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三份歷史決議標榜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手段，成就「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細究其本意看來剛巧相反，中共以中國恢復富強為號召，換取國人信任，從而永續其統治地位，繼續實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這份歷史決如上周我所指出，表明中共的長遠目標是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但對於平等均富、國家消亡、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等等共產主義理想，不提也罷。當年「敢教日月換新天」的社會主義旗幟，已讓位給富國強兵的民族大義，普照天下的社會主義價值觀，亦變身為追求國家的強大和盛世。
其實歷史轉向可以是好事。二次大戰後的德國，由納粹統治走向憲政民主，既痛定思痛，汲取歷史教訓，保障人權，尊重差異，推行多黨政治，以杜絕歧視及獨裁統治，同時注重社會培育，提升教育水平，鼓勵科研及創新，並全力發展經濟，結果和平崛起。今日德國不但國力強大，更成為歐洲以至全球和平的穩定力量。
反觀北京宣揚的民族復興「中國夢」，是要反敗為勝，以實力擺脫鴉片戰爭以來備受外力侵凌的百年恥辱，對外建立左右國際局勢的大國地位，對內實現生活改善、社會和諧、生態文明的小康社會。因此，北京不能滿足於毛澤東年代的「站起來」，結束帝國主義侵華便了事，也不該陶醉於鄧小平年代的「富起來」，韜光養晦，改善經濟民生，更該如今日所主張的「強起來」，集中一國之力，在西方主導的國際局勢中建立力量，以護衛中國的主權利益和經濟發展。
不論是為了洗雪前恥、護衛主權還是發展經濟，在中共看來，關鍵都在於國家的強盛，而強弱的關鍵，又取決於執政的能力和資源。因此，中共相信國家權力越集中、經濟資源越集中，國力亦越強，越有利於跟其他國家競爭和比拼。所以實現「中國夢」雖然說有「三個必須」路徑（走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但講來講去，其實是同一結論：必須毫無保留地支持中共，才能發揮一國的最大影響力。
官方宣傳中，所謂必須走「中國道路」，具體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支持共產黨領導。而中國精神，不是儒釋道思想，而是「愛國主義」加「改革創新」，即愛國愛黨並遵循國家的改革措施。至於凝聚中國力量，當然離不開由中共領導下「各族人民大團結」，亦即緊跟中央政策。
換言之，一切只要信不要問，只要所有力量集中到國家，國家力量集中到執政黨，再集中到領導人手中，即可發揮神奇效用：「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不過，觀乎歷史，四九年中共建國後，中國人對毛澤東遠超於信任，更近乎祟拜，但無人可以阻擋他把中國推入「文化大革命」的深淵。七十年代末以來，大家對鄧小平深信不疑，迷信改革開放會為中國畫出一片天，但政治體制無法應付官倒橫行，也不能和平解決官民衝突，結果造成大錯，最後以軍力血腥鎮壓民運告終。
可見，問題不在於是否信任國家領導人，更在於領導人的權力是否得到有效的監察，確保施政符合人民的利益。尤其當執政者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究竟有何制度能確保及早改轅易轍，避免泥足深陷，才是要害所在，否則國家權力越集中，一旦迷失方向的話，後果只會更不堪設想。
再者，權力和資源都由國家所掌握，又是否適得其反，有礙思想創意、科技革新、經濟發展，從而拘限了國力的上升？企業的國進民退，或能將資源按官方的優先次序集中運用，但難免打擊企業家的積極性，也有礙養成企業家，限制企業創新經營，也有礙企業革新和開創，最後更影響經濟發展。
更關鍵的是，既然中共承諾國人，中國要成為左右大局的世界強國，以換取統治的正當性，但當它已掌握一切、為所欲為之後，如果表現卻不似預期，科技研發、軍事實力、文化影響和經濟成就最後依然落後於美國的話，甚至連今年必須達到小康社會的目標，也令人失望（全國超過四成人月入低於一千一百元人民幣），又是否意味執政者需要履行社會契約，鞠躬下台？
原刊於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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