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中国能源与气候项目主任及高级研究员 涂建军
国际秩序篇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初期以来快速腾飞，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1978年至今，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7%，并在2010年一举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早在2006年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国，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2011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煤炭进口国。再考虑到中国钢铁、太阳能光电板等工业品产量及风电年装机容量高居全球第一，而军费开支、石油进口高居全球第二的现状，不难理解为何还在金融危机中挣扎的欧美国家早已不再把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看待。
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2010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了4270美元的水平，并首次超过世界银行当年界定的中高收入（Upper Middle Income）国家3976美元的分界线，但是必须看到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仅仅才达到美国当前水平的10%。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离真正意义发达国家的距离还相当遥远。鉴于中国经济游离在传统的发展中与发达国家的范畴之外，中国其实更适合被定义为一种特殊的混合经济体（Hybrid Economy）。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方面，中国“国富民贫”的现状还很难被国内长期以来不包容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彻底改变。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家利益预计会越来越向发达国家阵营及能源消费国集团靠拢。毫不奇怪的是，中国政府几十年来奉为金科玉律的诸多内政、外交准则已经和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实力越来越不匹配。因此，中国短期内在内政、外交方面都面临着进行重大调整的压力。对18大后中国新的领导层来说，这不但是他们即将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他们展现自己领导才能的一个历史性机遇。
中国经济腾飞始于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邓小平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后，第二年就以对越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表明了与前苏联阵营彻底决裂的立场，并因而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阵营对中国改革开放全方位的支持。在冷战后期国际、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邓小平本着政治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方式，最终选择了将改革开放局限在经济领域的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阵营的关系在1989年后出现了大幅倒退。不过，冷战胜利后的美国，综合国力在全球没有国家可以匹敌，当时高度自信的美国并无意对国力远远落后的中国发动新一轮冷战。到了本世纪初，虽然美国逐步意识到了来自中国快速崛起的压力。不过，由于美国2001年后深陷“9.11”事件的泥潭，一度无暇东顾。而中国历届政府也很好地把握了这段难能可贵的窗口期，中国综合国力也因此成功地达到了全球第二的水平。
等到美国奥巴马政府近年来决定从阿富汗及伊拉克战争中尽快抽身，并提出重返亚洲的战略后，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国际社会最重要和复杂的双边关系。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构成了重大挑战。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浪潮早已使得中美经济紧密到了休戚与共的地步。未来几十年内，中美关系预计会在竞争性合作（Competitive Cooperation）及合作性竞争（Cooperative Competition）之间周期性波动。如果中美双方的领导层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他们将不但完全能够避免两个国家未来在全球范围内爆发重大冲突，而且还有不小的可能性最大化双方的共同利益。
鉴于中、美两国国力差距快速缩减、两国在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及各自所处发展阵营的重要地位，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在本世纪初提出了两国集团（Group of Two或G2）的概念。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上台后，作为中美之间的一个非正式特殊关系，外交政策专家开始对该概念在经济领域外的含义进行了更广泛的研究探讨。两国集团比较有名的倡导者包括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前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及世界银行第十一任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人。
两国集团概念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不过笔者认为这个概念并不能充分反映当前真实的国际秩序。虽然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能源消费国及温室气体排放国，但是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最新统计数据，中美两国当前只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3%、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37%、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42%。由于以上关键性指标没有一项能够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寓意中美全球共治的两国集团概念刚一出台，就有着名不正、言不顺的硬伤。而做为中美两国中国力相对落后的中国，如果现在就开始全盘接受这一概念，更是有树大招风之嫌。
由于美国在冷战后一度陷于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自我陶醉中不能自拔、“9.11”事件后又错误地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加上2008年底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美国当前的相对国力较冷战刚刚结束时已经有了显著的下降。虽然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国的地位短期内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撼动，不过冷战过后美国一家独大的国际政治格局基本已经结束，人类社会已经开始正式步入了一个多极化的世界。
从笔者长期研究的能源和环境问题的角度来看，当前国际格局是建立在拯救国集团（Group of CURE）的基础上，而该集团具体包括中国（China）、美国（United States）、俄罗斯（Russia）及欧盟（European Union）。根据国际能源署最新出版的《2011年世界能源展望》，拯救国集团不但代表当前全球经济总量的57%、能源消费总量的55%及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59%，而且预计到了2035年，该集团还能继续贡献全球经济总量的55%、能源消费总量的52%及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54%。鉴于该集团以上重大指标在未来几十年内全部都能占据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拯救国集团因此比两国集团能够更好地代表本世纪中叶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及能源秩序。
有鉴于此，中国领导人有必要就新的国际秩序对本国的小多边合作机制进行适度调整。由于中国长期习惯于发展中国家领头羊的自我定位，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小多边合作的侧重点过多地放到了金砖集团（BRICS Group–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及基础四国（BASIC Countries – 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上面。不过如果考虑到金砖集团及基础四国中的国家全部属于未来力图成为世界强国的第二梯队国家并且各自国家利益迥异，中国与以上国家进行的小多边合作不但实质性内容不多、未来提升空间有限，而且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将来必然会越来越难于应对。
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至少是在能源与环境领域，中国如果将未来小多边合作机制的侧重点放到拯救国集团上，那么，中美两国可以在以煤炭产业链、核能及气候变化为中心的重大能源及环境议题上进行深入的实质性合作。而中俄两国在提高能效及能源安全领域合作空间巨大。最后，中欧不但在清洁能源技术及环境立法方面可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而且欧盟可以在提高公众环保意识方面给中国提供各种宝贵的经验。
在拯救国集团为侧重点的国际小多边合作机制下，中国可以在该框架下协调解决各种重大的全球性贸易、安全、能源及环境问题。以此为基础，中国经济及综合国力在未来几十年内持续稳健增长的可能性必将能够得到更进一步的保障。那么，到了本世纪中叶，中美共治未尝不能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
国内路线篇
上文中笔者提出了拯救国集团（Group of CURE）这一全新的概念，该集团具体包括中国（China）、美国（United States）、俄罗斯（Russia）及欧盟（European Union）这四大全球经济体、能源消费及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笔者认为，如果未来几十年内中国能在拯救国集团为中心的小多边合作机制下稳健发展经济、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及环境治理力度、并积极提升自身的综合国力，那么到了本世纪中叶，中美共治未尝不能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
不过，中国政府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以上所描述的国际秩序变迁以及未来中美全球共治的实现需要建立在18大后新的领导层能够正确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第三次国内重大路线选择的基础上。
一个国家重大路线的选择是该国国家战略的具体体现，它决定着这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行动的方向，也决定着这个国家经济建设的方向。所以迄今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真正意义上的国内重大路线选择也仅仅只发生过两次。
中国第一次的国内重大路线之争其实是发生在建国之前。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代表了当时全球方兴未艾的共产主义运动，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代表了资本主义路线。由于双方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差异，最终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1949年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北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领导资本主义阵营的美国彻底断绝了外交关系，并全面倒向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国民党则退守台湾岛。
虽然第二次国共内战导致全国军民死亡一千多万人，而且使得海峡两岸对峙至今，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毕竟是中华民族在近代百年屈辱史后真正意义上统一了中国绝大部分领土的政权，再考虑到中国人几千年来浓郁的大一统情节以及成王败寇的历史观，这次路线之争在历史上最终应该是以正面评价居多。
不过可惜的是，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是基于消除社会不公并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美好政治理念所成立的，不过在建国初期却没能有效地引入对权力的有效制衡机制。这最终使毛泽东得以发动席卷全国的以他本人为政治偶像的个人崇拜运动，而中国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也彻头彻尾地陷入了人治的窘境。
不过，一件意外发生的历史事件加上毛泽东本人提倡的错误人口政策最终却使得中国得以避免正在北朝鲜上演的父父、子子、孙孙家天下的闹剧。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军率先越过北纬38度线进攻韩国，并全面引爆朝鲜战争。当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同年9月15日在仁川登陆后，战争形势急转直下，节节败退的北朝鲜政权被迫向中国求助。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出兵的决定，并很快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参战。同年10月24日，毛泽东与杨开慧的长子毛岸英随彭德怀越过鸭绿江抵达位于朝鲜昌城郡的志愿军司令部，并很快于11月25日牺牲在联合国军的一次突然空袭中。回过头来看，不可否认的是，这次偶发的历史事件彻底杜绝了毛泽东本人效仿北朝鲜金日成父位子承做法的可能性。
另外，毛泽东“人多好办事”的理念使得建国后中国人口急剧增加，而巨大的人口压力导致他的继任者被迫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虽然中国当前的人口政策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不小的争议，不过不容置疑的是，计划生育政策在政府机关内部的严格执行非常有效地防止了政治家族在中国大量出现并稳定存在的基础，中国的这项基本国策因此也使得父位子承的权力交接模式在国内彻底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
中国的第二次国内重大路线之争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后向左还是向右的政治辩论。始于1966年并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将中国彻底拖入了左倾主义的路线，毛泽东本人发动的这场席卷全国的运动是中国政治、文化及社会发展的一场巨大浩劫。虽然早在1971年9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二号人物林彪政变失败后叛逃坠机外蒙古事件就已经充分暴露了这场政治运动的荒唐，不过直到1978年12月毛泽东钦点的接班人华国峰被迫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自己的左倾问题做自我批评，中国第二次国内重大路线之争才算彻底水落石出。
1980年，华国锋迫于形势辞去党内外各种重要职务，至此邓小平成为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并坚持以务实主义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的思路来指导中国经济的发展、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大胆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由于邓小平在经济领域的成功改革，中国2010年一举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广泛预计会在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1997年2月邓小平过世后，国内外关于他的传记可谓是汗牛充栋。不过，现在为邓小平盖棺定论可能还有些为时过早。虽然邓小平对中国的经济腾飞确实功不可没，但他选择将改革开放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的做法也留给了他的继任者们一个缺少安全阀机制的高压社会体系。一方面，中国综合国力已经高居全球第二；另一方面，中国历届政府却始终摆脱不了国外刮风下雨、国内打针吃药的怪圈。近些年来，邓小平倡导的“白猫黑猫论”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多地凸显出来。具体体现在环境污染、资源紧缺、做事不择手段等各种矛盾日益激化。
今年2月6日因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而全面引爆并愈演愈烈的重庆事件是中国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一个新的例证。虽然外界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可能无从得知薄熙来与王立军决裂的真实原因，不过通过逐步被揭露的各种信息，还是可以得出以下令人严重不安的结论：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居民的人身安全还是无法在制度层面上得到根本的保障。即便是那些在国内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甚至有资格视人命如草芥的精英阶层，他们一旦跌倒后，也会蓦然发现其实自己也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屏障以避免从此裸奔的命运。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重庆事件对中国政治的重要影响注定会被拿来与四十年前震惊中外的林彪叛逃相提并论。与林彪事件逐步发酵并演化到邓小平做出改革开放决定的历史进程类似，到了今年底的18大之后，逐步发酵的重庆事件可能会使得中国新的领导层不得不开始面对国内第三次重大路线的选择：到底是积极带领这个国家大力向上提升以期早日步入世界先进国家之林？还是继续选择闷声发大财、并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理由带领这个国家向下沉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两次重大路线之争的紧要关头，中国前领导人都做出了可以直面历史评判的选择。基于历史经验，中国18大后新的领导层带领这个国家大力向上提升的机会应该会远远高于另一种不好的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未来深化到经济领域之外的改革需要给当前内部压力越来越高的政治体系安装能够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的安全阀，这样中国才能真正意义上朝着和谐社会的方向大步迈进；如果将来国内能够确实保证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可以长期凌驾于法律之上，全国人民的安全感及幸福指数必将得到极大的提升；如果向上攀升的通道基本上能够对社会各阶层都相对公平地开放，弱势群体的心态预计会日趋平和而不是每天愤懑不平；最后一点，如果信息透明化、社会公平化能在真正意义上落到实处，那么仇富、仇官以及极端民族主义等各种不和谐的理念在未来的中国就不会有什么市场。
注：本文由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授权发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成立于1910年，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知名的外交与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其中文网站“卡内基中文网”（www.ceip.org/china）由中国项目主办，旨在向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广泛介绍来自卡内基基金会的著作、杂志、活动及其他信息资源，以增进中美之间国际政治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学术交流及相互了解。作者简介：涂建军为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中国能源与气候项目主任及高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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