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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31 October 2011

宋石男:晚明江浙城市因抗税而起的民变

时间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六月初三，地点是苏州玄妙观。愤怒的工人与市民，如流水般涌入，如乌云般聚集。一连三日，不呼而集者万人。为首六十人，名曰“团行”；六十人之首脑葛成，一位外来务工的农民工，攘臂而起，手执蕉叶扇，率众誓神，一呼而万人响应。民众一举一动，皆视葛成芭蕉扇所指。在葛成主持下，此次集体行动的法则也被约定：不挟寸刃，不掠一物；矢誓倡义，不取一钱。自始自终，民变的诉求与策略都很明确，它不是为了推翻政权，也不是要打家劫舍，而是抗议横征暴敛的税务政策、惩戒上下其手的税务酷吏。

六月初六，民变者如山川奔腾般涌上街头，史称“织佣之变”。上午，民变者在灭渡桥捶毙正向卖瓜卖米者征税的参随黄建节，午间又击毙徐怡春，之后分别冲向阊、胥二门，四处殴杀税官，乃至缚而投之于河。

六月初七，民变者痛殴潘行禄、周仰云等十多名税官，并捣毁其室庐。长州知县邓云霄竟也参与民变，将捉到的委官头目汤莘、徐成带到玄妙观接受公审，愤怒的群众将二人当场殴死。流血使人群沸腾，民变者如群狮冲向苏州税监、宦官孙隆的官署，孙隆越墙逃脱。

六月初八，民变队伍又到支持税官的乡绅丁元复家和归某家，焚烧其屋，痛打其人，“一个也不宽恕”。在持续三日、目标明确的集体行动中，暴力与悲情尽情释放，但哗变者并不扰民，偶有趁乱打劫者，亦为葛成诛杀。至此，诸税官次第芟尽，税棍也受到严厉惩戒。

六月初九，苏州各城门贴出民变者的榜文，声称“税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义为民除害，今事已大定，四方居民各安生理，无得藉口生乱”。随后葛成自首，坦胸受惩：“倡义者我也，以我正法足矣。若无株连平民，株连则必生乱”。苏州太守朱燮元为葛成的言行所感，同时也是投鼠忌器，怕再次激发民变，将葛成改名葛贤，收监下狱。明神宗迫于严峻形势，以“抚”为基调，温柔结案：“苏州府织房机手，聚众誓神，杀人毁屋，大干法纪。本当尽法究治，但赤身空手，不怀一丝，只破起衅之人，不及无辜一人……原因公愤，情有可矜。”只收监领头者葛成，不及其余。而葛成在关押13年后，经巡按御史房壮丽特请矜宥，被释放回乡。出狱后，吴人敬之若神圣，尊称为“葛将军”。一场因抗税而起的民变，至此以较和谐的结局收场。

苏州之民变，起于万历年间臭名昭著的矿税。赵翼《廿二史札记》记，矿使税监“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随地生变。迨帝崩，始用遗诏罢之，而毒痈已遍天下矣”。万历间，因连年用兵和大兴土木，出现严重财政危机。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明神宗先后以采矿、征税为由，派遣宦官至各地担任矿监、税使，从此中官四出，荼毒天下。不数年间，钞关遍布大江南北，运河、长江沿岸尤甚，造成重征叠税。税使所至，害商扰民，搜刮民财无算，且形成由地痞恶棍集合、披着税务外衣的黑恶势力，各地城市与商业经济受到极大影响，工商业倒闭者甚众。在民变前，苏州城内即有民谣传唱：“四月水杀麦，五月水杀禾。茫茫阡陌殚为河。杀麦杀禾犹自可，更有税官来杀我！”

猛于虎毒于蛇的矿税苛政，终于在全国各地城市广泛引发民变。除了1601年苏州织佣之变，此前还有1599年临清万人抗税，此后还有1602年苏松地区机户官文以揭帖“君无戏言，税监可杀”煽动的劫掠骚乱，1603年杭州机户大规模罢工、逃亡的群体性事件等等。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临终遗诏罢除矿税才告一段落，但因大饥荒等而起的农民起义，又接踵摩肩，明朝终于覆灭。故赵翼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乾隆帝也评论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

老子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马歇尔法官说：“征税权包含有毁灭的力量”。1601年的苏州民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伦理话题：当税收这种关系民生至要的国之重器被滥用时，抵制甚至抗击“恶税”，便会成为在人民中达成共识的正当防卫，进而激发民变。

关于晚明城市民变，学者巫仁恕有系统研究。他认为，晚明因抗税而起的民变，乃是一种“发生在城市，与城市居民有关，而且是在城市环境中塑造出来的集体行动”（集体行动的概念，源于查尔斯·蒂利，主要泛指人们为追求共同权益而集聚的行动）。引发城市集体行动的原因，和农民叛乱差距不大，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有时也跟贫富差距、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的族群冲突有关。但城市集体行动与农民起义也有本质的区别：城市百姓的抗争，容易安抚，因为他们通常还能勉强生存，没有反抗政治合法性的诉求；而徘徊在死亡边缘的农民，一旦起义，常会演变成推翻朝廷的风暴。简单地说，城市民变虽有抗争，并不颠覆，“他们反官员，但不反皇帝。”

在我看来，晚明城市因抗税而起的民变，已然内涵公民不服从的兴味。所谓公民不服从，在西方蔚然成河，大约有三个源头——苏格拉底、梭罗、马丁·路德·金，而在罗尔斯的论著中得到系统归流。依照罗尔斯的定义，公民不服从，乃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违反法律的行为，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它诉诸的是构成政治秩序基础的共有正义观。一般而言，公民不服从有两种方式，直接或间接。直接的公民不服从是直接违反要抗议的法律，如上文提到的杭州机户罢工及逃亡；间接的公民不服从则是不但违反要抗议的法律，而且通过违反其他法律来引起社会注意而表达自己的抗议，如苏州民变中人们使用暴力手段，殴打乃至杀戮税吏、税棍，违反的已不止是税法而且是刑律。

风可以吹起一片枯叶，却无法吹走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就在于不顺从。而公民不服从的力量，可以缓，也可以急，为政者须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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