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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近两年以来，中国政府逐步加紧了外汇管制，给企业和公民都带来了数不清的麻烦，并窒息着中国的经济活力。这种管制的原因是什么？又反映了什么样的中国政治经济现状？
最近两年，中国的中产阶级发现，他们在存取外汇或向海外汇款时，越来越不方便。
十月初，已经定居美国、不愿透露全名的张女士回北京卖房。她发现在把钱汇到美国的过程中，障碍重重，使她陷入了漫长的等待，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还在等，我每天就看到美元汇率一直在攀升，我就知道我每天都在里面损失很多。”
张女士遇到的情况在中国非常普遍。这种困境正是2016年下半年以来，中国逐步收紧外汇管制的结果。
2017年1月，中国外汇管理局公布新规，在维持5万美元购汇限额的同时，要求购汇人填写《个人购汇申请书》，并且购汇不得用于境外买房和证券投资。
今年1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又规定（《关于规范银行卡境外大额提取现金交易的通知》），境内银行卡境外提取现金限额10万人民币。
6月，中国公民在银行存取外汇现钞每人每日限额从1万美元下调到5000美元，还有不少银行以外汇现钞不足为由拒绝办理相关业务。
10月，政府部门发布新规，（《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客户当日交易人民币5万元以上、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的现金收支，金融机构应提交大额交易报告。
紧箍咒一个个抛过来，张女士不得不曲线救国，
“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就是找亲戚朋友，给他们人民币，用他们的限额来换美金。换完之后，还有特别大的一个麻烦，就是换完之后，你怎么把钱汇到国外去？”
张女士所讲的是，普通个人为了绕过外汇管制，采用“蚂蚁搬家”的方式把外汇一点一点汇出国外。除了控制公民个人的外汇交易外，外汇管制的重点是限制民营企业的资本输出。旅居美国的民营企业家胡力任介绍说，
“现在中国（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基本上已经停止了，虽然现在从法规上没有限制，但实际已经停止了。因为对外投资需要一个流程，这些都需要整个政府审批的。”
这种做法从2017年就已开始。当年上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下降了40%，是2015年以来首度出现对外投资骤降。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2017年万达集团在大举进行海外并购的过程中遭到政府抵制。中国银监会禁止大型国有银行给万达发放海外并购项目的贷款。同时，万达、安邦等民营企业集团相继被中国政府点名，被迫出售海外资产，把资金调回境内。
中国政府还采用行政手段拖延外资的撤离。2016年，德意志银行出售华夏银行股份所得30多亿欧元在中国徘徊近一年也无法出境。当年9月，日本大型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就直接提出了日资撤出存在的程序障碍。
在这一波紧似一波的外汇管制背后，是中国前几年严重的外汇资本流失。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数据，在外汇流失顶峰时期的2015-2016年两年时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资本外流就达到1.28万亿美元。
市场普遍的说法是，民营企业或者个人将手里的人民币资产兑换成美元资产，并向境外转移，是这一波资本流失最主要的原因。对于民营企业或一般个人向海外转移资产的现状，旅居美国的原财经记者叶昭分了四个档次，
“只要是稍微有几百万的家庭，他们首先把孩子送到国外去；有几千万的，就全家开始移民；有几个亿的就是开始在外面做生意了。如果超过十个亿这样的企业家出去，就是跟政治环境因素有关，以及营商环境太艰难。”
在向外转移资产的过程中，企业家和普通老百姓可谓是各显神通。除了前面提到的中产阶级采取的“蚂蚁搬家”外，民营企业主要通过对外投资或“地下钱庄”等形式，使大笔资金逃离中国。安邦与万达两家大型民企集团，就是通过在国内银行借债套汇，并在海外大肆购买各种资产。
对于民营企业向海外转移资产的原因，叶昭认为，
“企业家我也跟他们沟通，实话实说，他们告诉我，一个是看看海外是否还有其他商机可做，然后另外一个给自己留个后路，以防某个官员被查牵连到自己。”
叶昭的说法指向了民营企业在中国的根本困境。经济市场化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一直背负着所谓的“原罪”，即民企要在中国发展，必须靠偷税漏税、官商勾结等违法行为。这些违法行为及可能的法律后果成为随时悬在众多民营企业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近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更加剧了民营企业的艰难处境。自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国内消费不振，市场空间缩小，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却面临着税负过高，难以贷款等诸多障碍。另一方面，国进民退的趋势日益突显，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被国有企业逐步蚕食。今年甚至出现了民营企业退场论。逼仄的环境迫使民营企业把眼光转向海外，通过向外投资寻求退路。
而中国的中产阶级也面临着各种生存困境，寻求向外发展。长期在中美之间从事商贸活动的凯文认为，
“中国目前无论是教育资源、洁净的空气、水资源、安全的食品，并没有满足中国这些新兴中产阶级的要求，他们想让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安全。所以，他们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随着企业和个人蜂拥向外转移资产，为了对冲资本外流冲击，保住汇率，央行出手干预外汇市场，这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14年6月巅峰时的接近4万亿美元，下降到2017年1月的不足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陡降让中国政府嗅到了一丝危险的信号。
外汇储备在中国被看做是动荡时期的金融缓冲工具。虽然市场认为，外汇储备低于3万亿美元并不对中国经济构成实际冲击，但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程晓农认为，外汇储备少于三万亿会出大问题，
“中国的经济安全包括进口的基本需要，失去了用来进口的外汇，中国的油价，还有粮食都会成为大问题。所以，对中国政府而言，保留这个三万亿，是经过仔细测算的。”
外汇储备流失还会导致人民币加速贬值，增加触发金融危机的机率。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
“它（中国政府）非常担心如果没有外汇储备做防火墙的话，它的货币可能会受到攻击，它的经济可能会出现大动荡，甚至带来政权崩溃。”
外汇储备下降的趋势也让人们关注到外储真实的构成。根据中国外管局的数据，截至2018年3月，中国的外汇储备是3.11万亿美元，而中国全口径外债余额是1.84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外汇储备中一半以上，必须为考虑偿还外债而预留，并不是真正的资产。
与此同时，中国外汇储备一半左右是以美元债券的形式存在，这些债券并非能轻易随时变现。这种不良的构成更增添了人们对外储的担忧。
与外汇流失相伴的还有人才流失的风险，现居美国的民营企业家胡力任说，
“现在中国已经到了人力资源风险非常高的时期，很多人都出来了。还有很多人留在国内，但他们的小孩也出来了。中国政府不希望这些有思想、有智慧的人往外流，但又很难改变目前中国的政治状态。”
迫于外汇储备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从2016年底便开始了对外汇的严厉管制，并且逐渐加码。这大大减缓了资本流失的势头。美国华盛顿的国际金融协会今年2月公布的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资本净流出规模为600亿美元，仅相当于2016年6,400亿美元净流出规模的十分之一。
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外汇管制，
“在三个‘不可能’中间，第一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第二是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第三个就是资本可自由流动。这三样当中，你最多只能获取两样。”言下之意，为了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同时维持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中国不得不采取强力的外汇管制。
这种外汇管制固然有利于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平抑国内物价，但也让不同阶层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张女士感慨说，
“那究竟是谁来担当这个后果呢？但是现在就觉得，象我们这样的中产阶级，被严格的外汇管制打击得比较严重。”
外汇管制不但给企业和公民带来不合理的负担，中国政府对外资向母公司汇回利润的限制又对国家信用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区事务副会长彭捷宁去年就对外表示，随着美国降低企业税率，该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企业想尽快将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带回国，以最大程度地降低资本管制的风险。
外汇储备的严重流失和外汇管制的严苛急迫，其实反映了中国政府与民间社会在经济下行、政治极权化背景下的双重博弈。当老百姓对政府缺少信任，要躲避政治经济危机，便用脚投票。但任性的政治体制仍能采用政策高压，扼住公民自由的咽喉。
外汇管制只是观察中国现状的一扇窗。现实是，今年以来的美中贸易战让中国的政治经济压力陡增，“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中国官民之间的双重博弈必将在更多的层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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