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jin 開口)
蘭德公司（Rand Corp.）、CATO、布魯金學院（Brooking Institute）、Asia Foundation - - - - - 都是平常很熟悉的美國智庫。
「美國智庫」這一名詞是非常籠統且誤導的，就像所謂的學者，至少有清流，與御用兩種之分。智庫之間的競爭，為經費，為擴大影響力等等，都是變成智庫立場的首要考量。換句話說，智庫各有意識型態的偏袒，有傾向共和黨的，也有傾向民主黨的。
底下所貼的這篇是自稱為「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
http://chinese.carnegieendowment.org/ 所發表。這個智庫所走的路線非常明顯是挺北京政府，所以很可能是由北京出資在美國所興辦的。他們所包攬的文章發表，最典型的如一輩子喝華奶養胖的包道格（Douglas Paal）。此外，到目前所看到的資訊並沒有任何顯示「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與原本著名的卡內基基金會（音樂廳）有關。
不稀奇，在中國不是也有「麥當勞」與「賣當樂」的仿冒嗎？LV皮包，北京大學畢業證書，法國香檳，不全都是膺品充市嗎？那麼智庫能例外嗎？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4177
中國2050路線圖：國際秩序篇
作者：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中國能源與氣候項目主任及高級研究員 塗建軍
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初期以來快速騰飛，並取得舉世矚目的成果，這早已是不爭的事實。1978年至今，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7%，並在2010年一舉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早在2006年就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國，2009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能源消費國，2011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煤炭進口國。再考慮到中國鋼鐵、太陽能光電板等工業品產量及風電年裝機容量高居全球第一，而軍費開支、石油進口高居全球第二的現狀，不難理解為何還在金融危機中掙扎的歐美國家早已不再把中國作為一個傳統意義上的發展中國家看待。
與此形成鮮明的對比，雖然2010年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了4270美元的水準，並首次超過世界銀行當年界定的中高收入（Upper Middle Income）國家3976美元的分界線，但是必須看到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僅僅才達到美國當前水準的10%。從這個角度出發，中國離真正意義發達國家的距離還相當遙遠。鑒於中國經濟游離在傳統的發展中與發達國家的範疇之外，中國其實更適合被定義為一種特殊的混合經濟體（Hybrid Economy）。
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一方面，中國“國富民貧”的現狀還很難被國內長期以來不包容的經濟增長模式所徹底改變。另一方面，中國的國家利益預計會越來越向發達國家陣營及能源消費國集團靠近。毫不奇怪的是，中國政府幾十年來奉為金科玉律的諸多內政、外交準則已經和中國當前的政治、經濟實力越來越不匹配。因此，中國短期內在內政、外交方面都面臨著進行重大調整的壓力。對18大後中國新的領導層來說，這不但是他們即將面臨的重大挑戰，也是他們展現自己領導才能的一個歷史性機遇。
中國經濟騰飛始于美蘇對抗的冷戰時期。鄧小平1978年開啟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後，第二年就以對越南的大規模軍事行動表明了與前蘇聯陣營徹底決裂的立場，並因而得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陣營對中國改革開放全方位的支持。在冷戰後期國際、國內政局動盪不安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鄧小平本著政治穩定壓倒一切的思維方式，最終選擇了將改革開放局限在經濟領域的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
雖然中國與西方國家陣營的關係在1989年後出現了大幅倒退。不過，冷戰勝利後的美國，綜合國力在全球沒有國家可以匹敵，當時高度自信的美國並無意對國力遠遠落後的中國發動新一輪冷戰。到了本世紀初，雖然美國逐步意識到了來自中國快速崛起的壓力。不過，由於美國2001年後深陷“9.11”事件的泥潭，一度無暇東顧。而中國歷屆政府也很好地把握了這段難能可貴的視窗期，中國綜合國力也因此成功地達到了全球第二的水準。
等到美國奧巴馬政府近年來決定從阿富汗及伊拉克戰爭中儘快抽身，並提出重返亞洲的戰略後，中美關係已經成為二十一世紀國際社會最重要和複雜的雙邊關係。一方面，中國的快速崛起對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構成了重大挑戰。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浪潮早已使得中美經濟緊密到了休戚與共的地步。未來幾十年內，中美關係預計會在競爭性合作（Competitive Cooperation）及合作性競爭（Cooperative Competition）之間週期性波動。如果中美雙方的領導層有足夠的政治智慧，他們將不但完全能夠避免兩個國家未來在全球範圍內爆發重大衝突，而且還有不小的可能性最大化雙方的共同利益。
鑒於中、美兩國國力差距快速縮減、兩國在國際經濟、貿易、環境、及各自所處發展陣營的重要地位，美國知名經濟學家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在本世紀初提出了兩國集團（Group of Two或G2）的概念。美國總統奧巴馬2009年上臺後，作為中美之間的一個非正式特殊關係，外交政策專家開始對該概念在經濟領域外的含義進行了更廣泛的研究探討。兩國集團比較有名的宣導者包括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前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及世界銀行第十一任行長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人。
兩國集團概念的提出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不過筆者認為這個概念並不能充分反映當前真實的國際秩序。雖然中美兩國是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能源消費國及溫室氣體排放國，但是根據國際能源署的最新統計資料，中美兩國當前只占全球經濟總量的33%、全球能源消費總量的37%、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42%。由於以上關鍵性指標沒有一項能夠超過全球總量的一半，寓意中美全球共治的兩國集團概念剛一出臺，就有著名不正、言不順的硬傷。而做為中美兩國中國力相對落後的中國，如果現在就開始全盤接受這一概念，更是有樹大招風之嫌。
由於美國在冷戰後一度陷於全球唯一超級大國的自我陶醉中不能自拔、“9.11”事件後又錯誤地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加上2008年底房地產泡沫破滅而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打擊，美國當前的相對國力較冷戰剛剛結束時已經有了顯著的下降。雖然美國作為全球第一大國的地位短期內沒有任何國家可以撼動，不過冷戰過後美國一家獨大的國際政治格局基本已經結束，人類社會已經開始正式步入了一個多極化的世界。
從筆者長期研究的能源和環境問題的角度來看，當前國際格局是建立在拯救國集團（Group of CURE）的基礎上，而該集團具體包括中國（China）、美國（United States）、俄羅斯（Russia）及歐盟（European Union）。根據國際能源署最新出版的《2011年世界能源展望》，拯救國集團不但代表當前全球經濟總量的57%、能源消費總量的55%及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59%，而且預計到了2035年，該集團還能繼續貢獻全球經濟總量的55%、能源消費總量的52%及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54%。鑒於該集團以上重大指標在未來幾十年內全部都能佔據全球總量的一半以上，拯救國集團因此比兩國集團能夠更好地代表本世紀中葉前的國際政治、經濟及能源秩序。
有鑒於此，中國領導人有必要就新的國際秩序對本國的小多邊合作機制進行適度調整。由於中國長期習慣於發展中國家領頭羊的自我定位，最近一段時期中國小多邊合作的側重點過多地放到了金磚集團（BRICS Group– 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及基礎四國（BASIC Countries – 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國）上面。不過如果考慮到金磚集團及基礎四國中的國家全部屬於未來力圖成為世界強國的第二梯隊國家並且各自國家利益迥異，中國與以上國家進行的小多邊合作不但實質性內容不多、未來提升空間有限，而且中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競爭關係將來必然會越來越難於應對。
與此形成鮮明的對照，至少是在能源與環境領域，中國如果將未來小多邊合作機制的側重點放到拯救國集團上，那麼，中美兩國可以在以煤炭產業鏈、核能及氣候變化為中心的重大能源及環境議題上進行深入的實質性合作。而中俄兩國在提高能效及能源安全領域合作空間巨大。最後，中歐不但在清潔能源技術及環境立法方面可進一步加強交流合作，而且歐盟可以在提高公眾環保意識方面給中國提供各種寶貴的經驗。
在拯救國集團為側重點的國際小多邊合作機制下，中國可以在該框架下協調解決各種重大的全球性貿易、安全、能源及環境問題。以此為基礎，中國經濟及綜合國力在未來幾十年內持續穩健增長的可能性必將能夠得到更進一步的保障。那麼，到了本世紀中葉，中美共治未嘗不能成為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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