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新聞 18-4-2012
過去這三十年，港人的收入差異拉大；同期內，美英等發達國家也有此現象。為了縮小差距、紓緩貧困，有必要細察其原委和對社會的衝擊。
收入差異可以從三個不同角度看。
首 先，從稅收着眼。歐美國家過去三十年的稅收資料顯示，收入差異拉大，主要是收入最高的1%或0.1%人口，在全民收入裏所佔的比重上升，也正是「佔領華爾 街」運動所謂收入不均的着眼點。這類頂層收入，主要是非人力投入（non-human）的資本收入和稅務處理（tax treatments of income）所造成的結果，是以除了經濟層面，還涉及社會政策和政治。本文將專注於經濟層面的問題。
收入差距 拉闊一倍
第 二，有人從規範（normative）、也就是價值觀出發，覺得基於社會公義，收入差異不應太大。由於社會上多以住戶作為經濟決策單元，專長這方面的「福 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通常考慮住戶而非個人的收入。其中一個焦點是量度福利轉移、稅負和其他強制性支出後的淨收入；另一個焦點是找尋當量的尺度 （equivalence scale），以比較成員人數和組合有別（例如兒童和成年人）的住戶；第三類課題是設法錄入成員從事家務、照顧子女的隱蔽（shadow）收入。規範經濟 學（normative economics）的角度則留待其他專家去探討。
衡量收入差異有一種簡單的辦法：用收入最高10%住戶（收入分 布曲線90%點的右端）的收入，除以收入最低10％住戶（曲線10%點的左端）的收入，數學上寫作P90╱P10；所得倍數愈大，收入差異就愈大。如果把 過去這三十年一分為二，香港住戶月入中位數的P90╱P10在頭十五年的1981-96年由7.6增至9.3，繼而在後十五年的1996-2011年由 9.3增至15.4【表一】。
換言之，前十五年差距拉大不多，但後十五年拉大得快。整個三十年來，高低兩端的差異由7.6擴大到15.4，剛好是一倍；而去年最高收入10%人士的收入是最低收入10%人士的15.4倍。這是否反映了全部問題？
從 【表一】看到差異明顯拉大，但所統計的只是總收入，而住戶收入的分布有很多變數。這三十年裏，成員的組合和人數、繳稅和福利轉移都可能有變，數據須經過細 緻的調整才說得準。政府統計處2007年的《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在這方面應記一功，總收入經過必要的調整後，發覺慣常用來衡量貧富差異的堅 尼系數在1996-2006年變化不大。
第三，收入差異也可以用實證經濟學（positive economics）來探討。以此角度看，收入差異主要來自人力資本或者不同勞動者生產力的差距；說白了，高收入人士受教育較多，期間添加的技能比低收入 人士要多。科技進步、工業改造、經濟全球化都對他們有利；而低技能人口移入，低端生產外遷（off-shoring）外判（out-sourcing）， 更令差異擴大，辦學培訓以增加技術工人才能拉近差距。
從這觀點看來，收入分布90%以上人口與10%以下人口的差距拉大，主要反映人力資源 或生產力的差異擴大。這種差異是經濟性的，是研究99%人口的收入差異來源的關鍵，相當於「佔領華爾街」運動所謂的1%以外的人口。宜用個人作為分析單 元，最準確的是用時薪而非月薪來量度生產力，雖然兩者密切相關。
為文時尚未得悉90%以上和10%以下兩組人口的時薪分布，故以個人受僱收入的分布來探討勞動人口生產力差異的變化。【表一】顯示，P90╱P10在1981-96年由5.3微升至6.5；接着的1996-2011年，已由6.5飆升至10.3。
教育增長 滿足需求
換言之，三十年來，個人最高收入相當於最低收入的倍數由5.3擴大到10.3，接近一倍，拉大的幅度與上文的住戶收入大致相同。個人受僱收入的差距主要來自勞動生產力，那為什麼最近這十五年，勞動生產力的差異拉大？
【表 二】是個人受僱實質月入年均增長率的十等分組別（decile groups）。例如，第一組和第十組分別是收入最低和最高的10%人口。1981-96年也就是頭十五年，除了最低的一組和最高的兩組，居間七組的實質 收入普遍年增4-5%；最低也就是最窮組年增5.69%，而最高也就是最富的兩組分別年增5.68%和7.16%。
在這頭十五年內，適逢內地開放、本港工業急速重整，加上弱美元、低息、全球經濟蓬勃，香港得享高成長。但勞動力緊張，除了工資高，也造成價格通脹。由於出口導向的製造業北移與擴展，本港各階層均分享到生產力提升的好處。
接着的十五年卻是另一回事，在實質收入上，最低的三組人幾近停滯，最高的三組人年增超過2%，中間的四組則年增0.7-1.5%，介乎一高一低之間。
由 於亞洲金融危機，香港自1998年起連年通縮，2003年才告解除。同期內，製造業北遷觸發的本地工業重組到了盡頭，香港變成純服務業的經濟；加上美元強 勢、高息、全球經濟放緩，由高到低，所有人的實質工資都受壓低。但一般來說，高技能人士比低技能人士過得好，因為技術改進偏向有利於有技能人士，且是幾乎 全球各地都有的現象。
Kevin Murphy、Claudia Goldin、Lawrence Katz三位教授的研究指出了這方面探討的路向。他們發現，美國實質工資率的分布是由兩大因素造成的。首先是上文提到的，技術改進「偏袒」有技能者，增加 對他們的需求，減少對低技能人士的需求，以致大學程度人士相對於中學程度人士享有較高的工資溢價。美國自從1980年代之前就已發現，大學程度勞動力的增 長趕不上對技術勞動力需求的增長，令技術勞動力的工資增長快過技能較低的勞動力。
三位學者還發現，美國實質工資率的分布在1910-50年 收窄，在1960年代基本穩定，但在1980年代拉大。上世紀前一半工資差距收窄，是因為教育增長快，有技能勞動力的增長足以滿足需求，因此有技能勞動力 實質工資的增長慢過低技能勞動力。同樣有趣的是，1980年代以來的加拿大，與美國不同，加拿大有技能和低技能勞動力實質工資的差距並未拉大。他們發現， 這完全是因為擴大教育，技術勞動力增加迅速，趕上了需求。
三位學者發現，全球化、離岸和外判生產、引入移民對拉大美國工資的差異只有些微影 響，真正具壓倒性的因素是教育制度自1980年代起未能提供所需的技術勞動力。用第一屆諾貝爾經濟獎得主Jan Tinbergen教授的話說，「不平等是教育與技術競賽的後果。技術進步若領先教育變化，不平等一般會上升；同理，教育程度加快提升，經濟不平等通常會 下降」。
學位增長 歷來最低
香港這三十年來的教育有何變化？技術變化既然「偏愛」技術勞動力，目前的教育能否 滿足需求？【表三】是年滿十五歲人口教育程度的年均淨增長率，扣除年均年滿十五歲的人口增長率後得出。1981-96年是人口的高增長期，無論學位和非學 位的專上程度人口都激增；1981-86年、1986-91年、1991-96年這三個五年期間，學位持有人分別每年淨增5.4%、6.3%和 12.5%。可能因為兩所理工學院和教育學院升格為學位頒發機構，非學位人數在1991-96年間下跌。
到了最近這十五年，即 1996-2001年、2001-06年、2006-11年的學位持有人年均淨增長分別是4.1%、4.1%和3.1%，遠低於前十五年。這三個五年內， 專上非學位持有人的年均淨增長分別是-4.9%、15.2%和4.3%；專上非學位持有人後十五年的累計增幅與前十五年的1981-96年相同。若非期間 內開設自資的副學士，專上人力的淨增長會更低。這是董建華的教育政策，由當時的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梁錦松制定成為方案。
這說明，最近這十五 年的專上教育投資較前十五年放緩。初段適逢亞洲金融危機，增長放緩或情有可原，但2003年以來仍不補救，就難以交代。不論學位還是非學位，增長率都是三 十年來最低的。教育不前是發達國家收入差異拉大的經濟因素，因為未能培訓足以配合技術改進需求的有技能勞動力。
技術進步既然「偏袒」技術人 才、拉大收入差異，只有多培訓有技能的勞動力，才能拉近上下差距。這有四種方法：一、引入外勞；二、提供教育代用券，資助入讀自資專上機構，包括出外留學 （學成後須回港工作一個時期）；三、積極鼓勵自資的專上教育，提供較佳的用地、資助建校資本；四、在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範疇內，就自資機構未能 提供的科目選出有增長潛力的領域。這四項措施不會立即縮小收入差異，但假以時日即可見效。
以政客看來，實質收入十五年內無增長也就令人孰不可忍，成為最具動力的選民。這包括上述收入最低的三組個人勞動者，也就是月入不足八千元的基層勞工。雖則界定何謂貧窮很難有清晰的準則，但底層貧窮蔓延是激發民粹訴求、要求政府大力干預和積極扶「貧」的最佳理由。
發展教育 治本之途
扶貧有兩種典型途徑。一是用政策來增加窮人的收入；二是津貼必需品的開支。很多人支持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失業保險、勞工賠償、僱用標準、收入補助和勞動市場等政策。這些政策短期內似有重新分配的作用，但長遠來說，只會抬高企業提供較佳工作的成本，功效一向成疑。
有許多人主張津貼開支，包括差餉、公用事業收費、學費、交通費……，但津貼開支往往也惠及富人，若要只限窮人受惠，審核資格的成本又不輕；但好處是實施容易，即時見效。但正如勞動市場政策，未能提升基層的生產力，治標不治本。
收緊電力、巴士、鐵路、隧道等公營事業加價的條款也許會得民心，但經濟效益差、政治代價大，比津貼費用更不足為法。但相對以勞動市場政策限制全港企業，包括中小企，規限少數大型公營事業的代價，也許沒有那樣昂貴。
基於價值觀，也為了減少政治分化，很有理由出招以拉近收入差異、紓緩貧困。但一般的訴求缺乏關鍵的實證，忽視差異拉大的深層次原因，也就是教育趕不上技術的發展。
美國當初之所以能超越歐洲，富甲天下，就是因為一個世紀前大量投資發展教育。美國今天正處於失去這方面優勢的危機，香港也身陷其中。
參考文獻：
Claudia Goldin and Lawrence F Katz,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Lawrence F Katz and Kevin M Murphy, Changes in Relative Wages, 1963-1987: Supply and Demand Facto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 1992.
from 政經評論 http://kurtlau.blogspot.com/2012/04/blog-post_301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