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梁振英宣讀施政報告時，點名批評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去年2月的〈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封面專題，認為社會必須警惕，其言論引起全城關注。《蘋果》獲《學苑》授權轉載該期多篇文章，供讀者參考：
以下為（3）〈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作者王俊杰：
過往，「本土」對大多數香港人而言是陌生的概念，近數年間卻頓成為城中熱話，有關港人的身份認同及主體性之爭論在社會沸騰。本文嘗試剖析本土意識之起源及其演變過程，以及探討這股新興思潮之重要性。
華人精英崛起 建構族群想像
按照一般人認知，過去百多年香港只屬一片處於中國大陸的英國殖民地。徐承恩先生於其論作《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引述安樂博教授（Robert Anthony）指出，其實早於英軍登陸之前，香港本身已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海洋中華社會。值得一提的是，因明代實施海禁，此一海洋社會體系飽受陸上族群及朝廷歧視，屬中華帝國的底層，至雍正年間方得改善。
英軍登陸時，香港已有數千居民，人口雖不算稠密，但亦非殖民歷史觀所說之荒島。在鴉片戰爭之前，香港附近水域已是走私貿易之據點，當時香港居民會為洋行接應，協助將鴉片等貨品偷運入境。鴉片戰爭爆發後，沿岸居民亦會為英軍提供支援，例如糧水補給。開埠後，與英國人合作的華人得到政府關照，成了香港首批精英及士紳。隨着營商環境改善，香港逐漸出現了由買辦及商人組成的本土資產階級。
一八六O年代起，香港人口男女比例漸趨平衡，學者認為該轉變意味愈來愈多華人視香港為安身立命之地，在香港成家立室。一八七O年代起，在港之華人資產階級主導了經濟，並建立有別於一般華人的精英階層身份。縱然華人精英日趨富裕，但亦受到洋人之歧視，例如有英文學校拒絕接受華人子女報讀、洋行不鼓勵員工與華人通婚以及政府立法禁止華人於山頂居住等。由於受到洋人排拒，卻又不甘心淪為平民，當時之華人精英模仿西方成立各式各樣的會社，嘗試創造一個華人專屬的上流社交圈。
華人精英引入西方模式會社，同時加入本土元素，並非盲目模仿，譬如說當時中華游樂會其中一種最受歡迎的康樂活動就是麻雀。上流華人建立了以本土精英為主體之身份，他們屬於華人族群卻又異於一般中國人，亦非盲目遵從西方的假洋鬼子。及後去到一九二五年，廣州及香港發生大規模罷工，聲援上海之反帝愛國運動。當時之華人精英視省港大罷工為共產主義者及廣州政府之陰謀，於是積極發起輿論戰，甚至不惜以特工組織等武力手段阻止罷工。
論者認為，省港大罷工是香港族群想像的重要階段，華人精英反對罷工，證明了他們乃「忠於本土、忠於殖民地體系，而不是向中國效忠」。二十世紀初，中國民族主義高漲，華人精英固然愛中國，但很多程度只愛中國之文化及國土，而非盲目效忠於朝廷。他們強調香港和中國之政治及經濟體系有別，認為香港乃帶領中國走向現代的先驅，而香港之所以更為優秀，正是因為她的制度及殖民地經驗。
華人精英的港式愛國主義，始終強調港中區隔以及維護本土利益。香港華人雖受到洋人及殖民政府種族歧視，但英國人始終為香港帶來自由與法治。滿清政府對漢人施高壓政策，香港成了華人的避難所，亦打破原先壓迫剝削的舊體制。講本土，不應盲目否定殖民地歷史，如阿巴斯（AckbarAbbas）所說，「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in terms that are relevant to what it has become today, effectively been a history of Colonialism.」
安達森（Benedict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提出，民族主義乃一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因此政治是人們所想像出來的彼此間關係。民族本身具有內在的有限與統治，建構源於想像，卻絕非虛構或捏造，而是建基於社會事實。安德森指，拜資本主義所賜，傳媒及印刷術得以發展，讀者可透過小說、報紙等空間產生共同的經歷及想像，共同體的感覺亦油然而生。
安德森認為，十八、十九世紀的南美獨立運動，乃民族主義風潮之始，當中發起者多為奴隸主階層。二十世紀的東南亞獨立運動，則是由各殖民地的文化精英所發動。民族主義的形成，始於精英階層具階級偏見的本土意識，到後期各國進行軍事競賽而廣推國民教育，方始植根於基層大眾。自香港開埠後，香港居民之生活已與中國境內其他地方有所區別，而當中又最先於華人精英階層出現，形成最初的族群想像。
國粹本土 世代之爭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港中邊界封鎖，兩地之經濟發展亦走上不同路向，香港市民與中國的差異日益擴大。四九之後，避戰到港之大陸難民組成了香港絕大部份的人口。新移民當中，部份抱有一種過客心態，只視香港為暫住之地，心裏仍然希望衣錦還鄉，又或者把香港當作遠離中國的跳板。但另一方面，部份來港的難民乃中華民國遺民。對這班華人來說，中國赤化之後，他們所謂的祖國已不再存在，除了留在香港安身立命之外，已別無他選。
香港華人的命運軌跡自此已有別於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香港亦是一個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命運共同體，本土意識開始萌芽於平民大眾之間。一九六七年的暴動是一個轉捩點，暴動乃源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當中暴力嚴重妨礙市民生活，令民心背離中國政府，轉向港英。直至一九七O年代，嬰兒潮土生土長的一代成為社會人口結構主流，伴隨經濟起飛、殖民政府推動社會福利、城市建設及實施行政吸納政治政策，香港新世代開始以香港為家，扎根本土。
與此同時，本地電視、電影及流行音樂等等工業迅速興起，香港流行文化提供了一個本土身份的重要象徵。然而，嬰兒潮出生的這一代人註定是矛盾的一群。中國赤化後他們只能視香港為家，土長土生的這班人與同代中國人經歷不同的生命歷程，理應難以視中國為命運共同體。矛盾在於，這班人同時目睹了殖民政府腐敗一面，加上馬克思主義思潮席捲西方校園，西方學生視文革時期中國為典範，在港之民族主義者視中共政府為效忠對象。受過專上教育的嬰兒潮一代，深受中國民族主義影響，於是身份認同的自相矛盾在知識階層更甚。
筆者翻閱徐承恩先生之文章時，讀得曾有一位署名耕耘的港大學生來稿《學苑》，文章題為《我是「香港人」》，批評學運的中國民族主義。耕耘指「自己生於斯、長於斯，在香港大學念書，用香港納稅人的錢，卻只空談愛國。對香港的不平等、不合理的現像，孰視無睹；香港四百萬同胞，漠不關心，其實又談什麼愛國？」他繼而挑戰中國民族主義者，指出「如果我們不能面對香港目前的問題，甚麼中國重建、回歸、文化重擔的口號，都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夢話。」耕耘又以英文表達自己對本土之認同，寫道「China is but an empty shadow, Hong Kong is concrete…Hong Kong is much more authentic to me than China.」
此篇主張本土優先的文章，當然會被高調招呼，耕耘遭民族主義者以多篇文章圍攻，被迫撰文澄清自己仍然愛國。當時，部份學生認為中國要先強大起來，方能解救香港的困難，是以他們只專注認識國情，對香港社會問題無動於衷，即所謂之「國粹派」。最終，一批學運人士主張關注本土議題，組成社會派與國粹派抗衡，直到國粹派於一九七六年隨文革結束而倒台為止。
立於香港 團結拒共
一九八O年代，香港主權問題浮面，自此之後港人一直於抗共思潮中掙扎。回顧當時，社會最多人的聲音是維持現狀，以主權換治權，亦有加入英聯邦等方案。此外，有歐美留學生主張香港獨立，但香港市民視之為不現實而不予支持。當然，更多人的表現是選擇移民。總括來說，香港人當時有一股拒共思潮，不願接受中方的一國兩制統治。受到中國民族意識驅使，學運分子及民主派於中英談判期間公開支持民主回歸。
根據羅永生等人憶述，學運及社運人士當時有接觸中國統戰人員。中方利用民主派之愛國熱誠，誘使他們支持回歸方案。於是，大量游說和統戰，加上大中華意識，令民主派輕信中方對民主發展的口頭承諾，於社會上鼓吹民主回歸。最終，中英談判形勢倒向中方，而歷史亦證明了民主派的期望一一落空。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確定了香港前途，社會因恐共出現龐大移民潮。八十年代中國政局相對穩定，且中方作出「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及「港人治港」等承諾，暫時將港人的情緒安撫住。
一九八九北京民運再次刺痛港人神經，香港市民給予廣大同情及支援，亦令本土思潮出現巨大變化。香港出現另一波移民潮，而留下之港人則有一種倖存者的愧疚，認為自己苟且偷生，虧欠了屠城的死難者，有責任推動中國民主。更重要的是，香港民主派自此認為中國與香港是命運共同體，將中國民運與香港之拒共思潮扣連。
縱然八九民運受到血腥鎮壓，承諾「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趙紫陽亦失勢遭到噤聲，可惜大中華派已成為香港主流。主權移交前數年，中國發展尚算順利，香港經濟處於高峰期，經濟成就暫且令港人忘卻身份認同的矛盾。
九七之後，香港人普遍接受自己同時是香港人亦是中國人，只是重要性有差別。不過，董建華政府被指施政失誤連連，導致股樓全跌，惹起港人不滿。二OO一年，董建華角逐連任，民主派開始痛斥及抗議小圈子選舉，矛頭指向扶植特區政府的中共政權。二OO三年「沙士」由大陸傳入香港，並於社區大規模爆發，港人開始對大陸之劣質社會文化誠惶誠恐。
同時，香港經濟跌至谷底，基層市民生活固然每下愈況，但中產階級亦受嚴重打擊。同年，政府欲強推廿三條惡法，激起五十萬港人上街，結果迫使政府將計劃擱置，同時亦證明了港人捍衛法治的決心。
O三年七一遊行，令中共意識到香港民心背向，加緊對港人高壓干預，但亦驅使港人之拒共思想抬頭，促成新一代本土意識。本土文化意識冒起，可見於之後數年的文化保育運動，包括O六及O七年間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行動，以及O九、一O年的保衛菜園村行動。部份人力爭保留港英建築，腦海潛藏是對港英時期舊有生活方式的懷念。更重要的是，新世代認為香港是自己的家園，立志要守護這片土地的歷史記憶，不再視香港為「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
港中區隔 刻不容緩
二OO三年沙士一役後，香港經濟一池死水，加上民怨爆發，北京政府推出自由行及CEPA，埋下香港淪陷之禍。順帶一提，二O一二年行政長官選舉辯論期間，梁振英表示自由行乃是他向北京政府成功爭取，港人終於知道誰是當年賣港之罪魁禍首。二OO九年，自由行發展成一簽多行，港人幾近已無喘息空間。隨後，D&G事件、新界東北發展、疑似中共地下黨員當選特首、反國民教育科、「光復上水」驅逐水貨客、反大陸孕婦搶床位、反雙非、反搶奪奶粉等事件陸續出現，將本土意識推向高峰。因為香港人，特別是年青一代，意識到若再不挺身而出奮起護港，香港的風尚秩序將會蕩然無存，淪為一個中國劣質城市。
大陸作家韓寒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為《太平洋的風》，內容講述自己參訪台灣的經歷及感受。韓寒由衷地誇讚台灣，羨慕台灣保存中華傳統文化優秀的價值理念，又表示對台灣人情溫暖倍受感動。
韓寒坦陳道：「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環境裡，前幾十年教人凶殘和鬥爭，後幾十年使人貪婪和自私，於是我們很多人的骨子裡被埋下了這些種子；我失落在我們的前輩們摧毀了文化，也摧毀了那些傳統的美德，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摧毀了信仰和共識，卻沒有建立起一個美麗新世界……我失落在不知道我們的後代能不能生存在一個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傷害的環境之中；我失落在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還要不停的考慮措辭，以免哪個地方說過了線。……除了利益和人與人之間的鬥爭，我們幾乎對一切都冷漠。」然後，他說：「我要感謝香港和臺灣，他們庇護了中華的文化，把這個民族美好的習性留了下來，讓很多根子裡的東西免於浩劫。……我們所失去的他們都留下了，我們所缺少的，才是最能讓人感到自豪的。」
誠如韓寒所說，文化、法制和自由就是一個民族的一切，這亦是為甚麼香港人面對中共此一龐然巨物，明知不可為卻仍要戮力守護香港。現今的中國，已陷入權貴資本主義的泥潭，專權底下無法治無自由的社會扭曲了人的面貌。當務之急，是保住香港免於淪陷，將民族美好的習性留下來。能否拯救中國大陸於繼續沉淪之中，已超出香港人的考慮範圍以及能力。
當中共已形成一個結構性貪腐集團之際，要對方放棄一黨專政只是痴心妄想，港人已不能亦不應再寄望中方會推行民主改革。單是爭取民主普選、捍衛自由法治，港人已是筋疲力竭，實難再向中國輸出民主，改變刁民積習。
回顧過去數十年，來港的大陸人懂得入鄉隨俗，尊重香港的核心價值與文化風俗，學習廣東話與英文，努力融入香港社會。但近年，香港大部份問題都是因「一國」對本土利益及核心價值而引起，時代轉變了，大陸社會狀況已與幾十年前不一樣。以往純樸的人文氣息已煙化得無影無蹤，大陸人民受權貴資本主義所荼毒，只往權力與金錢看，正是韓寒所說的已在骨子裏被埋下兇殘、鬥爭、貪婪、自私。
親共團體鐵票愈來愈多，新移民組織協助中共拉票種票，乃有根有據的事實。香港社會質素沉淪，儘管不是全數，不過始終與新移民難脫關係。香港從來都是移民都市，但對中國之移民政策卻絕對是荒旦絕倫，大陸發出單程證，香港只能默默接受。講本土不等於要劃地為牢，但我們必須要自保自主以維護已有的核心價值，以防良幣遭劣幣所驅逐。我們無法將已來港的劣質新移民驅逐，但至少要奪回對大陸來港者之審批權，杜絕所有以家庭團聚為名之假結婚，選擇有潛質歸化為自家公民之申請者。所謂本土精神，不論形式是香港獨立、城邦自治，抑或是退一步的純粹奪回單程證審批權，要旨就是港中區隔。
外抗殖民 內除港賊
香港現時之激進本土意識是被中共迫出來的，嬰兒潮之後出生的兩代對中國人這個身份沒有概念。他們重視的是香港的優良文化及制度，不願其被一個殖民者掠奪侵蝕。他們明白要爭取自由民主，就必須守衛香港的自主，與殖民者抗衡，故此他們主張港人優先。力壓這種精神者，除中共港共之外，就是離地左翼社運人士與大中華民主派。
反水貨、反雙非、床位荒、奶粉荒等事件當中，各政黨不是反應緩慢就是失去蹤影，真正關心香港命運的都是無政黨背景的年輕人。現時，香港大多數販民主派受大中華意識主導，無法摒棄「一國」的束縛，他們仍然謀求與中共妥協，終被年青一代所唾棄。講到大中華民主派，民主黨就是最佳例子。恃着傳媒護航，一再出賣港人出賣民主，即使選戰失利，卻依然故我自居龍頭大哥，永不汲取經驗。每當遭到批評，就指責對方不是同路人。
無錯，民主黨的確不是同路人，一個如斯卑劣，口講民主卻行事獨裁的政黨無資格為港人爭取民主。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堅定可信的硬骨頭，實際上卻屢次出賣港人，稍獲主子施捨甜頭即作妥協。民主黨從來都不是甚麼硬骨頭，只是人皆可侮的賤骨頭，而與其三位一體的教怯及支聯會亦是賤骨頭！去年六四集會前夕，天安門母親成員丁子霖曾指支聯會「愛國愛民」口號愚蠢，支聯會常委暨民主黨黨員徐漢光竟大放厥詞，批對方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而同情中共，惹起公憤。
今年初，十九位退休及現職教師組成「進步教師同盟」，希望透過參選監事會以一洗教協的保守頹風。現任教協副會長暨民主黨黨員張文光隨即批評進師盟偏激割裂教協，會長馮偉華亦指有人居心不良想「滲透」教協。權力使人腐化，三位一體的支、教、民霸權早已散發出惡臭，遭受淘汰乃大勢所趨，畢竟年青一代並非全都是心眼俱盲的港豬。
離地左翼即所謂左膠，他們受平等、反歧視、支持弱勢等意識形態所牢結支配，罔顧現實政治環境，漠視社會承載能力而處處偏袒新移民。香港無能力容納新移民，左膠說這家庭團聚是人權；范國威、毛孟靜及譚凱邦發起聯署促請政府收回單程證審批權，左膠說這是排外、法西斯；雙非孕婦搶床位，左膠說一孩政策不公義，應該包容體諒；殘體字入侵香港，左膠說這也是文化的一種，乃發展趨勢；大陸人來港到處大小二便，左膠說要尊重文化差異，不應歧視；香港出現奶粉荒，左膠呼籲母親改餵人奶，說「it’s all about determination」。
左膠與販民的賣港惡行一脈相承，除了中共港共及其喉舌外，左膠與販民就是目前香港最大的敵人，是必須清剿的賣港賊。現時香港正被中共殖民換血，已是危在旦夕，若再不下定決心奮起反抗，「香港人」這個身份很快就會成為歷史。
守護本土 命運自決
講到本土，港獨是無可避免的爭論話題。香港獨立與否，答案可能因人而異，如勿論可行性有多渺茫，至少我們必定要誓死維護鼓吹港獨的自由。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告訴我們，身處文明社會的人民，只要不付諸行動或言論不成為行動的一部份，都有合法顛覆政府、鼓吹分裂國家以及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若果我們相信香港應是一個有別於大陸、有言論自由之地，那我們自然應該有主張及鼓吹港獨的自由。
在英國可以鼓吹蘇格蘭獨立，在加拿大可以主張魁北克獨立，為甚麼香港不能？況且，現時港獨論尚停留於言論層面，若認同香港應該獨立，又何須畏懼，直說何妨？據民調及網絡趨勢顯示，年青人對港獨的呼聲愈來愈高，大中華主義的販民主派、港共甚至中共政府，大可蔑視這股新思潮，當新一代年青人是離經叛道發白日夢。但肯定的是，不論如何，擁抱本土爭民主反沉淪的浩瀚思潮絕不會因此而停下來。
在強權底下任誰都可能會感到絕望無力，但請謹記魯迅說過的一句話：「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蘇聯此龐然巨物曾是世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最終也為所人民推倒。港人有勝算嗎？念念不忘，必有迴響，勝算有多大就視乎你可以為捍衛本土去到「幾盡」。眼看秩序守不住，有人為政治經濟等私利出賣靈魂出賣香港，但亦有人選擇不妥協不退讓不作沉默幫凶，力挽狂瀾於既倒。過往幾次香港出現危機，均掀起逃亡潮，主因就是港人缺乏本土意識。
現在許多年青人都已具有能力移民，但他們決心擁抱本土留守到底。為甚麼？並非每個人都能習慣外國生活，更重要的是因為本土意識覺醒，他們視香港為家，寧願絕地求生，亦不甘坐以待斃將家園拱手相讓。守護香港自治，已無退路。關鍵時刻，你要在沉默中爆發，抑或在沉默中滅亡？Live or die,make your choice.
（完）
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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