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子強：辛亥百年啟示錄（二之一）
適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最近翻看葉曙明所著的《重返辛亥現場》一書，對這場革命又有一番新的體會。
很多人都想當然的認為，晚清政局是，清政府腐敗不堪，冥頑不靈，負隅頑抗，無可救藥，百日維新、戊戌之變後，變革之望已經徹底幻滅，革命已成了唯一的出路。套用一句香港部分左翼人士近年最喜歡用的口頭禪，那已經是「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最後決戰的關頭。
慈禧清政府冥頑不靈無可救藥？
但實情又是否如此呢﹖
其實很多史學家都曾經提過，在1900年至1910年的10年間，清政府曾經大刀闊斧的推行過多種改革，而且不單是社會、經濟改革，更包括政治改革。書中便提到，到了1904年，慈禧已經痛定思痛，對日本的君主立憲制表示肯定。「立憲」一詞，由6年前戊戌政變時的政治禁區，短短6年間，旋即在社會解禁、「脫敏」，風行一時，儼然成了很多人對於國家前途的希望所在。
有趣的是，很多人以為，甲午戰爭之後，中國人應該對日本苦大仇深，但其實並不盡然。在1905年中國東北的日俄戰爭，不少人其實希望日本打贏，甚至自發組織醫療隊為日本傷兵療傷，當日本真的戰勝後，人人欣喜若狂。讀者可能為此看得瞪眼，其實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因為這場仗不單是亞洲人打敗了歐洲人、黃種人打敗了白種人，更重要的是，立憲國打敗了專制國，讓立憲的主張旋即在朝野間，更加火乘風勢。
分歧不在於立憲，而在於時間表
1905年7月，袁世凱、張之洞等重臣，聯合上書清廷，提議在12年後實行立憲，這是地方政府官員向中央正式提出「政改時間表」。而立憲之議，旋即遍於全國。慈禧也明白，立憲是民心所向，於是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一下「政改路線圖」，五人為載澤、戴鴻慈、端方、徐世昌、紹英，後來因為考察團出發之時，遭激進分子以「人肉炸彈」刺殺，橫生枝節，後兩者最後換成尚其亨和李盛鐸。
作者紀述，當炸彈攻擊發生，慈禧聽到消息後，落淚說：「我要辦些事，又出此枝節。」而受傷的紹英則在病榻上表示：「如果以一己之死，換得立憲成功，則死而榮生，死又何惜？各國立憲，莫不流血，然後才有和平。」從中可見，當時清政府中不乏對立憲真誠地抱有希望的人。
作者說，成王敗寇，後人把五大臣醜化成為幾個只知道吃喝玩樂的白癡，如歷史學家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一書中，把他們出洋考察形容為一場鬧劇：「他們看電影、聽歌劇、看勇士鬥牛、舞女大腿……憲法何從考察起呢？」但作者自己卻不同意，認為這有欠公允，反而說五大臣都是很有頭腦、對推動政改不遺餘力的人。
例如載澤把英國政治歸納為：「立法操之議會，行政責之大臣，憲典掌之司法，君主裁成於上，以總核之。其興革諸政，大都由上下兩議院議妥，而後經樞密院呈於君主簽押施行。故一事之興，必經眾人之討論，無慮耳目之不周，一事之行，必由君主之決成，無慮事權之不一。」因此君主在英國，得以享受「優游之樂」。
戴鴻慈在考察英國議院後，亦認定了兩黨制的好處：「議員分為政府黨與非政府黨兩派。政府黨與政府同意，非政府黨則每事指駁，務使摺中至當，而彼此不得爭執。誠所謂爭公理、不爭意氣者，亦法之可貴者也。」
在美國，他們看到議員為公事爭論不休，但走出了議院，大家依舊握手言歡，這種政治文明令他們讚歎不已：「然文明國人，恆以正事抗論，裂眥抵掌，相持未下，及議畢出門，則執手歡然，無纖芥之嫌。蓋由其於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
「政改時間表」拖得太長累事
按書中所述，1906年夏天，載澤等人回京之後，寫了一份考察報告，建議以5年為期，完成立憲改革。但最後遭保守力量反對，又因改革具體內容而橫生枝節，慈禧決心又不夠，結果於1907年年中，定下先由東三省做試點，全國在15年完成改革的「政改時間表」，讓曾經寄予厚望者大失所望，革命派更加振振有辭，再加上1908年慈禧去世，讓清政府權力真空，局勢更加動盪，革命之火，更成燎原之勢。
清朝宣統三年，即1911年11月3日，公布了《憲法十九信條》，它由原本照抄日本憲法的《憲法大綱》，變成更多的參考英國憲法，前進了一大步。它從如何保衛皇權，變成如何限制皇權，又擴大了議會和總理的權力，更明確指出皇權受法律約束，徹底揚棄「君權神授」、「朕即法律」的老調。
但問題是，當時辛亥革命已經爆發，為時已晚。正如作者所言，《十九信條》只能成了一生不逢時的棄嬰。
清政府立憲派革命黨之博弈
作者在全書總結時指出：「大變革實際上是三股力量之間的博弈：政府、立憲派與革命黨……在君主立憲這一點上，政府與立憲派並沒有多大的分歧，只是時間表上，立憲派求快，朝廷求穩。立憲派求快，是因為他們意識到自己在和革命黨賽跑，革命一旦爆發，天下大亂……」
書中提到，不少人認為晚清立憲的失敗，是因為朝廷拖延時間，錯失良機。例如，梁啟超曾慨嘆：《十九信條》來得太晚了，如果能於一年數月前發布其一二，那麼結局將大不一樣。而另一名曾任國民政府立法委員的憲法學者陳茹玄也說：「《十九信條》深得英憲之精神，以代議機關為全國政治之中樞，苟其施行，民治之功可期，獨惜其出之太晚耳。倘能早十年宣布實行，清祚或因以不斬，未可知也。」
作者本身並不認為這是革命的唯一原因，他說：「在革命黨看來，問題的癥結不在於立不立憲，而是誰來立憲。漢人立憲可以，滿人立憲不行。章太炎早在1903年就說，這個滿人政權『不能變法當革，能變法亦當革；不能救民當革，能救民亦當革』。」換句話說，說穿了，就是推翻異族統治才是根本。
特區政改啟示錄
100年後的今天，香港的雙普選進程，也處於一個類似微妙的三角博弈當中，三方換成為北京、溫和的民主力量，以及激進的社會改革聲音。如同晚清時期一樣，今天大家都認同政治變革在所難免，只是時間表上，溫和派求快，北京求穩，雖然去年雙方就政改破天荒達成協議，但之後卻陷入悶局。溫和派愈來愈憂心如焚，是因為他們見到，社會的矛盾愈來愈尖銳，對官商勾結、地產霸權、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的怨氣滔天，改革再拖下去，只會讓不滿聲音再難按捺，終有一天「爆煲」，到時不單止溫和派被針對和反噬（希望不似當年五大臣般被炸），更嚴重的是，社會更可能發生亂子，北京就會與當年的清政府一樣，悔之已晚。
當年還可以把問題歸咎於滿漢之別、民族主義把事情弄得複雜化，今天沒有這些障礙，如果中央和特區政府，沒有汲取教訓，還是一樣冥頑不靈，一朝出事，悔不當初，到時還可以怨誰呢？
如果當年慈禧依從立憲派之見，快一點完成政改，那麼清朝的國祚可能大大不同。反之今天的香港，我只能寄望，中央政府在決定2017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2020年落實普選立法會，還是採取拖字訣、拖得幾年是幾年，那一念之間，記得辛亥百年的教訓。
（筆者按：有關5年還是15年立憲的問題，筆者也請教過一個歷史系的朋友，他簡單幫我查過《清史稿》的〈德宗（光緒）本紀〉，發現1906年五大臣回國，慈禧同意推行立憲，但當中卻沒清楚說明要多少年。反而在《清史稿》〈選舉志〉中，卻提到是9年，見3248至3249頁。特此向讀者補充。但無論如何，這也不影響我前面希望提出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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