棚的骚动人群时，马赛却是一番和平景象。当然她离成为一个多元化的伊甸园的日子还很远（无业的穆斯林抱怨他们遭到歧视），但这第二大城市仍然将自己向热情且彬彬有礼的方向发展。
为什么呢？毫无疑问的是，不错的天气加上充裕的海滩资源有助于维持安宁的氛围，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几个世纪以来，这里一直对外来移民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而且这座城市并没有在郊区给少数民族划分出特定的居住区，而是将他们融入到马赛每天的生活中。而且历任市长都通过修改法律为新近居民提供特定的工作、住所以及政治权益，这也是十分重要的。除此之外，还有当地颇受欢迎的球队带来的凝聚力，马赛足球俱乐部内有许多非洲裔的球员，还有她标注性的文化产品——说唱乐——也产生了非常有益的影响。说唱乐是在1980年来到法国的，马赛的移民青年瞬间就开始将自己的忧郁和沮丧发泄在混杂着当地俚语的说唱词里。
马赛的文明容忍精神能否往北方传播呢？又应不应该向北传播？我和妻子想起曾经有一群志愿者唱着《马赛曲》从通晓多国语言的马赛——法国的国歌亦是取自她——游行至巴黎。当时没有人去问那些游行者是否知道布里丹之驴的典故。
卡尔·E·梅耶曾是《纽约时报》编委会成员之一，也是《种族和平：多样性在何处以及如何取胜》一书的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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