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與儒家共和國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連清川
最近中國大陸爆紅一部蘿莉、禦姐和師奶通殺的電視連續劇，以雍正後宮為背景的《甄繯傳》。當然，我本來對於此類戲說劇是嗤之以鼻的，跟著小朋友看了幾集之後，居然著了魔，背著她買了DVD，一口氣看了個通。
你自然可以想像這類宮鬥戲（後宮鬥爭）是怎樣一種情形。可是我完全被其中的陰謀詭計所吸引，只想看著那些後宮的皇后、妃嬪、貴人、常在和答應們如何見招拆招，使絆子，下圈套。可愈到其後，我愈是悵然若失。我記得少時看韓國片子《大長今》，也是宮鬥，可是為什麼大長今就那麼陽光滿地，而我們的甄繯終於陷落了陰毒謀人的悲劇呢？在中國人看來，多麼偉大的人，若他/她缺少謀略而一味地光明正大，必然是死無葬身之地的。終於還是計謀勝過了制度。這好像就是我們的政治價值觀。瞧，我這麼說，我不也看著甄繯使各種陰招樂不可支嗎？
與此同時，我在讀中國人民大學 文學院 教授 劉小楓 先生的《共和與經緯》，不知怎麼地，我竟把如此鄙俗的電視劇和如此高雅的哲學聯繫起來了，並且我頗覺得這二者有共通之處呢。
《共和與經緯》的副標題是“熊十力《論六經》、《正韓》辨正”， 劉 教授解讀 熊十力 先生的兩篇大作。熊十力如今除了知識界狹小範圍之內聲名顯赫之外，早已被遺忘在主流知識圈之外。然而在民國間與開國初， 熊 先生被標榜為“新儒學開宗大師”，著作等身不提，其門生牟宗三、徐複觀 和唐 君毅俱是一時之選。
《共和與經緯》所解析的 熊 先生兩文，《論六經》實際上是熊十力在1951年致林伯渠、董必武和郭沫若，“並懇代陳毛（澤東）公賜覽”的策論；《正韓》是熊十力早在民國間就已經寫就，但在1949-1951年才改定刊印，命名為《韓非子評論》的冊子。
近年來越來越怕讀劉小楓。大學期間讀他的大作小冊如《這一代人的怕與愛》、《走向十字架的真》和《沉重的肉身》時，每每有悟，沾沾自喜；這幾年來但覺得絞盡腦汁卻仍然所獲甚微。到底是 劉 教授功力精進還是我終於流俗低下了呢？ 劉 教授在書中一再自謙他的學力不足，恐怕 曲解了熊 先生。那麼我的悟性恐怕更是力有不逮了。《共和與經緯》所解析的政治邏輯頗為繁複，我只當是快刀斬亂麻，勉強來 解劉 教授的經吧。
以我個人的閱讀結論， 熊十力 先生上書與正韓的目的，乃是勸說共和國創始人去建立“儒家共和國”。粗略來講， 劉 教授對 熊 先生的九章解經，要為我們厘清 熊 先生的三個基本問題：1，為什麼要建立儒家共和國？2，如何建設儒家共和國？3，儒家共和國的目標是什麼？
這裏涉及到一個基本的前提： 熊 先生第一線參與了辛亥革命，恰恰在革命之後，他意識到這個革命所要建立的政權與制度，終不能成就正果，於是他希望“‘挽耽空溺寂之頹’，為共和革命提供精神基礎。”也就是說，他從來都承認民主自由共和的價值，而他的學術要做的，恰恰是為共和革命“開萬世太平”。
熊先生認為，西方的知識論是外求，“偏任理智與思辨”，自封自閉；而中國的知識論既重經驗知識，又講求修身。因此他認為“科學與民主思想無需求諸海外，中國固有文化傳統中就有。”
熊先生石破天驚指出，中國的民主自由思想就存在於“六經”，也就是《大易》（易經）、《春秋》（春秋公羊傳）、《禮》、《樂》、《詩》、《書》之中。正是周公、孔子等這些先聖，在這些傳統經典中提出了自由民主的思想。但是，為什麼會在其後喪失了呢？在秦始皇“廢井田，立郡縣”之後，漢代的儒家棄徒們為了討好專制者偽造了經書，從而把經書變成了維護等級次序與皇帝專制的文本。也就是說，是漢儒們破了初民的民主自由共和思想的功，從此中國才淪入了黑暗的專制。
熊十力要在中國建立的，恰恰是在中國傳統思想基礎上更加沖和永續的共和國。
然而如何建立呢？西方的藥方不可用，而東方當時的現狀顯然在熊十力看來是徒勞的。於是他認為，要建立真正的共和國，就必須回到儒家的“心性儒學”，按照先聖們的指導，改造共和國公民的“心性”，使他們“人人皆可為堯舜”，既擁有共和國公民所應當享有的自由民主思想，又能夠自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麼就萬世太平了。
可是， 熊 先生當然不那麼天真地認為建立共和國，人人就自然成為堯舜了。於是怎麼辦？他的《韓非子評論》指出的道路就是，我們需要一個心懷天地的“共 和 君主”。他有著君主的權威和權謀，又心底無私天地寬，導引民群修身養性，徹悟共和國的真諦。
那麼，這樣的一個共和國，它的目標是什麼呢？ 熊 先生的設想是“周禮首言建國，其國家之組織，只欲成為一文化團體”。或者說，是在經典培育下的“文人共和國”。當然， 熊 先生不至於頭腦簡單到忽略政治、經濟、文化和國際等重大事宜，然而，在他看來，最終的社會解決方案，乃是全世界聯結成為一體，“顛覆天下的性分秩序”，解決了人的心性差異，也就真正消滅了人類不平等的根源，從而達到人人平等，天下均一的大同世界。這是適用於全世界，而不僅僅是中國的政治哲學。
在民國期間，試圖以儒家思想來拯救中國的知識人並不在少數。但是熊十力異於凡人的地方恰恰在於他所支持的乃是自由民主的體系，共和的政體。他的道路所不同的，乃是以儒家的心性學，作為改造共和國內在機理的哲學。
我不知道我是否準確地概述了《共和與經緯》的大意。但就我自己的膚淺理解而言，這套學說接受起來有相當大的難度。
中國思想和政制的發展，具有很強的邏輯理路。與全世界初建政體幾乎一致的是，中國在初民時期，乃是一種原始的民主方式。羅馬共和與希臘諸城邦的共和體制，如出一轍。然而，他們又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專制體制。中國由於地理原因、安全局勢和生產方式，由是更加內向發展，專制日益發展。即便在初民時期的確具有民主共和思維，也在日益需求的權力集中化過程中消滅殆盡。等級制度與專制制度相互依存，遂一路奔襲至今。雖然有許多偶然性因素，例如秦始皇的專制變革、蒙古的入侵等等，然而中國的制度發展史已經一目了然，並非漢儒一家所能成就2000年專制。
而我們難道不曾經歷過“六億神州皆堯舜”的改造麼？將希望寄託在共 和國 君主一人身上，所帶來的恐懼與破壞，所帶來的人的心性的敗壞，要更甚于在精英政治制約之下的專制王朝。無限制的權威必然所帶來的就是無限制的腐敗與殺戮；而無制度的權謀恰好就是消滅人的心性的最殘忍武器。 劉 教授在書中評說“按十力的設想，我們將會走向天下大治。他沒有設想也很可能會出現天下大亂，對此我們完全可以理解，因為，即便出現天下大亂，也不過是達到天下大治的必經之途”。這未免令人毛骨悚然，豈非“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人人皆堯舜否定了人性的差異化，從而也就推導出必須有聖人，也就否定了在現階段下，我等愚民可以“咸與維新”的機會。可是我總覺得時人所臧否的咸與維新，恐怕恰好是建設民主自由共和的“必經之途”。因為咸與維新，愚民們才有機會去瞭解和懂得維新，於是漸漸地瞭解何為民主自由共和，也才能讓假維新變成真維新。美國建國之初的愚民們，不就是通以咸與維新的方式，逐漸成為了一個真正的共和國嗎？
至於文人共和國和大同世界，最起碼我們是不敢想的了。我們中國人總在“俟聖人出，海晏河清”的等待中，卻從來不能在現實的世界中寸進以求變更。太有理想的社會期待的是畢其功於一役，而穩重健康的社會才會踏實地尋找穩妥健康的改革方案。
現代制度沒有什麼特別神奇的地方，無非是從人性的根本出發，承認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承認不平等的存在，承認人乃是善與惡並存的矛盾體。因此用制度、法律、制衡等等方式來規範人的行為，不期望烏托邦，也不認可末世論。只有老老實實地去契合現代社會的原則和規範，才能建設一個不完美，但是合乎人性的世界。
我從來不願、不能否定中國傳統社會的合理性，尤其在調整社會關係、建設內在責任與平衡的內外修養方面，我們有著許多令西方豔羨的成就。我們所需要的，不過是把這些有益的原則提純，運用于現代社會而已。就像西方的保守主義一樣。但並不是一談保守，就非得把整套的東西全部挪用回來。
我當然沒有能力否定 熊 先生，或者是 劉 教授的邏輯思維、寬闊視界以及上上學力。我只能以一個現代人的常識性考慮，來提醒或弱弱地質疑這般複雜的學理。
為什麼我覺得《甄繯傳》和《共和與經緯》有共通之處？因為我覺得他們都認為，只要有一個正當的理由，便可以通過權謀來實現。制度與規範於是便是次要的了。我喜歡他們，可是這種喜歡令我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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