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国务院也多次提出，要简政放权。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
但现实却不尽如人意。张思平说，从政府掌握的七个方面的资源配置来看（见下图），各级政府在实践中将大量的资源通过不同的方式基本上都配置给了国有企业，这使得国有企业成为政府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工具、平台、载体，扭曲了资源配置在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背离了“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他指出，这一方面形成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和不公平竞争的环境，妨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市场机制的发挥，另一方面还鼓励国有企业凭着特殊的地位和政府的政策，盲目扩张，挤占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形成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产能过剩、“国进民退”的格局，给国有企业发展带来长远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靠政府的资源优势取得的经营业绩和资产增值，掩盖了国有企业在经济效率、经营成本、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利于促进国有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革。国有企业对政府资源的长期依赖，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难以成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市场竞争主体。
此外，张思平表示，政府资源的配置方式还会对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包括大大降低资源利用效率，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失；行政配置造成的国有企业垄断，给消费者和国家垄断行业的改革造成巨大影响。
从提升城市竞争力来看，也是如此。“提升城市竞争力，改善营商环境，不仅仅是靠领导的重视、靠环境的整治、靠审批效率的提高，这些虽然重要，但不是根本的。最重要的是，城市能够给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张思平说，而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完善的市场机制，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企和民企的关系。
张思平以深圳为例说，深圳的成就来源于其公平的市场环境和完善的市场机制，这使得大量的生产要素依靠市场的力量聚集在深圳。事实上，深圳市政府这些年来几乎没有在国内外招过商。
他建议，要解决好政府和市场、国企和民企的关系问题，应该从广度和深度大力推进改革。
“未来国有企业应主要在关系到国家全局的重大战略性产业，保障国家经济和社会正常安全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领域，以及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的公共服务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张思平说，”但即使在这些领域，国有企业也要通过市场机制，公平地获得政府的特殊资源，平等地享受政府的特殊政策。”
“在国有与民营经济问题上，国有经济后退一步，民营经济生机勃勃；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政府后退一步，中国经济海阔天空。我们对未来经济充满信心。”张思平道。
具体来看，他认为，可以从五方面着手。第一，大幅度减少政府在资源配置的权力。尽最大可能将目前政府手中的经济资源通过市场化的改革，推向各类市场，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大幅度减少政府手中掌握的各类资源，并改革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真正形成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宏观调控体系。
第二，政府手中必须掌握的少数的经济资源，要引进竞争规则，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不再直接用行政手段配置给国有企业。对于一些非经营性经济资源，如用于公共服务的政府全部投资项目的建设，可以通过竞争方式实现代建代管。一些有部分收费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项目，可以采取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的方式，利用竞投等方式选择合作对象。
第三，坚持政资分开、政企分开的改革大方向，彻底割断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父子”关系。在垄断资源和优惠政策方面，政府要逐步对国有企业“断奶”，把国有企业真正推向市场。国有企业要面向市场，消除对政府资源和优惠政策的依赖性，公平地从市场取得自己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各类资源。
第四，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建立各种所有制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重要的垄断行业放开准入条件，降低行业门槛，引进民资、外资等多种所有制企业，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对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环节和领域，引进社会资本，形成多种所有制企业有限竞争局面，同时政府加强价格管制和对其服务质量的监督，形成“必要成本+合理利润”的自然垄断行业的盈利模式。
第五，加强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加快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退出，形成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机制。近期重点对严重产能过剩的“僵尸企业”，对处于竞争激烈领域的商业、物流、外贸、服务业、制造业等国有企业，除极少数已经做强做优做大的企业以外，绝大多数要抓紧退出。从长远来看，在竞争领域可以生存发展但不符合国有经济长远发展方向的国有企业，以及经营风险大、国有企业内部动力机制和风险承受机制不能适应的领域的国有企业都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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