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治愈经济？
当2007年爆发的经济衰退持续至今，每个人脑海里都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除非我们对经济危机的起因有个更好的理解，否则无法实行一个有效的经济复苏战略。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据说这是一场金融危机，所以大西洋两岸的各个政府把矛头指向了银行。刺激性产品的投放，为了在金融机构恢复和个人借贷正常运作之前，填补资金的空缺，并以此暂时性减缓金融危机影响。但是当银行获利，债券被赎回之后，尽管长短期都已经是低利率，贷款仍然不能正常发放。
银行声称，由于萎靡的经济，优质信誉借款人的稀缺限制了贷款的发放，并且主要数据显示，至少有一部分人的信用度还是可以的。除此之外，大企业把持着几万亿美元的现金，因此他们不投资或不再雇佣员工，不是因为没有钱。然而，一些，也可能是许多小企业处在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缺少资金，他们无法发展，但又有许多小企业被合同限制而不得不继续。
然而，总体来说，商业性投资——不包括建筑业——已经恢复至GDP的10%（经济危机以前是10.6%）。无论对银行业者再有些什么动作，过多的剩余资本投入在了房地产中，在短时间内，经济整体很难再恢复到经济危机之前的水平。
金融机构不可宽恕的鲁莽，条规漏洞所导致的放贷过于自由，是这场危机显而易见的导火索。房地产资本过热和住户杠杆效应的后遗症使经济的复苏尤为艰难。
但在这场危机之前，经济就已经不景气了；住房泡沫也只不过是给它的表面糊纸而已。如果没有消费泡沫高涨，总需求就会大幅度跌降。事实上，个人储蓄利率跌至1%，80%底层的美国人每年的花费是其收入的110%。就算金融机构的漏洞完全弥补，这些享乐的美国人也不懂储蓄的重要性，他们的花费也将是收入的100%。所以只有那些生活在虚幻世界的人们才会谈论消费者“回归”，即使在去杠杆化效应之后。
经济的复苏需要金融机构的修复，但远远不仅于此。我们需要知道在这场经济危机之前，整个经济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才能懂得现在该做些什么。
首先，美国和整个世界是他们自己成功背后的受害者。制造业生产力的增长远远高于需求的增长，从事制造业的员工不得不减少，劳动力因此向服务性行业转型。
现在的问题和20世纪初的非常类似，当时农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迫使劳动力从农业地区向城市工业地区转移。随着农场收入从1929年至1932年减少超过50%，好像会产生大量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但是工人们被困在了农业地区：他们没有足够资源来迁徙，以及他们的工资降低也减少了总需求，以致城市/制造业的失业率剧增。
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减少制造业的劳力也混合着相对优势的转变：不仅仅是全球制造业总量的局限，地方也上只能拿到非常小的份额。
全球化的影响相对于第二个问题产生的影响，只是也仅仅一小部分——发展不平衡。收入从那些会花销的人向不会的人转移，使总需求降低。能源类物价的飞涨使购买力从美国和欧洲向石油输出国转移，那些石油输出国意识到能源价格的波动，并将许多收入储存起来，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一个导致全球总需求低迷的原因，是新兴市场建立大量外汇储备——被1997-98东亚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和美国财政部的不善处理所刺激。各个国家意识到如果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他们都面临失去经济主权的风险。许多国家说：“这不能再发生了。”当前新兴和发展的经济体持有7.6万亿美元的储备来自身保障，然而这些储备起来的钱就不可能再流通了。
如今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些暗藏的问题？先说最后一个问题，如果那些拥有巨大外汇储备的国家能够帮助复苏经济危机，那么接下来敛聚外汇储备的动机将更强烈。
同样的，银行家获得他们红利的同时，工人们的工资被降低，工时被克扣，收入差距会更大。此外，美国并没有降低对石油的依赖。随着这个夏天每桶石油价格恢复到100美元——仍然非常高——钱依旧正在流转至石油出口国。需要将劳力从传统制造业中转移出来的高级经济体，也正非常缓慢地进行结构型转型。
政府在一些人们必要服务的融资中扮演着重要核心的角色，比如教育和医疗中心。在欧洲和美国，政府特别筹资的教育和培训中心将会在竞争重建方面得到质疑。但他们都实行了财政节俭，除了那些会减慢经济转型的。
治愈全球经济病痛的处方，可以直接从诊断中借鉴获得：强大的政府支出，着眼于设施改建，提高能源节约，减少不平衡发展，以及重组全球金融体系以解决庞大储备带来的问题。
最终，世界的领袖——以及那些推选他们的选民们——会最终意识到这一点。在持续低迷的经济发展预期下，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将承受多少痛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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