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jin 開口)
蘭德公司（Rand Corp.）、CATO、布魯金學院（Brooking Institute）、Asia Foundation - - - - - 都是平常很熟悉的美國智庫。
「美國智庫」這一名詞是非常籠統且誤導的，就像所謂的學者，至少有清流，與御用兩種之分。智庫之間的競爭，為經費，為擴大影響力等等，都是變成智庫立場的首要考量。換句話說，智庫各有意識型態的偏袒，有傾向共和黨的，也有傾向民主黨的。
底下所貼的這篇是自稱為「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
http://chinese.carnegieendowment.org/ 所發表。這個智庫所走的路線非常明顯是挺北京政府，所以很可能是由北京出資在美國所興辦的。他們所包攬的文章發表，最典型的如一輩子喝華奶養胖的包道格（Douglas Paal）。此外，到目前所看到的資訊並沒有任何顯示「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與原本著名的卡內基基金會（音樂廳）有關。
不稀奇，在中國不是也有「麥當勞」與「賣當樂」的仿冒嗎？LV皮包，北京大學畢業證書，法國香檳，不全都是膺品充市嗎？那麼智庫能例外嗎？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4197
中國2050路線圖：國內路線篇
作者：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中國能源與氣候項目主任及高級研究員 塗建軍
上文中筆者提出了拯救國集團（Group of CURE）這一全新的概念，該集團具體包括中國（China）、美國（United States）、俄羅斯（Russia）及歐盟（European Union）這四大全球經濟體、能源消費及溫室氣體排放大國。筆者認為，如果未來幾十年內中國能在拯救國集團為中心的小多邊合作機制下穩健發展經濟、加強國際能源合作及環境治理力度、並積極提升自身的綜合國力，那麼到了本世紀中葉，中美共治未嘗不能成為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現實。
不過，中國政府必須清醒地意識到，以上所描述的國際秩序變遷以及未來中美全球共治的實現需要建立在18大後新的領導層能夠正確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史以來第三次國內重大路線選擇的基礎上。
一個國家重大路線的選擇是該國國家戰略的具體體現，它決定著這個國家在一定歷史時期行動的方向，也決定著這個國家經濟建設的方向。所以迄今為止，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史以來真正意義上的國內重大路線選擇也僅僅只發生過兩次。
中國第一次的國內重大路線之爭其實是發生在建國之前。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之後，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代表了當時全球方興未艾的共產主義運動，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代表了資本主義路線。由於雙方意識形態方面的巨大差異，最終導致了第二次國共內戰的全面爆發。1949年中國共產黨控制了中國大部分地區，在北京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領導資本主義陣營的美國徹底斷絕了外交關係，並全面倒向以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而國民黨則退守臺灣島。
雖然第二次國共內戰導致全國軍民死亡一千多萬人，而且使得海峽兩岸對峙至今，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畢竟是中華民族在近代百年屈辱史後真正意義上統一了中國絕大部分領土的政權，再考慮到中國人幾千年來濃郁的大一統情節以及成王敗寇的歷史觀，這次路線之爭在歷史上最終應該是以正面評價居多。
不過可惜的是，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初是基於消除社會不公並最終實現天下大同的美好政治理念所成立的，不過在建國初期卻沒能有效地引入對權力的有效制衡機制。這最終使毛澤東得以發動席捲全國的以他本人為政治偶像的個人崇拜運動，而中國在建國後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也徹頭徹尾地陷入了人治的窘境。
不過，一件意外發生的歷史事件加上毛澤東本人提倡的錯誤人口政策最終卻使得中國得以避免正在北朝鮮上演的父父、子子、孫孫家天下的鬧劇。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領導的朝鮮人民軍率先越過北緯38度線進攻韓國，並全面引爆朝鮮戰爭。當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部隊同年9月15日在仁川登陸後，戰爭形勢急轉直下，節節敗退的北朝鮮政權被迫向中國求助。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出兵的決定，並很快派遣中國人民志願軍進入朝鮮參戰。同年10月24日，毛澤東與楊開慧的長子毛岸英隨彭德懷越過鴨綠江抵達位於朝鮮昌城郡的志願軍司令部，並很快於11月25日犧牲在聯合國軍的一次突然空襲中。回過頭來看，不可否認的是，這次偶發的歷史事件徹底杜絕了毛澤東本人效仿北朝鮮金日成父位子承做法的可能性。
另外，毛澤東“人多好辦事”的理念使得建國後中國人口急劇增加，而巨大的人口壓力導致他的繼任者被迫在全國範圍內實施計劃生育政策。雖然中國當前的人口政策一直以來都存在著不小的爭議，不過不容置疑的是，計劃生育政策在政府機關內部的嚴格執行非常有效地防止了政治家族在中國大量出現並穩定存在的基礎，中國的這項基本國策因此也使得父位子承的權力交接模式在國內徹底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
中國的第二次國內重大路線之爭發生在文化大革命剛結束後向左還是向右的政治辯論。始于1966年並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將中國徹底拖入了左傾主義的路線，毛澤東本人發動的這場席捲全國的運動是中國政治、文化及社會發展的一場巨大浩劫。雖然早在1971年9月，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的二號人物林彪政變失敗後叛逃墜機外蒙古事件就已經充分暴露了這場政治運動的荒唐，不過直到1978年12月毛澤東欽點的接班人華國峰被迫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就自己的左傾問題做自我批評，中國第二次國內重大路線之爭才算徹底水落石出。
1980年，華國鋒迫於形勢辭去黨內外各種重要職務，至此鄧小平成為中國實際最高領導人，並堅持以務實主義的“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的思路來指導中國經濟的發展、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大膽推動中國的經濟改革。由於鄧小平在經濟領域的成功改革，中國2010年一舉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並廣泛預計會在不遠的將來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
1997年2月鄧小平過世後，國內外關於他的傳記可謂是汗牛充棟。不過，現在為鄧小平蓋棺定論可能還有些為時過早。雖然鄧小平對中國的經濟騰飛確實功不可沒，但他選擇將改革開放僅僅局限在經濟領域的做法也留給了他的繼任者們一個缺少安全閥機制的高壓社會體系。一方面，中國綜合國力已經高居全球第二；另一方面，中國歷屆政府卻始終擺脫不了國外颳風下雨、國內打針吃藥的怪圈。近些年來，鄧小平宣導的“白貓黑貓論”的負面效應也越來越多地凸顯出來。具體體現在環境污染、資源緊缺、做事不擇手段等各種矛盾日益激化。
今年2月6日因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而全面引爆並愈演愈烈的重慶事件是中國社會矛盾集中爆發的一個新的例證。雖然外界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都可能無從得知薄熙來與王立軍決裂的真實原因，不過通過逐步被揭露的各種資訊，還是可以得出以下令人嚴重不安的結論：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居民的人身安全還是無法在制度層面上得到根本的保障。即便是那些在國內幾乎可以為所欲為、甚至有資格視人命如草芥的精英階層，他們一旦跌倒後，也會驀然發現其實自己也沒有任何可以依賴的屏障以避免從此裸奔的命運。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重慶事件對中國政治的重要影響註定會被拿來與四十年前震驚中外的林彪叛逃相提並論。與林彪事件逐步發酵並演化到鄧小平做出改革開放決定的歷史進程類似，到了今年底的18大之後，逐步發酵的重慶事件可能會使得中國新的領導層不得不開始面對國內第三次重大路線的選擇：到底是積極帶領這個國家大力向上提升以期早日步入世界先進國家之林？還是繼續選擇悶聲發大財、並以穩定壓倒一切為理由帶領這個國家向下沉淪？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兩次重大路線之爭的緊要關頭，中國前領導人都做出了可以直面歷史評判的選擇。基於歷史經驗，中國18大後新的領導層帶領這個國家大力向上提升的機會應該會遠遠高於另一種不好的可能。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未來深化到經濟領域之外的改革需要給當前內部壓力越來越高的政治體系安裝能夠有效化解各種矛盾的安全閥，這樣中國才能真正意義上朝著和諧社會的方向大步邁進；如果將來國內能夠確實保證沒有任何組織或個人可以長期淩駕於法律之上，全國人民的安全感及幸福指數必將得到極大的提升；如果向上攀升的通道基本上能夠對社會各階層都相對公平地開放，弱勢群體的心態預計會日趨平和而不是每天憤懣不平；最後一點，如果信息透明化、社會公平化能在真正意義上落到實處，那麼仇富、仇官以及極端民族主義等各種不和諧的理念在未來的中國就不會有什麼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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