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那些关于宏大中国的陈词滥调并不值得深究，但更多的书写者怀有的，仍是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经济改革、社会变化以及人文历史中某个细枝末节的好奇，并以此为动力，出发上路。”
毫无疑问，上个月底闭幕的广州亚运会令中国再次有机会向世界展示了自我。但在围观正成为主题的今天，人们更在乎的一定还有，展示之后，世界将给出怎样的评价。
外国人怎么看？这是中国人在数千年文明史中从未停止过的好奇心。而从700多年前的《马可•波罗纪行》起，世界便开始了以文字形式作出回答。那么，700年后，当中国题材的书籍热销全球时，关于中国的答案，也愈发多元。而我们，从这些或激愤或冷静或精细或粗略的铅字里，又会读出怎样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西方文字下的中国秘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今天的世界，无论关于中国的争论如何激烈，总有一点无法否认，那就是中国叙事的“眼球效应”。
而关于中国的书籍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并越来越受到关注，也早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些从未间断并且越来越多的以中国为关键词的新书，正悄悄摆上国外的书架。这股近十年来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的中国图书全球热，也正带领世界读者集体围观中国。
出版业的“中国效应”
今年春天，华裔作家闵安琪带着她的新作《中国珍珠》到纽约做宣传。闵安琪以赛珍珠为主角的传记小说用心良苦，意图通过赛珍珠与中国女子小柳的虚构友谊打造一部关于现代中国的史诗。
旅居海外的华裔作家“回头看中国”，英国人保罗•弗伦奇则将目光对准了中国的历史。这个20多年前就来到中国学习、生活、工作的英国人，2010年写就了《镜里看中国：鸦片战争到毛泽东时代之间的驻华外国记者》一书，通过对中国历史特殊见证人的记录，刻画了在华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
关注东方大国的昨天和今天，事实上，全球出版业的“中国年”两年前即已开始，并一直持续至今。
2008年，美国出版界出现“中国年”概念，《中国三十年》《中国大趋势》《当中国统治世界》相继面世。第二年，英国出版业龙头剑桥大学出版社亦迎来自己的“中国年”。
在美国，衡量一本书是否成功的最明显标准之一是：它可以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待多久。而新世纪十年里中国题材图书一举打破长达多年的沉默，接连登上排行榜并引发巨大话题，早已不再是美国出版业的“怪现状”。美国驻华记者、自由撰稿人彼得·赫斯勒多年前出版的两部纪实性作品《消失中的江城：一个西方作家在长江边城的两年》和《甲骨：流离时空中的新生中国》，至今仍在多家图书销售网站出售。该书由哈泼·柯林斯公司出版后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作者本人也因此一举成名，被认为是美国最知名的中国题材书作者之一。
随后美国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于2007年推出女记者萨拉•邦焦尔尼的《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上市后，没有悬念地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被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继而，美国许多出版公司开始设立专门出版中国图书的部门，包括企鹅、哈泼·柯林斯、兰多姆等。
而在英国，走进大英博物馆对面的阿瑟·普罗布斯塞恩书店，你会发现这家百年家族老店里的中国题材图书藏书量非常可观。在店主迈克尔·谢灵厄姆的记忆中，过去整个英国关于中国题材的图书少之又少。而现在，书店为客户提供的新书目录上就列有150种与中国相关的书籍，在网上同时销售400种。据说，著名英国文学代理商托比·伊迪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文学代理生涯结束时能用10本书改变英国读者对中国的看法，让公众换一种方法思考问题。
关于中国的书，世界上到底有多少本？这个问题几乎令人无法作答。因为，在每天浩如烟海的新书中，作为一个关键词，“中国”二字所聚集起的人气早已不再是一组单纯的数字，它还代表着好奇、猜测、印证、话题乃至争议。
正读与误读的标签式写作
尽管质量参差不齐，作者对于中国发展的看法也莫衷一是，但对西方乃至对中国本身，这些书籍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干预力。
这种干预力，多半取决于内容上的价值衡量。而在一切速食的现代文明中，“标签”完全有理由成为另一种快捷的图书鉴别方式。例如那些总是从宏观角度出发以缺少严谨性的大词 汇来描绘中国的书籍，便被西方学者把统称为“Big China Books”（大话中国书）。近些年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共产党统治者的秘密世界》《魅力攻势：中国软实力如何在改变世界》《中国震撼世界》 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甚至除英文以外，以其他主要欧洲语言甚至是非洲语言出版的书籍也纷纷面世，如《强大的魅力：试析中国软实力》等。
也许，那些关于宏大中国的陈词滥调并不值得深究，但更多的书写者怀有的，仍是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经济改革、社会变化以及人文历史中某个细枝末节的好奇，并以此为动力，出发上路。伴随这种田野式调查的，是面向一切的发问：中美关系、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环境污染、知识产权、民主化进程、公民社会和人权问题……他们所深入体验的，是一个独一无二而又千百种面目的中国社会。彼得•赫斯勒的《消失中的江城》和《行过城乡》，罗布·吉福德的《中国道路》，张彤禾的《工厂女工》，迈克·迈耶的《老北京最后的日子》等，堪称此类中的经典。
说来有趣，整个20世纪里，西方人的中国喜好大多源自他们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的求知欲，另一种兴趣则出于对“黄祸论”中“傅满州博士”或小脚女人的好奇。一个典型的例子恐怕要属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他一生从未到过中国，但却写出一本《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描述19世纪中期一个中国人寻死却不成的悲喜剧。据说，开始动笔前，这个素爱冒险和幻想的作家大量恶补关于中国的知识，主人公“金福”的名字以及大量对于中国风土人情的细节显然便来自于此——在纯粹的想像中，他塑造了一个遥远、神秘而破败的异邦。
另一方面，即使是信息趋于公开透明的今天，中国“黄祸论”依然有着足够大的市场。这种近乎阴谋论的恐惧造成了另一种唱衰中国书的存在，从《在龙的利齿中：美国面临中国强权时代的命运》、《中国令我担忧》甚至是《中国即将崩溃》中，都能看到一种危言耸听式的悲观论调。
探寻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秘密
文字可能掩盖真理，但也不能否认——如果不是出于恶意——利用文字寻找理性的行为本身就拥有一种尊严。
就像那本著名的《内裤从哪里来？——一包内裤看中国》。
一切的开始都如此偶然。在新西兰的商店里用8.59新西兰元买了一包内裤之后，作家本尼特长途跋涉来到了中国的一片棉花地上，然后把身上的衣服脱到只剩一条内裤。本尼特看着手中这包中国制造的内裤，深深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无法想像生产一包内裤的成本竟然可以这样低。从棉农到织布工，从橡皮筋厂到制衣商，从出口公司到本地分销商，经过了层层的利润加成之后，5条内裤的价格怎么还不到10新西兰元？
本尼特决定来到内裤生产的源头，亲自去发现这个国度的秘密。
他探访了中国上海、泉州、义乌、温州等地的工厂，还有新疆的棉田。随着这包价值8.59新西兰元的内裤背后的故事渐渐展开，本尼特见到了一个让他吃惊不已的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
同样是观察中国经济，英国《卫报》记者乔纳森·沃茨则选择以儿时的疑问为起点：当十亿中国人同时跳起来，地球会发生什么？
还是七八岁的孩子时，乔纳森·沃茨第一次向人询问关于中国的事情：“中国有多少人？”然后，他听到“如果十亿中国人一起跳起来地球将偏离轨道”，为此，他长时间忧心忡忡，甚至每晚睡前祈祷还要加一句“不要让十亿中国人一起跳起来”。那时，他做梦也没有料到自己会在将来的某一天来到中国，并且在这里一待就是7年。
2003年，乔纳森来到中国，儿时的疑问再次浮上心头：“我发现，十亿中国人真的一起跳起来了——他们都选择了西方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那么，后果是什么？沃茨几乎跑遍了中国的每个角落，追踪与环境问题有关的事件和人物，从山西的非法煤矿，到白鳍豚、藏羚羊的消亡，再到广东省的垃圾处理厂，乔纳森的足迹最后凝结成《当十亿中国人跳起来》一书。
“旅行”只是这本书的外壳，《当十亿中国人跳起来》的真正内涵在于，它通过生动的一系列新闻故事和旅行见闻提醒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下，解决环境问题的紧迫性以及环境污染对于每一个个体的伤害。
那些打量中国的眼睛
每一个来到此地的人，这个国家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教他们更多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这是一个相对散乱的群体，准确的说，是许多个个体的集合——自我视角赋予体验式写作者独一无二精神触感的同时，也注定了他们每一个人在探索中国时的孤独与无处诉说。书写者之间可能很少相似之处，但从开始选择同一个观察与写作主体，他们之间的孤独便注定无法分割。
从传教士开始
如果硬要从繁如烟海的中国题材中挑出一本，大多数人的选择将会是《中国人的人性》。这本著于1894年的书，出自居留中国54年之久的美国传教士阿瑟·亨德森·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之手，至今被公认为世界上研究中国民族性最早、最详尽的著作，并得鲁迅、潘光旦、费正清等先后力荐。在这本全面剖解中国人人性、民族性乃至为国家悲剧命运“立此存照”的书中，作者毫不避让、弯刀剔骨的目光所折射的力量，至今令人震撼。
而更值得说的，是作者的传教士身份。从明朝晚期以来，传教士在中外关系史与文化交流史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恰恰能够在《中国人的人性》一书中求得解答。笼统说来，传教士们所能行走的距离和所能体察到的中国内部，注定了这一群体在中国国门尚未开启之时，所扮演的超出其角色定位的戏码。
在对于传教士于中国历史中的存在研究中，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张西平发现了一些让他吃惊的信息：400年前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罗明坚曾把《大学》翻译成拉丁文在罗马出版；中国第一本英汉词典《英华字典》是200年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编写的，厚达3700页；17世纪传教士的著作《中国图说》掀起了欧洲的“中国热”。
“传教士关于中国的书，往往是他母国关于中国的第一本书。这些书是中西文化相遇时最生动的资料。”张西平说。
事实的确如此，在另外一本关于美国最早来华传教士传略《千禧年的感召: 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中，读者便能读到一个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中，经济和宗教机构的利益关系、英美各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利益关系、《圣经》的翻译过程中日益凸现的教派间的冲突……这几乎是一本关于道德家、政治家、外交官、神学家、历史学家以及汉学家的书。
有趣的是，当传教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力量分支近乎巧合地延伸到这些标签：道德家、政治家、外交官、神学家、历史学家、汉学家以及作家，直至新传媒世界里那些无所不能的记者身上。
更多元的观察
当中国陷于深重的民族苦难，法国作家绿蒂的《北京的陷落》和英国作家毛姆的《在中国的屏风上》，无疑算是作家从传教士手中接过火炬，继续致力于行走并记录中国的另一种尝试。
而当资讯时代的来临，西方新闻机构开始意识到东方的觉醒与记录这种觉醒的必要，于是，越来越多的记者来到这里，开始用全然不同的书写介入当下的中国。
2001年，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驻华记者罗布•吉福德即将调离岗位，美国的编辑问他是否愿意去耶路撒冷做记者。他考虑许久后说，算了。那个时候，他已经预计到，在耶路撒冷报道巴以冲突将会是在一个循环往复的百年故事里打转。他告诉编辑，中国，相较之下，她的故事有一种线性的发展，一直通往一个没有人能够知道的某处。
之后，罗布有了在中国的长达6年的驻外任期。离开中国之前，罗布放下手头一切事务，在两个月时间内，沿着国道312线自东向西 旅行。他从上海出发，直至抵达哈萨克斯坦边境，最后完成了一段4800多公里的背包客之旅。这是他与中国的告别之旅。在这告别中，他发现了一个更为清晰的国度。
《中国之路》讲述了这段旅程，实际上它也是思考和探索中国问题的一份田野调查报告。罗布在书中说：“在中国的多年生活中，我同许多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交谈，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他们都在给这个国家问诊把脉，并能够把它解释给外国人听。有时他们确实做得很好，但如果真的想了解中国，真正的中国，没有比和一个开长途车穿越戈壁大沙漠的司机长谈一番更好的方式了。”
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到长途车司机，这是美国记者罗布得以看到的中国面孔，绿皮火车、大卡、徒步，这是罗布在中国大地上的漫长前行。然而在这片土地上，罗布并不孤独——几乎每一个驻华记者的心中，都有一个讲述中国故事的愿望。
中国教会他们的事
每一个来到中国的西方人，都或多或少为中国的速度和能量所震惊，但中国人“教会”他们的事，却绝不仅仅如此。
关于“中国经验”，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保罗·米德勒（《中国不良制造》的作者）的最直接记忆是：深夜，你抵达机场，终于找到一辆出租车，司机爽快答应20美元带你去酒店。 行至半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司机停车，要求加10美元才继续走，不然不收你钱你自己下车。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后来，保罗常用这一案例来比喻中国人在生意场甚至是中外贸易中的表现。
《内裤从哪里来》的作者乔·本尼特在来中国之前，很清楚如果坦露自己作家（记者）的身份，很可能会受到额外的阻挠，因此，他给自己“伪造”了一个身份：在中国期间，他是新西兰的内裤商品大买家。罗布·吉德福同样坦言，常年的中国工作和生活，他已经学会对自己的言谈举止养成自我审查的习惯。
而曾著有《当东方遭遇西方》、现于清华大学政治系任教的美国人贝淡宁，被该校学生邀请参加一个以民主为主题的讨论会时，第一反应便是：这不会是个陷阱吧？
每一个来到此地的人，这个国家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教他们更多。
彼得·赫斯勒：寻路中国
住在北京，却从不写北京，而是对农村和小城镇有着更为浓厚的兴趣，在赫斯勒看来，“北京不能代表中国”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发自北京 关注中国的英文读者应该不会对彼得·赫斯勒感到陌生——他的书摆放在美国大书店的中国区，《纽约客》《国家地理》《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报刊上也常有他关于中国的长篇报道。这个中文名为何伟的美国作家第一次引起中国人关注，是2006年由台湾出版的中文版《甲骨：一次穿越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旅程》。
中国是第二故乡
彼得·赫斯勒最近一次来中国，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那时候虽身肩《纽约客》繁重的写稿任务，但他仍抽空去了北京怀柔的三岔口村和东城区菊儿胡同。
至今，三岔口村依然有他长期租住的房子，每两三星期他会给当地村民朋友打电话问候近况。“我已经在中国住了10多年了，跟中国有着长期的关系，虽然明年我会去中东，但五六年后会再回来中国，因为我在中国有很多朋友，特别是在涪陵、三岔的朋友，中国差不多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
1996年，作为美国政府资助的志愿组织“和平队”第三批派往中国的志愿者，他在成都培训两个月后被派到重庆市涪陵师范学院“支教”。赫斯勒回忆说，作为涪陵仅有的两个外国人之一，他买东西的时候经常遭遇围观，“老外”、“洋鬼子”一些不礼貌的称呼令他很不舒服，但这也迫使他不得不主动跟中国人接触，进而在此后的10年里得以用笔来记录飞速变化中的中国。
结束两年“支教”后，赫斯勒回到美国半年，根据这段生活经历，他写了《消失中的江城：一个西方作家在长江边城的两年》，并委托代理人费尽周折得以出版。2001年，这本书获得诸多奖项。
“《消失中的江城》给了我自信。”满载信心的他在1999年春天重回中国，先是在《华尔街日报》做记者助理，工资不高，工作辛苦，他慢慢熬过来，“6个月之后，我的文章卖得多起来，《国家地理》、《纽约客》都要我的文章，那时我决定做自由撰稿人，我不要稳定的工作，不然没有时间写书。”他给报刊的文章每年不过三四篇，更多的时间用来写书。
2006年出版的《甲骨：一次穿越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旅程》，记录了他从1999年到2004年接触到的许多故事、人物、事件，各种纷繁的线索被他娴熟地编制成一幅当今中国的“清明上河图”。
写普通人更有意义
1999年，赫斯勒初次到北京，住在东四十条的一个小房子里，2000年搬到菊儿胡同，一住6年，2006年到2007年搬到雍和宫，同时，从2001年开始常常到三岔口村住一段时间。
住在北京，却从不写北京，而是对农村和小城镇有着更为浓厚的兴趣，在赫斯勒看来，“北京不能代表中国”。
“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新增的由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他们需要学习很多新的技能来适应城市生活，有名的大人物不如他们有意思。一开始，他们因为你是外国人感到稀奇，但很快就接受你并且不把你当外人看了。他们的务实让我更容易与他们打交道，因为他们总是通情达理。”在这个美国人眼中，比起出名的大人物，书写那些在二三线小城镇里生活和奋斗的人们显然更有意思。
今年，赫斯勒的新作《寻路中国：从农耕到工业中国的旅程》源于他的三次长途自驾车旅行。2001年和2002年，赫斯勒在中国拿到驾照后决定去青藏高原，于是开车沿着长城往西走，从山海关出发，途径山西、内蒙古到陕西榆林，终于到达青海湖，他走走停停，一边采访一边给路人提供便车，耗时两个多月。2005年，温州到金华的高速公路贯通后，赫斯勒租车从温州出发，走遍浙江的小镇。 这些对中国中小城镇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关注，也勾勒了《寻路中国》的雏形——高速公路对于中国城镇发展的影响。
《寻路中国》共分三部分，“书的结构是先写农村，再写到城市，这跟中国现在社会变化从农村到城市的进程类似。”赫斯勒说。
采访中，当本报记者告诉赫斯勒，有位中国读者正是读了他的《消失中的江城》才决定去从事NGO工作。“啊，这个我不知道，但是这是不错的影响。我很满足了。”他显得有些惊讶。
美国人对中国越来越感兴趣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自由撰稿人、作家，这三个身份中，你最想做哪个？
彼得·赫斯勒：作家吧，哈哈。我比较重视写书。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学过写作，那时候我喜欢小说，而我又比较喜欢采访人，喜欢研究。但我并不喜欢记者的工作，因为记者的写作没有创造性，文笔也不漂亮，工作节奏很快，压力很大，过于注重新闻重要性和时效性。中国是个特别的地方，这里的新闻跟普通老百姓真实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重要的是长期的改变过程。要告诉别人现在的中国是怎样的？必须告诉他们这个长期的变化过程。
Q：你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写作对象？
A：选择一个地方呆一段时间，例如两年内我去了十多次浙江丽水，经常跟当地人见面和聊天，最重要是时间，去很多次才能了解这个地方。
Q：概括来说，你所有的书写中国的文字，围绕的主题是什么？
A：主题都一样，向美国读者介绍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同时也是（介绍）好看好玩的，有意思的新东西。我在中国的工作不是改变中国，或者改变中国人的想法。我的工作是帮助人们正确了解中国人现在关心的是什么，他们最看重的是哪些东西。
Q：美国普通人眼中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A：美国也跟中国一样领土辽阔，因而也比较封闭。一般的美国人很少旅行，都不怎么了解中国，只知道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他们不喜欢中国，还是冷战思维，觉得中国特别不好，完全不自由。但那些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他们每次都问我很多关于中国的问题。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新闻是重视政治，不了解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但情况也在好转。1999年我的代理人联系出版社，只有两三家签了我的书，他们说：“中国没意思，我们的读者对中国不感兴趣。”而现在，读者比较欢迎这类书，2006年《甲骨》非常顺利地签约了，《江城》有15万册，《甲骨》超过10万册，新书《寻路中国》还不知道销售量。
Q：对你而言，今天由一个外国人来书写中国的意义在哪里？外国人写中国与中国人写中国有何不同？
A：我写的很多东西，中国人习以为常，他们可能觉得没意思，例如我写一个女孩如何跟她的老板就工资讲价，我觉得很新鲜就写进书里，但中国人不觉得有什么异常。我比较喜欢描写细节，如果要给美国人介绍中国是什么社会，细节很重要。
Q：那你觉得自己了解中国吗？
A：这很难说，中国很大很复杂，我对中国一部分了解，一部分不了解，我对涪陵和三岔还比较了解。
Q：你如何看待以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为代表的世界对中国的赞叹？
A：他们有点夸张了。中国肯定在未来很重要，现在主要是经济上的崛起，但是精神的重要性还没有（意识到），文化和教育等方面还不够成熟。
今天他们写的，百余年前都写过
【作者】丁扬
从数百年前的传教士到今天的驻华记者，在这前仆后继始终未曾断裂的书写脉络中，那些社会乱象、腐败、国人精神的麻木，并未随时间而消失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也许，任何以国度为名义的写作，多少都带有唐吉·诃德式的荒诞与悲壮——单薄的己力，细小的文字，一个人犹似一支队伍，书写之苦与辛酸，就在于这蚍蜉撼树般不自量力的对峙。
至于被书写，那总是一种莫大的荣光。反观我们的国度——以其五千年悠长而无法摆脱的沉重过去和奔向新生的迅疾姿态，中国毫无疑问值得任何磅礴或者精细的描摹，当然，她理应亦无惧误解、批判和愤怒。
然而，从数百年前的传教士，到今天的驻华记者，在这前仆后继始终未曾断裂的书写脉络中，国人面对外来目光是否更自信？面对被塑造的种种自我，是否更从容？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所苦苦寻找的、关于中国的谜底，历史是否已经给出答案？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即《中国人的人性》)来，把这本书当成一面镜子，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 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这是多少年前，鲁迅在《“立此存照”(三)》中关于《中国人的人性》一书的独白。
这是一本颇为神奇的书。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刻画出那个时代中国人的人性，更在于百年后的今天。面子、忽视公共精神、缺乏信仰……以及文中某处“这是一个具有强烈演戏本能的民族”，类似的剖析与审视俯视皆是，而这些“气质”，能令大部分人联想的，绝非鲁迅的糟糕时代，而是今天的、狂奔在GDP道路上的当下中国。事实上，回过头翻一翻那些最初的中国纪事——当年传教士们的手记、作家毛姆的《在中国的屏风上》等——那些社会的乱象、腐败、国人精神的麻木，并未随时间而消失。
这么说来似乎有些悲哀，因为无论怎样新的身份、新的调查方式的写作，事实上，他们所写的，一百多年前已经被这个传教士写尽；而我们所读的，也仅仅是一个在本质上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的中国。一个民族的习性与命运——这也许就是历史给出的答案。
由此，现代书写中国的意义何在？这真是一个令人倍感虚无的问题。写作本身从来不应具有概括一个民族的野心，无论你的出发点带有怎样预设的立场或者企图， 任何虚妄的赞美和预言都只能沦为时代的花边。写作本应是细部的描摹和勾勒，优秀的作家和记者明白这一点，所以，你看那些被长久传诵的故事，从来都是微小的、个体的细节，正如读完《中国人的人性》，你能清清楚楚看到每一个面孔，翻开彼得·赫斯勒的《消失中的江城》，你翻开的就是一座被淹没城市的命运。
当然，每一个精彩的故事，都在指向本质。
（杨梅菊、陈雪莲：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原文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10-12/08/c_13638361.htm ）
from Co-China https://cochina.org/2012/04/%e5%9b%bd%e9%99%85%e5%85%88%e9%a9%b1%e5%af%bc%e6%8a%a5%ef%bc%9a%e4%b9%a6%e5%86%99%e4%b8%ad%e5%9b%bd%e2%80%94%e2%80%94-%e5%af%bb%e6%89%be%e4%b8%80%e4%b8%aa%e9%93%85%e5%ad%97%e9%87%8c%e7%9a%84%e5%9b%bd/?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Co-china+%28Co-China%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