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日君：我想对地下教会说 “不要造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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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2日，梵蒂冈宣布与中国达成历史性的、却又是暂时性的主教任命协议。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在网志发表〈一个“什么都没说的”公告〉文章，重批教廷和中国合作，是背叛信仰、信众，是送羊群入狼口。摄：林振东/端传媒

中秋节前，86岁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热心地在个人脸书上忙著募捐月饼。他在脸书粉丝团写下：“其实每天来到我们天空的月亮并没有变，其实她每天都来祝我们晚安，只是我们能见到的东西变了——有时厚厚的云把她遮蔽了，我们根本看不到她；有时她一会儿被遮掩，但一会儿又从云中冲出来。如果天气好的话，中秋的月亮最灿烂。”

只是今年的香港中秋，浮云蔽月，要看月亮，还得找个云隙。22日，梵蒂冈宣布与中国达成“历史性”的、却又是“暂时性”的主教任命协议。梵蒂冈同时表示，为配合与中国签署的这纸协议，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已认可7名中国当局所任命主教的合法性。这7名主教先前由中国任命、但是并未获得教廷同意。陈日君先前多次疾呼，教廷不能让这件事发生：“怎么可以让那7个当牧羊人？”但它终究还是发生了。中梵签署协议后，他第一时间跳出来，亲自写了部落格说这是一个“什么都没说”的公告，又在接受外媒访问时重批教廷和中国合作，是背叛信仰、信众，送羊群入狼口。

时间回到梵中签署主教任命协议前夕，陈日君在安身数十年的慈幼会修院里接受《端传媒》专访。那是一个酷热多雨的午后，他从黯影里走来，开门见山谈梵中恐怕随时都要签署的主教任命协议，一个动怒，就往桌上拍去。体内累积已久的怨忿仿佛也想穿出他的掌心，捶得桌面砰砰响。

滔滔不绝的陈日君一口气说了一个半小时，谈共产党，谈教廷中国政策的沿革，也谈自己大砲性格背后是天主给他的使命。记者几乎插不进问题，直到老人似乎需要喘口气，我们问他需不需要休息、喝口水。他速速起身：“谈完了吧？还要休息？”

对主教任命协议，当时他预测：“如果教宗批准一个协议是不好的，我就不出声了。你们就不要来看我了。我不能批评教宗。我现在批评是教廷。我现在批评是国务卿。”

再请他谈谈一再撰文谈梵中主教协议的香港教区荣休的汤汉枢机，他反问：“你要我批评我的接班人吗？我们有些看法不同，没有关系吧。我只是悲观，他们比较乐观。没有问题啊。”如今看来，教廷内部最大的问题也许在于乐观者和悲观者之间的毫无共识了。古老壁画上的圣母看著陈日君和众生，仿佛不知道要垂怜羊群里的谁？

陈日君说自己累了，转身又走入黑暗里。

陈日君说：“教廷对中国的政策现在是要妥协的、投降的，所以我们的教会现在就比较弱了。本来教廷是相当强的。可是最近中国政府比以前更厉害了。”摄：林振东/端传媒

以下为访谈纪要：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关于中梵双方正在商签主教任命临时协议，以您的认识，在中国的信徒和神职人员对教廷这么做的评价如何？

陈日君（以下简称“陈”）：现在有些主教是跟（中国）政府的，不是跟我们（教廷）的。有些主教原本根本不可能被教廷承认的，我们天主教规定主教不能有女人，结果现在中国，有两个主教有女人、有孩子。还有几个，是犯了很大的错，被“绝罚”的。（编按：“绝罚”为天主教教规，指逐出宗教，是极为严厉的惩罚）教宗跟他们说：“你不能做主教”，结果，他们还是做了地上教会的主教，所以这些人是坏人。当然，教宗可以宽恕他，但绝对不可能让他们继续做主教。把这些人放教友面前，让他们来做主教，那是对不起教友。他们完全不合资格。

还有很多地下教会的主教，都活得很害怕。中国政府要升主教，叫他们去，他们就去了。虽然他们上来（与地上教会接触）进爱国会，但他们心里还是跟著教宗的。地上的主教里，毕竟是投机主义的比较多，勇敢的不多了。

地下呢？这几年，有人说教宗本笃那封信（指本笃十六世于2007年的牧函）就是“叫地下的都上来”了。有人相信了，试试看到地上来；有些到地上看，觉得不对呀，就又退下去。这种“半上半下”的，就麻烦了。最近，教廷政策愈来愈让步了。有些主教彼此之间说：“我们还是到地上吧，地下太吃亏了。”在地下教会，政府是可以抓你去坐监的，政府也不会给你钱，生活是很辛苦的。所以这些年，很多主教就一步一步上来了。可是，肯定还是有很多人，是不愿意也不可能上来的。这些人可怜了。

我希望未来没有人造反。你想想吧，在这个情形下，他们真的很愤怒。几十年了，忠于教廷、忠于教宗，这些人受很多苦。现在教廷说：“你们错了，你们到地上来吧。”这些人等于被教廷出卖了。所以我害怕有些人会造反。

我想跟他们说：“不要造反啊，要争气，要冷静。如果教宗也批了这些不好的（指地上教会的主教），那么，我们回家吧！我们静静地回家。我们不能造反，我们也不能进爱国会，爱国会是不能进的。我们没有圣堂也没关系啊。我们回家里吧……。”

端：谈谈您谈到的“造反”。有可能是什么形式？

陈：造反是很可能发生的。已经有一个主教造反了。

有一个（地下教会的）神父说，这么多年了，梵蒂冈不支持我们，完全支持地上的教会，给了地上那么多主教，我们地下主教很少，在中国，地上现有大概有70个、地下30个（主教）。为什么会这样？教廷不敢升地下主教，怕得罪政府。这个人就说：“我们不等你（教廷）了，我自己升主教了。”

我怕未来，如果教廷真的要地下教会的人上来，有些不会上来，他自己升自己做主教了。那我就很痛心了。因为这样做不对。我不能鼓励他们去反对教宗。

端：谈一下中共近年对于天主教徒的迫害。

陈：当然现在和以前很不同。开始的时候很厉害喔，你不听他的话，就坐监啦，有很多死在监狱里。

我是慈幼会的（编者按：陈日君为慈幼会会士），有好几个兄弟死在监狱里。我1948年到香港，共产党还没到来，所以我在大陆没有受苦。那么里面（在中国）的教会呢，也麻烦了。1951年，已经有我们的神父、修士给他们抓去了。1951年，有人不听话，就死在监狱里，很苦的。后来中国官方说要“独立自办”，谁不肯独立自办，就坐监。

1955年在上海，他们大规模地取缔天主教。在那年的9月8号晚上。共产党抓走了差不多1000个人，主教、副主教、修院院长、很多神父、修女，还有很多年轻人。

有的人说：“哎呀我们在地上教会，圣堂也可以开，教院也可以弥撒。”政府就批准他们了。所以，一半人去了监狱，一半人在地上，教堂还是开的。到了文化大革命，就不行啰！连地上教会也没有了。什么宗教都没有了。这些地上的，在教堂做事情的人很可怜的，红卫兵就拉他们出来。最后，大家都到监狱里了。那时候开始，（在中国）什么宗教都没有了。

1974年，我有机会回到上海去。很奇怪，文革还没结束，可是中国开了个门，让我回到上海。以前的教堂都不是教堂。有的被破坏，有的变成工厂，宗教完全没有了、没有了。

那时候，地上听话的那些人，更可怜。听话这么多年，最后遇到红卫兵，死在牢房。文化大革命结束，开放了，这些坐监20年、30年的人就回家了，变成地下教会。政府对以前听话的那些人说：“回来，我们开圣堂！”他们也不敢回去。政府靠不住嘛。

一步一步，情形也变了，后来，有很多非法的，后来变合法了。当然你不能说没有改善。后来有改善。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我们可以去大陆教书了。1989年到1996年，我可以去大陆地上修院教。他们都开放了，而且他们对我很客气。我教书真的有自由。他们从来没说这个可以教、这个不可以教。

我是香港来的。他们（中国政府）对我很客气。可是我看见了，他们对里面的主教神父们，一点都不客气、一点都不尊重。他们是老板，他们什么都管。办天主教的修院，全世界都是教会自己管的，在中国，修院的董事会，一半是主教，一半是政府官员——宗教局的官。很可笑啊，全世界只有中国有。那爱国会，是中国的工具。完全听政府的话，是政府给他们薪水的。在修院里也是一样，宗教局官员，随时可以进来，他们什么都管哪。

（节选）

——转自中国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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