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债务危机阴魂不散
欧洲央行决定为欧洲各银行提供几乎无限制的低利率中期贷款数月后
,欧洲再陷恐慌,重现主权债务危机。这次危机中心不再是意大利而是西班牙,但是形式几乎一样。西班牙的债务利率微升,使其更加收缩政府财政预算。偿还能力成为众矢之的,利率随之抬升。随着利率的抬升,西班牙银行把信贷范围缩小至国内经济,再次缩减预算,其生存能力受到质疑。你可以把这看成主权债务危机,银行危机,或者是一个简单的增长危机。但是无论如何,这是国家债务违约危机,银行的彻底垮台,或许还是单一货币的崩溃,更大一点说,甚至是欧元的失败。
周二的西班牙债券拍卖是此次主要的危机症候,投资者对此并未关注太多。美国政府长期债券从欧债抽身也是重要症候。当然,西班牙举足轻重。这份重量之后是西班牙陷入危机后,意大利甚至法国这些更大的经济体也会被拖入泥淖。
根本上说,危机再现,是因为最后的危机“解决方案”无济于事。对于银行业危机来说,这个方案只是杯水车薪。欧洲央行要是有足够的闲置资金,任何银行都会有偿还能力。沉着的投资者,和有偿还能力的新银行悄然给欧洲政府债务注入资金,这有助于降低利率收益差。同时,评论家对此猛烈抨击,认为这无异于扬汤止沸。的确如此。但是情况时常让人焦虑,止沸的确是扬汤所要达到的效果。如果欧洲经济框架下的内在问题能轻易解决,早就解决了。攻克难题需要时间,所以延缓解决时间是权宜之计。问题是数月后,我们现在面对的基本问题仍是如此,就很难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些许进展。
简单地说,欧洲现有制度难以运行。扬汤的目标应该是创造更好的制度。危机爆发之前,德国资本流入所谓的“边缘国家”(一些相对小一些的国家如奥地利,芬兰与荷兰)。通过输入资本,这些国家能够使本国进口多于出口,公民消费的比节省的更多。希腊和葡萄牙需要大规模借入外债,西班牙和爱尔兰主要是从私营部门借入。接着,人们对这种借贷的可靠性丧失信心,资本也就不再流入。
外部融资“急停”在国际金融历史上非常普遍。经常发生负债国家币值骤降。随着货币贬值,工人实际收入下降,购买力随之下降。国民注意到他们负债累累,工时更长,工薪更少。制定合适的政策改革以加速恢复危机前的生活水平,对政治家来说也许是种煎熬,所以有了如今现状。事实也许不是这样。
但是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并没有独立的货币体系可供崩溃。这样看,它们算不上是独特。在像美国这样的大国,有时候投资也会流入特定区域然后戛然而止,给地方预算和就业形势造成破坏。但在美国,地方政府(如佛罗里达州或亚利桑那州)面对突然的投资下降,仍可从络绎不绝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支票中收益。而且,失业保险、救济粮票和医疗补助会让你受创越重,得到的联邦补助越多。最后重要的是,这个地方经济垮了,你可以去另一个州。离开,长久以来都是美国调整政策的一部分。工业下滑,人们离开;工业兴旺,人们到来。但愿不会看到整个民族把选择逃离作为对政府不当措施的制止。
欧洲没有以上任何一种保护措施。欧洲人不只是传统上流动性弱,还有他们语言不一。从里斯本、赛尔维尔或那不勒斯来的人要想在阿姆斯特丹、慕尼黑或赫尔辛基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并不容易,因为极少数欧洲人说德语,还有没有人说第二种北欧语言。
欧洲深陷困境,币值调整不了,人口不能流动,各地区得不到彼此的金融支持。最重要的是,这种困境导致非常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但是不断预算削减,是治标不治本。欧洲应采取行动以解燃眉之急。欧洲内部移民的语言和文化障碍在可预知的未来并不会就此消失。德国纳税人可以为他们困境中的兄弟提供自由转移支付资金,就像马萨诸塞州帮助密西西比州一样,但是他们的耐心终会消失殆尽。马萨诸塞州的美国人与密西西比州的美国人确实感到他们自己同宗同族,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化与语言。德国人与西班牙人则没有这种感觉。其实,一切可能的解决办法都倾向于这一点。德国人可以承受更高的通货膨胀,或者是抛开自己的税制去适应南欧需求,但是德国选民想要政府对他们自己的需要做出回应。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实际结果却是灾难性的。单一货币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旨在促成更深层次的政治整合。我们今天看到的债务重现危机,是认为欧洲人能够超越民族界限联合这种危险赌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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