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万变皆有因，世事如棋局局新。
土耳其坠落、欧洲右转、新兴市场货币危机、美日欧自建贸易阵营…在错综复杂的棋局里，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正在激荡变化，不同阵营已初现分野。所谓贸易战，不过是这场国际政治势力洗牌的点缀。
二战以降，世界都是以有限的几个阵营进行分割，进而博弈、摩擦、争执、交易。两个多月后的一次重大事件，不仅决定美国的国运，也将决定整个世界的新秩序。
这并非夸大其词。今年11月4日举行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并不仅仅是议员选举，而是美国人投票选择，究竟要走左与右哪条道路。左派道路的代表是民主党，右派道路的代表是共和党。这两条道路代表着不同的政见与主张，对整个世界的国家关系、经济贸易、政治体制、军事体系，甚至是网络与科技，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世界是重回东西巨头坐地分肥的镀金时代，还是不惜以残酷的新冷战，甚至是以理性而血腥的热战方式履行终极解决？我们很快会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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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S（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是这场剧变的导火索。
ISIS的一大特征就是善用互联网。“911”后伊斯兰极端组织利用网络进行宣传和招募已成惯例，但没有一个像ISIS这样，将社交网络“玩转”得如此极致。极致地使用网络，与他们的另一大特征——极端地残忍相结合，使其在极短时间内便哄传全球，成为现象级的事件。他们枪杀战俘，用小刀慢慢割掉人质的头，把政府军关在铁笼子里浇汽油烧死，然后通过社交网络发布这些血腥照片和视频。是要在敌人内部制造恐慌，恫吓软弱的西方政府，让中东各国畏惧。就像蒙古军队屠城以恐吓对手不得顽抗一样。
ISIS最初成功了。“社交媒介恐怖主义”起到了它们预期的作用。残酷处死大批俘虏后，伊拉克政府军望风披靡、一溃千里，ISIS的领地在几个月内扩大了百倍；血腥视频的广泛传播还为他们扩大了影响力，聚集更多“圣战”分子，并诱惑激进的年轻穆斯林加入队伍。独狼恐怖分子在欧美城市制造大规模杀戮事件后，西方政客们循例地表演一番“我们谴责暴力，为死难者祈祷”后继续绥靖，仿佛浑身洋溢着后叶催产素。后叶催产素是一种荷尔蒙，喷一喷能使人立刻变得比你妈妈还善良有爱。这种圣母必备药对恐怖分子有没有用不知道，左翼政客似乎是天天自喷十几次，以致他们从不拒绝穆斯林移民，也不肯加派军力进剿ISIS。
ISIS后来的失败，严格说并非败于欧美军事干预。恰恰相反，它们越是疯狂地杀害美国人质、在美国制造恐怖袭击，当时主政的奥巴马民主党政府就越是拒绝报复，拒绝派遣地面部队打击。奥巴马本人一再重申，对ISIS的策略是“遏制”，而非消灭。“遏制”在美国外交上是一个微妙词令，最早由另一位民主党总统杜鲁门用在冷战对手苏联身上，意思即承认无力消灭对手，所以只能遏制对手过快的扩张。奥巴马把这个词用在ISIS身上，是想向美国公众承认ISIS将长久地存在下去，民主党政府不会将其消灭。
民主党一贯奉行的“政治正确”中，黑人、少数族裔、LGBT与伊斯兰教都是同样“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就使得2016年6月伊斯兰恐怖分子袭击佛罗里达奥兰多LGBT夜总会杀害50人一事显得莫名尴尬。
该案是美国史上最严重枪击事件，凶手为阿富汗移民奥马尔.马丁。戏剧性的是，当他闯入夜总会第一次朝人群开枪射杀后，他拨通了报警电话，告诉一名“9·11”接线员：“我宣誓效忠于巴格达迪。”并念完一段伊斯兰教颂词。巴格达迪是“伊斯兰国”头目。说这段话时，他的语气镇静从容。后来，奥巴马授意司法部长删掉这段报警录音的内容。司法部长对外声称：反同性恋偏见与“线上激进化”（为了避免提及伊斯兰教而发明出来的名词）是LGBT夜总会被袭的原因，“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袭击者的真正动机”，因此袭击与伊斯兰教无关。
所谓政治正确，最初是共产国家的术语，指做任何事、一切言行都要符合意识形态和党的规定。六十年代被西方左派拿去，变成一种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禁忌，不准冒犯少数族裔、非基督教徒、LGBT等团体，违者扣上“歧视仇恨”的帽子，打入十八层地狱再加一只脚。白左树立政治正确的牌坊，名义上是保护弱势社群，实际上是借此摧毁西方的保守主义价值观。
可以说，ISIS败于美国民意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来自于两大群体的驱动。一个是另类右翼，他们是活跃在互联网空间的美国年轻人，惯于用P图、吐槽、编段子、“钓鱼”等网络流行的方法调侃主流自由派白左的“政治正确”。在觉醒了“白人种族身份”之后，他们对女权、伊斯兰之类的网络话语霸权就充满了厌恶，而ISIS的伊斯兰恐怖活动越猖獗，就越能给他们网络反讽提供弹药。
另一个是基督徒。他们代表着今日美国最保守的右翼政治势力。自从1954年民主党参议员（后来当了总统）林登·约翰逊提出并通过了“约翰逊修正案”，
美国的基督教政治势力就被打压。这项修正案规定宗教团体不得参与政治，不得支持或反对公职候选人，否则将丧失免税地位。约翰逊修正案在执行时从不规管伊斯兰和其他宗教，只是针对基督教会，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竭力降低虔信基督教的议员、总统当选的可能性。
六七十年代以降，美国堕胎、同性恋合法化之后，一些基督教右翼领袖甚至在后来指斥“911是对美国堕落的天谴”。他们不满共和党在相关议题上跟随民主党，所以在2008、2012两次大选都拒绝投票给任何一党，导致民主党获胜。
从“五月花”号开始，美国就是一个宗教色彩极重的国家。约翰温·斯罗普，带领清教徒移民到马萨诸塞州的领袖，就曾在一次报道中将清教徒社区称为“山巅之城”。之后有无数的政治家，包括里根，都将美国比喻为“山巅之城”，是“上帝的国家”。19世纪后半叶，美国基督教受到达尔文主义的冲击，分化出不再将《圣经》目为神圣的“现代派”基督徒，而保守传统的基督教右翼则被媒体抨击为“愚昧落后”。到了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已经控制了北部大多数城市，而北部基要派在文化影响上失势，逐渐将根据地转移到南部乡村，与三K党一起推动反共主义运动。到了70年代，他们无法忍受民主党要将美国变成一个渎神的国家，于是重出江湖，以福音派为主体，建立了一个包括基要派、五旬节运动、摩门教、罗马天主教在内的基督教右翼大联盟，最后推举秉持相同价值观的罗纳德·里根成为总统，阻断了民主党的议程。
奥巴马任内强力推动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使他们出离了愤怒，因为在圣经里，同性恋行为就是犯罪。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大批残杀基督徒，而奥巴马政府不但拒绝出兵救助，连谴责都懒得做，这也是美国基督教右翼对民主党产生强烈敌意的原因。这一次，他们进行了总动员，声称要与魔鬼作战、挽救美国于危难中，号召基督徒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连清教徒里最消极遁世的阿米绪人都全体投票给特朗普（2004年大选中他们中的大部分只是呆在家为小布什祷告），为其在宾夕法尼亚州险胜希拉里立下了汗马功劳。
特朗普的竞选承诺之一就是迅速消灭ISIS。他上台后，彻底废除了奥巴马阻挠前方美军打击ISIS的种种制约，充分授权前线指挥官做临敌决策。将士用命，仅仅几个月，以美军为主导的联军就攻陷ISIS在伊拉克的总部摩苏尔，不到一年就把ISIS全部赶出伊拉克。
“我们和伊拉克安全部队可以不受约束地追捕和瞄准ISIS首脑、瞄准他们的指挥及控制系统，”美国驻伊拉克空军准将布里格安德鲁・克罗夫特评价为何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逆转战局：“现在的（华府）领导团队确实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关键，我无法找到更好的领导团队了，他们让军队充分发挥最大的效能。”伊拉克国防发言人拉索尔准将也证实：“我看到联军比以前更快速地帮助伊拉克，似乎得到很多的支持，在奥巴马执政时，我们看不到这些。”
在此意义上，ISIS堪称自掘坟墓：帮助美国人选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克星特朗普。他们匪夷所思的反人类行为拉低了“伊斯兰护道者”左派民主党的民望，推动了美国右翼民意的汹涌爆发，使一半以上的美国选民投票支持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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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美国，包括欧洲在内的左右翼，围绕着ISIS这个核心议题，已经进行长达数年的缠斗。
右翼质疑奥巴马和希拉里纵容伊斯兰极端主义，向IS提供军火；质疑美国的中东盟友沙特、卡塔尔等国暗中支持ISIS；质疑欧美清真寺的阿訇们向穆斯林灌输极端思想，教唆他们从内部攻击西方文明；质疑女权主义一直致力于抹黑西方“男权”社会，却对伊斯兰蔑视女性的传统视而不见。
左翼则非常聪明地利用ISIS炒作出难民的新议题。左媒大肆传播土耳其道安通讯社拍摄的“小男童伏尸海滩”照片，称其为“最揪心画面”、“人间惨剧”，用催泪弹攻势胁迫欧洲各国民众改变态度接收难民，否则就是“毫无良知”、“罔顾人道主义危机”。如此一来，左翼就巧妙地回避了所有诘疑，把“要不要消灭ISIS”命题偷换成“要不要接收难民”、“要不要人道主义大爱”命题。在幼童伏尸照片的感人肺腑作用下，答案无疑是必须的。法国愿意认同配额了，匈牙利总理沉默了，连隔着海峡的英国也表示考虑接受难民了，默克尔宣布德国愿意收容所有难民，人数无上限。于是一年内就有一百多万中东难民潮水般涌进德国。
到了这个时候，ISIS再残忍野蛮、在中东杀了多少基督徒和卡菲尔、在欧美发动了再多次恐袭，统统不是问题，需要以怎样的角度和姿势热情欢迎难民才是问题。于是芬兰总理说愿意将自家闲置的一栋住宅提供给难民，白种姑娘们身姿妖娆地举着标语到火车站迎接难民，一对老年夫妇被逐出家门、因为德国政府认为他们的住宅更适合接待难民……
德国的“难民营”环境条件非常好，有些地方是宾馆似的大楼。第一财经曾采访过一个三口之家，住着宽敞的三室一厅，客厅里48寸平板电视机令人印象深刻，他们每月可以获得1500欧元补助金，生活得十分滋润。到了2016年，单身难民每月的零用钱为145欧元，每对夫妇262欧元，每个孩子有85~114欧元；单身难民还享有每月食物补贴219欧元，每对夫妇392欧元，每个孩子135~200欧元不等。这些都是在免费住房、免费煤电气供水供热、家居用品以及教育医疗之外的现金补贴。当这些难民一年后政治庇护获批后，就能与德国公民吃同等的福利待遇。
这些难民是怎样报答热情欢迎他们的欧洲呢？他们在收容所里实施伊斯兰教法，袭击基督教徒、库尔德人和雅兹迪人难民，男女混居收容所里的女难民都会遭受男难民性侵或被迫卖淫，比如德国巴伐利亚州一间难民营，被社工们称“这是慕尼黑最大的妓院”。他们还强奸女清洁工和女义工，跑到街上去性侵穿裙子的女人，更有甚者，他们帮助ISIS向欧洲发动恐怖袭击。2015年丹麦发生多起难民强奸本地女孩事件后，政府为难民开设“穿裙子不代表淫荡”课程。2015年12月31日跨年夜，德国科隆等13个城市发生男难民大规模性侵德国女性事件。2016年1月，一名13岁俄裔少女在柏林被男难民当街掳走轮奸，事后警方声称该少女是“自愿性交”。同月，瑞典一个自称“15岁”的男难民在收容中心用刀刺死一名女职员。2017年1月，三个留络腮胡子的穆斯林难民闯进一名瑞典女子家里，将其轮奸后在Facebook上进行直播，而瑞典警方轻描淡写地表示，这不是性侵，只是一起“室内虐待”案。
瑞典光在2015年就接收了19万难民，当时是欧洲之冠，结果瑞典国内的强奸案发率多年来一直也蝉联欧洲之冠。2016年12月，一名17岁阿富汗难民奸杀了一名19岁德国少女，死者是欧盟高官的女儿，到难民中心当义工。2015年11月，法国巴黎发生导致130人丧生的连环恐怖袭击，七名携带自动步枪、身绑炸弹的凶徒中至少两人是登记在册的叙利亚难民。2016年3月，比利时布鲁塞尔发生连环恐袭案，共造成32人死亡、340人受伤，恐袭核心策划者就是一名为IS效命的叙利亚难民。2016年7月，德国三天内发生了三宗难民袭击事件，一名效忠IS的27岁难民在巴伐利亚州音乐会当人弹，炸伤12人。2016年12月，一名穆斯林难民驾驶卡车冲向柏林圣诞集市，12人死亡48人受伤……
左翼把这盘棋下得太大，连自己都无法收拾残局。对于社会受到难民和伊斯兰价值观的无情冲击，他们只有一个撒手锏，就是以“政治正确”的名义让人民闭嘴。于是有无数被强奸的女人不愿意报警，因为担心“难民的名声受到影响”。左翼政府还拐弯抹角地用“文化差异”为难民罪犯们开脱。
然而这个锅太大，不是这么容易甩掉。起码从现象上，欧洲难民危机疑似ISIS与伊斯兰教阿訇们合谋推动。2015年2月，ISIS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向它们在利比亚的据点发动攻击，否则他们会放出夹杂恐怖分子在内的50万名“难民”进入欧洲。2016年11月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穆斯林难民正在企图把德国变成一个伊斯兰国家，方法是大量生育增加人口，用子宫占领德国，以使穆斯林人口终有一天超越非穆斯林人口，到时就可以接管德国并消灭德国的基督教徒。差不多的话也出在伊斯兰国家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口中，他要求在德国和欧洲的土耳其侨民多生孩子，“生三个孩子不够，要生就生五个。”
正如美国右翼以ISIS的崛起为契机强劲回潮一样，欧洲右翼亦以难民潮为契机，获得了二战后最迅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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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形势，跟着美国国内形势作转移。
特朗普上台这两年，是美国左右两派斗得你死我活的两年。左派除了朝野合力炒作“通俄门”企图弹劾总统，甚至还发生过企图枪杀共和党全体议员的丑剧。而特朗普及其右派同僚，则在大法官任命、禁穆令、筑墙、驱逐非法移民、废止约翰逊法案、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发动贸易战等事项上发动全面进攻，行釜底抽薪之计，“抽干沼泽”，凿空左派根基。
左右派的对垒已经有二三十年没这么激烈了。至少从小布什年代起，共和党在一些关键议题上就越变越温和，几乎沦为“民主党二号”。美国当然存在着不少班农这种“极右分子”，近十年茶党也发挥了对共和党左倾的制衡作用，但始终没有契机让右翼强势回潮。一些观察家认为，再这么下去，只需十年八年，共和党便会变成一个温和左翼政党。当然，特朗普的当选彻底扭转了这一消极进程。
二十世纪是欧美右翼的悲惨世纪。其实，右翼的噩梦从17世纪就开始了。我们这里说的右翼，与中国的“右派”、“邓右”无关，其源头是中世纪的教会和英法革命时代的保王党。反对天主教会的英国清教徒移民美利坚，大发展了三百年后，受到现代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挑战，也加入保守派行列。这一脉传承，一般称为“保守主义”。美国的民主党原来是保守派，但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与原来激进主义的共和党乾坤大挪移，互换了角色。
英国的保守党全称“保守与统一”，俗称“托利党”，就是英国王政复辟时期的托利党、保王派。很多人以为只有法国发生过革命，英国不喜欢革命，从来都是保守主义者。这种看法大谬不然。17世纪克伦威尔领导的宗教战争就是一场大革命，最终砍掉了国王查理一世的头、全面清洗国内保王派。查理二世王政复辟之后，英国革命派分裂为辉格党和托利党，前者要求继续革命，驱逐信仰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查理二世的弟弟），后者要求尊重王权、尊重法治。结果又是革命的辉格党胜利了，执政长达一百多年。
深受马克思赞誉的辉格党，其影响远销美洲大陆，与欧洲1848年无神论革命的思潮合流，在美国诞生了一个叫共和党的革命派政党，与马克思们的第一国际携手，掀起“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发动南北战争，推翻了代表保守派的“南方三十万奴隶主的罪恶统治”，颠覆了华盛顿、杰斐逊的贵族精英+宪政/有限民主模式，开启了一种融进步主义、社会主义、以福利收买选票的“全民民主主义”于一体的激进政治模式。日后享誉中国的“斗争哲学”、“发动贫农（黑奴）闹革命”等等创举，早在南北战争当中就已经预演过了。
革命的祖宗辉格党最终过气了，被“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淹没在“进步”的洪流中，由工党所取代。反而俗称托利党、被攻击和边缘化了一二百年的英国保守党延续至今，生命不息。
革命派的共和党击败了南部民主党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发生了两场运动，人民党“改革运动”和“进步运动”，深刻改变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走向。共和党经过进步党分裂后逐步变得相对保守，本来代表了右翼保守派的民主党则排除了南部民主党对总统提名的干预后迅速左转（南部民主党是维护民主党整体保守倾向的基本盘，北方民主党因所在地区的工商业发达，被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影响甚深），最终在小罗斯福执政时期左到与斯大林做了朋友、与苏联结成同盟。从此，美苏建立了雅尔塔分赃体系（签署密约，将外蒙古、中国东北、中东欧诸国悉数出卖给苏联），白左与红左瓜分世界。
在民主党逐步左转的过程中，发现了黑人这个票仓，北方民主党人要求改变保守主义社会价值纲领，争取黑人的选票；但南方民主党人坚决反对，坚持固有的保守主义传统。上述矛盾在194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爆发，总统候选人杜鲁门站在北方民主党人一边，终于促成了大分裂，南方民主党人集体脱党，剩下的北方民主党人就往白左之路一路狂奔不回头。
另一方面，1964年贝利·高华德被推举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创立了保守主义联盟，提出保守主义纲领，
推动共和党接受保守派价值观。尽管他在选战中不敌民主党的林登·约翰逊，但保守价值观从此被共和党全面接受并成为核心政治纲领。原来受马克思影响的革命派共和党由此变为保守主义政党，并一直延续至今。
世界的格局，早在二战时就定了下来。二战后数十年，总的说来是白左民主党的天下。虽然共和党议员麦卡锡挺身而出，抨击罗斯福政府与苏联勾结的“卖国20年”，在全美掀起反共产主义浪潮、狠挫左倾之风，但当时共和党并未启动向保守主义的价值转换，受麦卡锡之惠击败民主党人当选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同样是罗斯福新政的信徒，转过头来与民主党议员一同谴责麦卡锡。艾森豪威尔甚至任命了白左中的战斗机厄尔·沃伦当最高法院大法官，作出了一系列左倾判例，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左转。
五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六七十年代的反战运动……街头骚乱……火烧底特律……枪杀白人警察……嬉皮士运动……“要做爱要吸毒不要打仗”……胡士托音乐节……赴河内为北越劳军唾骂美军战俘的珍·芳达……以反美为时尚的文化界影视圈……直到八十年代，左翼的汹涌澎湃才总算消停了下来：那时终于出了个真正的右翼总统罗纳德·里根。
二战的胜利，本身就是左翼的胜利。
纳粹德国、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等轴心国签署了一个政治条约《反共产国际协定》，曾经结成了右翼同盟。后来许多学者老在法西斯、纳粹究竟是左是右的问题上缠夹不清，尤其是自以为右翼的自由派如刘军宁，提出了“纳粹与希特勒不是极右是极左”，企图为右翼辩护，实则凸显了中国式书本知识分子对历史政治的无知。事实上，不能拿着“集体主义”、“个人自由”这些理论的条条框框去判别上世纪30年代的左右之辨。
世界上只有左派存在共同的集体纲领（□□党宣言）、统一的组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国际），右派从来没有世界性的宣言和组织，甚至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因为右翼-保守主义是在各国政治传统中自然生发出来的，就像酒糟必然会酿成酒。正所谓“天然的守旧思想是人们心灵的一种倾向”，人类天然就对激进的改变抱有怀疑和不信任，天然就在熟悉的事物和环境中获得安全感。保守主义是既成事实，代表着人民对土地、家庭、团体、传统、国家的爱，仿佛自然法一样天经地义，本身并不需要理论的定义。
然而，左翼美国从本质上是反美的，这就使得它们的胜利事实上是违背美国利益的。这叫“左派的自反原理”。什么是左派的自反？种族上他们是白人，但他们从心底里期盼着黑人等少数族裔翻身做主人，把白人踩到脚底下。社会阶层上他们属于精英和富人，却整天要求政策“劫富济贫”，结果富人反而更富，穷人更穷，还牺牲了整个勤奋工作的中产阶级。信仰上他们的父辈是天主教徒、新教徒，但他们却欢迎对基督教怀有千年仇恨的穆斯林带着极端教义鲸吞欧洲、蚕食美国。
越战就是典型的自反案例。在苏联支持下北越进攻南越，美军既然为了保护盟友参战，本应竭尽全力打赢这场战争，阻止极左武装集团对东南亚的侵略，但美国左翼却反过来以美国的军事失败为目的。左派媒体天天报道美军和南越政府“侵犯人权”、造成“人道灾难”，左派肯尼迪政府支持政变杀害南越吴廷琰总统，左派流氓天天上街反战，左派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就是厄尔·沃伦）不顾军事失败和己方人员大批死亡，裁决《纽约时报》全文刊载军方机密文件为合法，左派国会和左派政府都在舆论支持下要求撤离越南。于是，美军撤退了，留下南越的烂摊子没两年就被北越“统一”了。百万南越人民不愿在北越政权下生活，变卖家产换黄金给蛇头，乘坐渔船“投奔怒海”，为香港和美国制造了绵延多年的难民危机。
太阳底下无新事。2010年左倾总统奥巴马下令从伊拉克撤军，直接造成了一大帮伊斯兰恐怖组织群魔乱舞，最极端的ISIS从中崛起，占领了大片伊拉克领土并蔓延到叙利亚。正是ISIS的荼毒使中东几乎沦为越南和柬埔寨的翻版，大批难民以土耳其为跳板逃亡欧洲。叙利亚难民危机比越南难民强烈千万倍，乃因穆斯林难民从意识形态上仇视西方。与亲美的南越难民截然不同，所以左翼不欢迎南越难民，却对穆斯林难民张开怀抱，请它们来对西方社会基础进行最彻底的破坏。
左派没有祖国。
左派与“国有难、回必乱”的伊斯兰教徒们一样，也是教在国先，有教无国。《共产党宣言》里开宗明义说：工人没有祖国（恩格斯的继承者倍倍尔、伯恩斯坦、考茨基从1900年就反对八国联军进攻清国，一战也强烈反战）。左派的宗教就是共产主义及其革命理论。经过六十年代“新左派”的粉饰，这套理论成功地由民权、女权、同性恋者权利、气候变暖、普世价值、全球化进程等金漆招牌重新包装，让左翼看起来仿佛改换了门庭。其实它们的终极目标丝毫没变，依旧是“砸碎枷锁”，“解放全人类”。所不同者，以前用革命的手段解放，现在用全球化来解放；以前用暴力“砸碎枷锁”，现在用逆向种族歧视、逆向宗教歧视来合法地将整个西方价值观全部砸碎。
要而言之，左翼在二十世纪发动了三次大进攻。第一次是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为欧美政经、文化、学术等精英领域奠定了左倾格调；第二次是六七十年代，反战嬉皮士；
第三次是克林顿和奥巴马。奥巴马将穆斯林极端主义和伊斯兰教法引入美国，而欧洲诸国也几成欧罗巴斯坦。ISIS的出现，即是偶然也是必然。但左右两派都抓住了这个偶然-必然之机，展开大搏斗。
对于左翼而言，这只不过是它们一两百年来连绵不绝攻势中的一环。对于右翼而言，这却有可能是最后一搏。因为五十年代民权运动增加黑人选票、六七十年代大量吸纳拉美人口，虽然冲击了共和党，但毕竟不是宗教信仰的敌人。但信奉伊斯兰教法的穆斯林们大批羼入，却是真正致命的。伊斯兰教根本不允许改信，千年以来也没有向文明演进，二十世纪奥斯曼帝国灭亡以后，反而在沙特酋长们的影响下变得越来越原教旨——具有极强的保守性、对抗性、排他性及战斗性。
右翼没在六七十年代的左翼总攻中失败，也许算是一个神迹。越战的失败，令美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下。人心惶惶，经济滑坡，失业率高企，左派挑起的种族暴力冲突无日无之，另一方面则是苏联国力与日俱增，其世界性扩张无法遏止，骎骎然有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之势。眼看美国从肉体到精神将走向全面败落，保守派终于在绝地中吹响了反攻的号角。
左翼在大福利社会、对苏联的屈膝献媚、道德瓦解和过度平权方面太过激进，尤其是阿以战争后左翼学生坚决反对以色列，引起了许多原先属于泛左翼的自由派犹太知识分子不满。这些知识分子基本都是犹太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弟子，将“犹太-基督教传统”奉为圭臬，他们孜孜不倦地展开了与左翼和自由主义的理论缠斗，在最高学府的前线守住了保守派的阵地。后来艾伦·布鲁姆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就是论战中产生的名著。他们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主要信奉两条的政治哲学：一，自由民主与专制水火不容，民主阵营应坚决反对暴政；二，美国及其价值观至高无上，美国应担负起它的“世界使命”。他们强调美国的新罗马属性，指出必须用战争等激烈手段对抗邪恶暴政。在里根和小布什任内，新保守主义者纷纷进入内阁，成为美国内政外交的主导者，从格林纳达战争、星球大战计划到911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无不出自他们的手笔。
比新保守主义这些原自由左翼的“投诚者”更猛烈的反攻来自于基督徒。
美国基督教真正的“觉醒”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基要派基督徒就成为议员麦卡锡的“反□十字军”的中流砥柱。基要派反□组织“基督教圣战”的创始人比利·哈吉斯牧师、“美国基督教会协会”的创始人卡尔·麦金太尔成为了麦卡锡的智囊，有些演讲稿都是他俩起草的。在他们看来，□□主义不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思潮，更像是与一个基督教对立的“邪教”，是全球福音传播的障碍，是魔鬼的阴谋，必须加以阻止。
1976年，基要派布道家杰瑞·法威尔发起一系列“我爱美国”集会，拒绝“政教分离”原则，热切地将传教活动与右翼政治价值观结合起来。以道德高洁的基督徒形象争取宗教右翼选票的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当上总统后，却不推行右翼价值观，反而全面倒向左翼。法威尔失望之余，在1979年成立了“道德多数派”组织，力图通过挫败民主党的激进社会议程，将处在“道德崩溃边缘”的美国挽救回来，以圣经重塑美国的道德体系。
在成立的第一年内，“道德多数”就拥有40万成员，预算资金高达150万美元。与此同时，帕特•罗伯森创建的“耶稣的华盛顿”组织周日祈祷，吸引了20万福音派人士参加。除了发动追随者投票给推荐的候选人以外，右翼组织还派人出席共和党大会，甚至亲自出面参加竞选。1979年，罗伯森和法威尔等人经过与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举行了多番会谈，确定里根为他们的最佳人选。
谋求连任的卡特却被法威尔当头一击，直接打败。卡特说，“那个秋天（1980），由杰瑞·法威尔领导的一个小组在南方的广播和电视上购买了1000万美元商业广告，让我成为南方的叛徒，不再是基督徒。” “基督教之声”的策略专家科内尔•多那扬言：“1976年，基督徒帮助杰米•卡特以微弱优势获胜。在1980年，我们将使形势逆转。”
“基督教之声”和“道德多数”发动了二百万名福音信徒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在新教徒当中，里根获得56％的支持，而竞选连任的卡特获得的支持只有34％。在里根多获的10％选票中，三分之二来自这些白人福音派信徒。右翼组织还在加利福利亚和阿拉巴马为教徒提供投票指南，帮助共和党人成功竞选国会议员。
从此，以基要派、福音派为首的白人基督徒右翼便与共和党结成联盟，参与共和党大会，选择共和党候选人，并深度影响共和党的政治议程。共和党在里根时代坚定的反共、反堕胎、反女权、反同性恋等立场，均源于基督徒右翼的敦促。
第三波对左翼的反攻来自于文艺界中的保守主义者。文艺领域中对公众具有最广泛而直接影响的非影视莫属，所以共产国际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对全世界电影行业进行渗透，包括欧陆诸国，靠着所谓的“先锋艺术”、“蒙太奇电影”（《战舰波将金号》）的鼓吹，实现意识形态（“革命”）的植入。
针对美国好莱坞，共产国际的渗透更是无孔不入。列宁的好朋友威利·闵岑伯格受托进入美国，专事缔造红色好莱坞。在他的努力下，不但赤化了当时美国影坛，还将大批电影名流的子女送到莫斯科大学英美学院学习，赤化好莱坞的第二代第三代。麦卡锡议员曾经将清算的矛头指向好莱坞，时任演员工会主席的罗纳德·里根、和路·迪士尼都曾出席国会听证会，揭发美共成员。作家兼编剧海明威、演员兼导演卓别林都被打为苏联间谍，人尽皆知。被译介过来，所谓“脍炙人口”的经典电影，多半是左翼电影，如《正午》、《北非谍影》、《十二怒汉》之类。
美国有史以来唯一一部将右翼政治理念以史诗形式展现的电影是大卫·格里菲斯导演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它颠覆了南北战争的主流叙事，揭露早期共和党指使流氓黑人烧杀抢掠，歌颂三K党保护了南方人民的身家性命，将选举秩序恢复正常，这才有了一个在战争废墟中新生的美国。这部电影诞生后不久，好莱坞即被赤化，真正的右翼电影举步维艰。
即便如此，右翼倾向的电影还是在美国和世界影坛上大放异彩。硬汉派电影全都是右翼倾向，因为左派反感个人英雄主义，偶尔塑造类似角色也不伦不类。西部片里只身抗暴的独行侠们，如约翰·韦恩、加里·库珀，都是保守主义者，韦恩长期的激烈反□言行招致斯大林下令对其暗杀，后来赫鲁晓夫亲自撤销了刺杀令。以镖客三部曲重塑新派西部片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也是保守主义者，至少担任过两届共和党大会嘉宾，2012年为罗姆尼站台时更曾一时兴起，让人搬来一把空椅子，当作奥巴马加以痛骂，语惊四座。2008年他自导自演的《老爷车》里，一个看不惯亚裔吵吵闹闹生活习惯的老年白种男人，最后为遭强奸的亚裔女孩报仇，死在黑帮枪下，是破除逆向种族歧视的经典之作。
近半个世纪以来，西尔维斯特·史泰龙的洛奇（Rocky）系列和兰博（Rambo）系列，堪称影响力最大的右翼电影作品。当时，七十年代的美国处于越战失败后遗症中不能自拔，国际形势上处于守势，被苏联压着打，国内失业率和通胀严重，再加上石油危机，美国进入大萧条以来最艰难的时代。左翼电影普遍从选材和表现手法上都刻意阴暗化、混乱化、肮脏化（参见罗伯特·迪尼罗《出租车司机》），更使民众的意识和心灵蒙上了厚厚的阴霾。洛奇第一部同样是在灰暗的色调中开始叙事，演绎了一个典型的美国梦故事，小混混白人拳手抓住机遇险些将黑人拳王（暗喻拳王阿里）击败，强调奋斗就会成功。
兰博系列则可以代表整个里根时代的美国精神。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1981年，史泰龙开拍电影《第一滴血》。同名小说原本是部反战小说，把主角Rambo塑造为一个残忍的疯子。但史泰龙亲自操刀，将剧本变成“反反战”电影。
越战特种部队退役军人Rambo回到美国，步行穿过一个小镇时受到警长侮辱并以“流浪罪”逮捕，在警局里他不堪虐待爆发，打伤警察夺取摩托车逃入山林。受伤警察企图利用追捕过程杀死Rambo报仇，却被其反杀。警长调来了国民警卫军，将兰博赶入废矿坑再用肩托式火箭弹轰炸，以为已将其炸死时，Rambo以卓越的求生技能穿过黑暗矿道，夺取了一辆军车，手持M60重机枪单枪匹马杀回小镇，炸毁了加油站和野外用品店，将屋顶埋伏的警长乱枪打成重伤。原上司崔普曼上校现身劝他投降，说战争已经结束。兰博终于打破沉默，愤怒地控诉社会对越南老兵不公：没有结束！没有！场仗本不属于我，是你要求我参战，我拼了命要去打赢这场仗，但偏偏有人不让我们打赢。我们为这个国家出生入死，回国后却看到机场挤满了蛆虫们，抗议、吐痰，叫我婴儿杀手和各种卑鄙的话！
影片中，兰博代表着所有的热爱美国者、所有出生入死的退伍美军、所有战死的英灵，向煽动反战示威、出卖军人和越南的民主党，以及小半个被煽动起来的“蛆虫美国”迸射出愤懑和怒火。沉痛悲怆的片尾曲
It’s a long road 奏响，兰博在上校陪同下昂然步出警局，仿佛一位凯旋的英雄。
左右翼对《第一滴血I》的评价是严重分裂的。左翼认为该片“歪曲了对越战的评价”，而右翼则认为这是伟大的经典之作。30年后在youtube上只有一个定格画面的It’a long road 单曲视频仍然有368万多的点击，1万多赞。
如果说《第一滴血I》是对民主党卡特时代、以及美国不再伟大的整个七十年代的控诉，那么《第一滴血II》就是对共和党里根的八十年代的热情点赞。这正是美国右翼的一次回潮。服刑中的兰博接受了上校安排的新任务，空降潜入越南，拍摄战俘营里的美军俘虏。殊不料，只身闯虎穴的兰博被政府官僚（暗指民主党人）出卖，落入越共军队之手，惨遭酷刑。越南地下抵抗组织少女Co
Bao将其救出却不幸牺牲后，满腔怒火的兰博爆发了，头缠布条，持重机枪，挎子弹带，握锯齿刀，一个人单挑越共军事基地，然后开直升机怼落苏联空军，带着一营美军战俘飞回泰国。最后兰博闯入美军基地的指挥中心，将出卖他的负责人按在桌子上，一刀插在他耳边，怒吼道：“你知道还有很多人（美军战俘）在那里（越南），找到他们，不然我会来找你！”
最终，兰博向上校表达了他的愿望：“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像我们爱他一样爱着我们。”
而里根总统则对兰博这个角色赞誉有加。1985年7月贝鲁特人质危机结束后，里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昨晚看完Rambo
II之后，我知道下次遇到危机和挑战时应该怎么做了。”里根经常将《第一滴血第二集》视为其国内外政策的典范。在另一次劳动节演讲中，里根表示他将“本着兰博精神”清理联邦税制。
史泰龙的电影甚至比里根自己对重塑美国的大国形象、激发人民的自信心态起了更大的作用。在《第一滴血第二集》和《洛奇第四集》（洛奇英勇击败了苏联拳手）上映时，电影院的观众齐声高呼“USA！USA！”兰博这个角色成为了里根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和军队的标志。某种程度，兰博也预言了苏联的衰落——《第一滴血第三集》（剧情是Rambo代表美国政府帮助阿富汗游击队消灭了一个苏军基地）上映后一年，苏联被迫从阿富汗撤军。
4
世界政局看似纷繁复杂，真看懂了却无比简单。二战以后，所有自由阵营国家都远眺着华盛顿的方向标，白宫换了个左翼总统，就集体左转，白宫换了右翼主人，就向右看齐。在这过程中，与非自由阵营的媾和、摩擦、对立，都由左右方向所决定。套句物理学定律，这叫“强美国作用”，比E
= mc²公式还简单。
二战以降，欧洲各国处在左翼不断发动攻势，企图一劳永逸地消灭或转化右翼势力的过程。德国、法国，左翼政党长期执政，德国是共产党的发源地，社民党（恩格斯和考茨基的党）是魏玛时代的执政党，二战后60年代到80年代连续执政16年，而法国的戴高乐就是左翼分子。北欧三国奉行社会主义，社民党连续执政六七十年，意大利天主教势力根深蒂固，但在九十年代以后也左翼化。
孤悬海外的英国，也逃不过左翼当道的命运。早在1924年，苏共政治局成员、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曾致信英国共产党，要求不惜一切支持工党赢得大选上台执政。二战期间，保守党与工党合组战时联合政府，首相邱吉尔注意力集中于海外和军事，国内事务由工党副首相艾德礼主持。工党趁此机会大肆宣扬福利主义、社会保障体系、企业国有化，并声称社会主义在英国不是乌托邦，很快就能实现。1945年，工党靠着这套模仿苏联计划经济的政纲“贿赂”选民赢得大选，邱吉尔和保守党黯然下台。1947年，工党宣布英国正式成为全球第一个福利国家。从此，高福利+高税收+国有化一直是工党的致命大杀器。其他国家亦步亦趋，福利主义和用高福利买选票的左翼政党便在欧洲大行其道。
由于有美国的保护，欧洲自由国家可以大幅降低军费支出，执政的左翼政党有更多的钱可以大搞福利社会。例如，瑞典福利支出占GDP比重，由1950年的3%上升到1981年的12%。葡萄牙1974年革命前，政府支出在GDP占比20%，主要花费于军事和基建；革命后，社会福利一举将政府支出推高至GDP的46%。但高福利无异于一种毒品，民众普遍变成吃福利的懒人后，便瘾入骨髓，再也无法回头了。
1970年代中期，石油危机爆发，欧洲原油供应紧缩，经济发展裹足不前，各国没钱了，于是进入了“福利国家危机”。瑞典的社民党试图压低福利、削减赤字预算，却导致大选失利，结束了连续44年的执政党地位。胜选的中央党政府迫于财政困难，不得不提出了紧缩开支、削减福利，遭到民众强烈抗议也无奈下台。于是各派政党为讨好选民，只能不断提高福利水平，造成“福利超载”，国家靠借钱度日。
福利主义横行的同时，另一波左翼浪潮——欧洲一体化亦开始泛滥。
欧洲一体化的第一个推手是美国的民主党。1947年3月，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富布赖特、托马斯，众议员博格斯等在国会提出决议案：“国会赞同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1950年后接棒的就是法国、德国这两个左翼政党执政的国家。欧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左翼组织，其理念是先将欧洲一体化，再进而将全球推向一体化，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超级乌托邦理念。
欧盟的理论推手当数法兰克福学派和其它“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如哈贝马斯、安东尼·吉登斯等人。他们声称，欧盟正在实践“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最近，当欧盟面临脱欧风暴时，哈贝马斯公开说，绝不能允许欧洲这个“文明社会的项目”失败，全球共同体很有必要，“如果欧洲项目失败，多久能回到现状的水平就是个问题。还记得1848年的德国革命：革命失败后，我们花了100年时间重新达到与革命时期同样的民主水平。”撇开“民主”之类的修饰词，这是明明白白地将欧盟的性质与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与的“1848年革命”等同起来，其对左翼的重要可想而知。
法兰克福学派对欧美左翼最大的贡献是从理论上开启了“反文化”运动，用激进女权主义、LGBT、毒品、暴力犯罪、性革命、迷幻摇滚等形式将文化马克思变成叛逆思潮，让年轻人气势磅礴地站起来反对四五十年代父辈的价值观，包括反冷战、反越战、反基督教、反种族隔离……
左翼极力推动的的欧洲一体化项目，四十年间经历了三次挫折。最重大的冲击来自于英国右翼领袖撒切尔夫人，她坚决反对欧洲统一货币，认为欧盟是“社会福利政策的试验品”，建立欧元区“可能是当代最愚蠢的举动”。正如梅丽史翠普主演的电影《铁娘子》里描绘的那样，她在布鲁塞尔一个人单挑整个欧共体，“在一群满脸怒容、纷纷用德国、法国、意大利的口音兴师问罪的欧洲领导人中，英国女首相显得处境极其孤立“。但她毫不退缩，痛斥那些左派官僚：你们妄图建立的乌托邦式超级国家将是一个由德国主宰的、为经济危机所累的“巴别塔”。
为什么至今欧盟区都在用欧元结算，但英国还在用英镑？
撒切尔夫人当初一直无法容忍英镑要用欧元结算。在以首相身份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中，撒切尔夫人指出放弃财政主权的危险，“我们将要拥有一种我们根本无法控制、连利率都不能由自己来决定的统一货币吗？”下台后，撒切尔夫人仍孜孜不倦地告诫英国民众：“英镑加入欧元体系是出卖英国的主权”、“英国放弃自己的货币永远都是个错误”，“我认为，不管是从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发展方面来看，单一货币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尽管什么时候失败、失败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现在还不清楚。”
正因为坚决抵制欧元区，
撒切尔于1990年被保守党同僚出卖暗算。亲欧派没办法在选举和公开辩论中打败撒切尔夫人，于是由保守党叛徒挑事，副首相退出内阁，然后以此为借口党内逼宫，再联手工党在国会对她发起不信任案。撒切尔夫人无奈黯然下台（小说版《纸牌屋》对此有真实记录）。而美国辉煌的里根时代也在两年前宣告结束。无能的老布什总统捱过了一个任期，左翼民主党终于重登大宝。克林顿上任，欧洲左翼闻歌起舞，松散的欧共体也迅即签约生效变成了强有力的欧盟，欧洲货币管理局、欧洲央行宣告成立。1999年欧元开始运作，欧元区覆盖欧洲多国。十年之后，欧债危机爆发，十八年之后，英国脱欧。撒切尔夫人的警告可谓高瞻远瞩。
1979年撒切尔出任首相时，接手了一个烂摊子，一个“无法管理的国家”。英国已被工党长期实行的福利制度瘫痪。产业的国营程度接近东德，缺乏活力。英国经济陷入严重滞胀，收入税高达83%，GDP增长率不足2%，通货膨胀率则有22%，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受纵容的工会还在罢工，要求制定保护条款、要求加薪，使通胀愈演愈烈。
上任第二天，撒切尔夫人就派出骑警冲击街头的示威群氓、手挥大棒赶走罢工的利物浦矿工，一夜间打懵了一百多年来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英国工会。镇压了工会后，撒切尔夫人马上推出全新的预算案：大规模减税、大规模减少公共开支、大规模出售国企、大规模出售公租房，同时将“国企”全盘“民营化”。反对改革的内阁成员被她无情撤换，其果断甚至超过今天的特朗普。在保守党大会上，她训斥党内的温和派（建制派）是“爬不动的螃蟹”。不甘心失败的工会发起了1980年和1984年大罢工，左翼组织也在城市里发动骚乱，悉数被其铁腕镇压。
她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战后英国再次崛起。产业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激活了经济的一潭死水；削弱工会，降低了解雇成本；削减福利和政府开支，降低税收（个人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从33%减到25%，最高税率从83%减少到40%），重建了英国的中产阶层；采取稳健的金融政策，让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整个80年代，英国GDP增速达5%，通胀率则下降到4%，普通居民持有大企业股票的比例从7%上升到20%……一部纪录片里如此形容撒切尔时代的英国：“人民富有了：买房子，消费，跳舞唱歌喝酒。”BBC则用一句话赞扬铁娘子的功绩：“撒切尔夫人挽救了英国经济。”
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与大不列颠差不多同时启动了右翼改革。1981年，里根总统提出著名的“经济复兴计划”，包括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同时减少货币供给，扩展自由贸易，以此政策组合全面取代自罗斯福新政时代以来一直居于支配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该复苏计划以大幅度减税为核心，个人所得税率由原来的70%削减为50%，1986年后降到28%；资本利得税从28%降到20%，企业所得税率从46%降到33%，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减税。
里根的减税政策犹如魔法。祛除了社会主义蛊毒之后，美国漫长的萧条期终于结束了，黄金盛世开启了。从1982年到1999年是美国经济的超级扩张期，被称为“20世纪最持久的繁荣阶段”。实际上经济的强劲增长直到2007年才告结束，整整延续了25年之久。这1/4世纪里，美国创造出的财富远超过前两百年的总和，经济总规模比70年代后期翻了两番，在经济史上绝无仅有。
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反共、反苏问题上同样有着高度一致的共识。撒切尔夫人当选为保守党领袖后，就严厉批评西方国家对苏联的缓和政策。里根入主白宫后，就立即制定了对抗苏联的战略。在英美两大保守派的主导下，西方国家不再与70年代一样处于哼哼唧唧的守势和劣势，而是积极从价值观宣传、经济封锁、军备竞赛等多领域全方位对苏联发动进攻。
里根在演讲中怒斥苏联是“邪恶帝国”，可谓前所未有之举。而1981年对苏联展开经济制裁，数年后晋级为经济战——说服多个国家提高石油产量，导致油价大跌，使苏联经济损失数百亿美元，亦可谓今天特朗普贸易战的先声。
1983年的北约峰会上，撒切尔夫人大力支持里根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换取与苏联互相废核。她先在苏联人面前扮演“中间人”，让苏联谈判解决欧洲导弹对峙的局面，又在里根面前扮演“先知者”，告诉他“戈尔巴乔夫是个可以合作的人”。1987年12月8日，苏联和美国签署了《美苏关于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条约》。这个条约拔掉了苏联武装的牙齿，为瓦解苏联及其卫星国奠定了基础。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
这两位“政治上的灵魂伴侣”，还拉上了罗马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等人结盟，共同构筑保守主义战线，坚决对抗共产主义。撒切尔夫人还牵头成立了包括西德、奥地利、葡萄牙、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和冰岛等30多个国家、40多个保守主义和基督教政党在内的欧洲民主联盟，即保守党国际，以与主张高福利、混合经济体制、依靠国家计划调节经济的社会党国际相抗衡。
对国际共运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有个“社民党国际”，就是由恩格斯、考茨基、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把持的第二国际，那这个“社会党国际”又是什么呢？
实际上，社会党国际由英国工党发起 、1951年于西德法兰克福成立、总部设在伦敦，是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 。它的英文名称Socialist International（社会主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正式名称完全一样。
一战爆发后，第二国际里的各国政党为了工人应该保卫祖国、还是应该继续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而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暂停活动。列宁听闻兴奋得手舞足蹈，连忙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利用十月革命的既成事实，大造声势一举夺得左翼的“正统”地位。二战期间，斯大林为了让美英反苏右翼在军援问题上无话可说，主动停止了第三国际的活动。二战之后，英国工党（前身费边社，列宁的好基友）与德国社民党（老牌社会主义政党，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李卜克内西等人的政党）便合谋重建第二国际。这个1951年版的“社会党国际”，就是八十年前恩格斯的第二国际的再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汲取了30年代大萧条的教训，认为大萧条造成的失业及贫穷问题为极端意识形态提供了支持，失业贫穷问题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土壤，尤其造就了威玛共和的崩溃和纳粹德国的崛起。以美国民主党政府、英国工党政府为首，连同西欧、北欧多国的形成了战后共识，即“罗斯福与凯恩斯共识”，标榜国家资本管制、全民就业和福利国家，成为了欧洲民主不能分割的一部分。欧洲乃至全球自由国家，由此被拉入高福利陷阱。
这些高福利国家的底层，便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在凯恩斯经济学方法论里，增加货币供给=需求增加、经济增长、失业减少、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减少货币供给=需求减少、经济停滞、失业增加、物价下跌、通货紧缩。
所以，采取“罗斯福与凯恩斯共识”的治国理念就是，不断增加政府开支，不停大基建，日以继夜地开动央行的印钞机，无限银根宽松。用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术语，就是“量化宽松政策”、“积极货币政策”、“四万亿”……这种被“马歇尔计划”、“战后重建”等大基建项目刺激起来的泡沫经济，在七十年代受到苏联的军事挑战，再加上高油价的压力，就像个吹成一平方英尺的避孕套一样，砰然爆破。
撒切尔与里根共塑的世界“大右转”，造就了二战后欧洲第一次右翼政党回潮，也摧毁了这种“战后共识”。
然而，对于在危难之秋挽救了美国和欧洲，还消灭了苏联帝国的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并不像人们所想的，全世界都把他们看作伟大的偶像。在泛左翼看来，他们是福利制度的邪恶破坏者。撒切尔夫人被保守党同志出卖，黯然下台的那一天，英国下议院外面聚集了大批人群载歌载舞，高唱《叮当！巫婆死了》。里根第二个任期的中期选举，美国左翼揪住所谓的“伊朗门”大肆炒作，重夺议会控制权，将里根政府变成“跛脚鸭”政府，如同今天民主党企图炒作“通俄门”败坏特朗普的任期。
里根去世后，左翼列举了他的12条“罪状”——加剧贫困、险些引发核战、减税济富、压制工会、引发中美洲血战、支持南非种族政权、摧毁发展中国家经济等等，声称这是里根“对美国和世界所犯下的罪恶”。左媒发表的文章认为：“罗纳德·里根造成并加剧了经济和种族的分裂，留下一个更加卑劣和危险的美国及世界。” 比尔·克林顿，这个喜欢拉开裤链的瘾君子，从无能的老布什手上夺回民主党丢失了12年的总统宝座后，立刻重回高福利和增税的“罗斯福与凯恩斯共识”老路。靠着里根打下的经济繁荣底子，夸夸其谈的格林斯潘配合着“货币宽松”、流水般大印美元，再次吹出一个越来越大的经济泡沫。他们把这个泡沫时代称为“克林顿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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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美国的经济是真实的繁荣吗？在这场泡沫经济中，总体财富确实增加了很多，但大部分财富是纸面财富，都落在Top 1%的富人手上，中产阶级几乎没有受惠。
克林顿八年任期内，拉大了美国贫富差距，1992年最富1％的财富占全国13.5％，2000年占16.5％。总体生活水平看似提高了，但这种提高实际上来自于中低收入阶层的借债行为。克林顿通过了不少对大企业和华尔街有利却对平民有害的政策。克林顿在1999年签署了《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废止了要求金融机构将传统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还阻止了一个监管衍生品市场的法案。正是克林顿的这系列举措，导致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2017年，特朗普上台不久，即表示考虑拆分美国大银行，回到过去的监管体系，支持重新订立现代版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克林顿还做了一件几乎将美国影响巨大的事，不过中国则抓住了这个机会迅速崛起，就是“国际产业转移”。 民主党的卡特担任总统时，于1979年与中国建交，并给予贸易最惠国待遇。八十年代，中国依靠这个待遇，逐渐走向准市场经济，从穷国堆里爬了起来，于是有了经济和文化的“小阳春”。但八十年代末尾那年之后，美国国会每年都就是否要推翻总统继续让中国享受最惠国待遇的决定发生激烈辩论。直到克林顿上台后，国会大多数意见还是认为美国应该在对华政策上更强硬。但克林顿多次表态支持中国“入关”，一步步扭转了舆论。
1994
年克林顿总统宣布继续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并宣布不再把中国的人权状况与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问题挂钩。不久，美国签约让中国“入关”。1999年，克林顿政府支持中国“入世”。2000年克林顿发表演讲称：“中国不只是同意进口更多我们的产品，它还将同意引进民主国家最珍视的价值观之一：经济自由。中国越是开放经济，就越能充分释放人民的潜力——他们的主动性、想象力和非凡的进取精神。如果投票反对与中国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美国将失去就业机会，因为我们在欧洲、亚洲和其他地方的竞争对手将占领我们本来可以服务的中国市场。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仅关乎我们的经济利益，这显然符合我们更大的国家利益。我正在尽最大努力说服国会和美国人民抓住这个机会。我们美国的公司将首次能够在中国销售和分销美国工人生产的产品，而无需被迫将生产转移到中国、通过中国政府销售或转让有价值的技术——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可以在不流逝就业岗位的情况下出口产品。”
克林顿的如簧巧舌说服了华盛顿的所有精英分子，除了一位律师罗伯特·莱特希泽。在里根组阁初期，莱特希泽就已经出任美国贸易代表副代理，并参与了对日本、欧洲和苏联的多轮贸易谈判，以作风强硬著称。1985年后他去了著名的世达律所，但并没有离开老本行，而是用其拥有的专业法律知识为美国企业和产业工人打官司。 克林顿极力鼓吹让中国入世时，律师莱特希泽就撰文警告，绝不能允许中国加入WTO，否则，奉行重商主义与零和博弈的中国将会对美国敲骨吸髓，到时“几乎没有哪个美国制造业工作是安全的”。
在华盛顿之外，美国的劳工、环境和人权组织联盟也都表示反对。经济政策研究所的专家曾在2000年预测，如果允许中国入世，美国制造业将丢失近百万的工作岗位。 在美国同意中国入世后，外国对华投资从2001年的47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11年的1,240亿美元。
由于克林顿常年推销的“中国庞大的市场前景”，并且从政策上放开了投资和进口限制，大批跨国公司进驻中国，制造业放弃了成本较高的美国，纷纷跑到大陆设厂，尤其是机械和电子产业，使中国一跃而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对美出口飙升。这就是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
早在上世纪50～70年代，美欧就完成了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先是放弃了轻纺工业，接着将部分造船、汽车、家电行业也抛出来。承接者是东亚，直接导致了“日本制造”畅销全球，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和繁荣，随后还带旺了东盟。这次产业转移对自由阵营大有裨益，转移的前提是严格防范了产业向极权专制国家转移。
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则是在民主党白宫的政治影响力下强行将产业向专制国家定向驱赶。西方国家首脑中，克林顿第一个在八十年代末尾那年后走进广场，随后积极与朝鲜修好，促使原本疑虑重重的日本、台湾、南韩加快了向大陆的产业转移。日本对华投资和ODA（政府援助）规模在1999-2000年间双双达到历史高峰。1997年索罗斯等美国基金大规模摧毁东南亚自由地区经济，也将金融、投资、制造业驱赶向专制国家。 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估计，仅1999年至2011年间，受中国商品的竞争影响，美国损失了大约240万个工作岗位，尤其是制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城镇地区受到的冲击最大，铁锈州也由此形成。
克林顿对西方自由阵营的冲击，很多地方都超越了其民主党先辈。除了国内经济上一反前任里根总统的减税政策，重回大政府、高福利、高税收的老路之外，还极力推动“文化多元主义”。所谓文化多元，就是宗教平等、道德多元、价值多元，延续六十年代新左派对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美国信条”的大颠覆。同样也是支持女权、LGBT，支持伊斯兰教法的政治正确。后来的奥巴马不过是沿着克林顿开辟的道路奋力前行罢了。
在欧洲政策上，他一边支持欧盟成立欧元区，打算将美元的霸主地位拱手相让，一边支持北约干涉前南斯拉夫内战，在东正教国家内部、欧洲的腹部强行培植出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科索沃。 共和党小布什总统在福音派基督徒支持下继任，但他才能有限，在史无前例的911挑战中应对失措，错误地消灭了萨达姆的世俗政权，令恐怖主义在伊拉克扎根。在他任期将满时，又错误应对次贷危机，使其升级成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
尽管主因是克林顿种下的恶果，但小布什本人能力不足亦系致命伤。在他任内，共和党并不像里根时代一样，有清晰的理念和路径反击民主党设置的议程，这也导致共和党慢慢变成了一个跟随型的准左倾政党。2002～2005年，小布什政府拒绝在关税层面制裁中国，亦为中国对美国市场的大倾销开了绿灯。
奥巴马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下临危受命的。2009年刚一上任，新政府便出台了高达7870亿美元的巨额刺激计划。这些拨款一部分用于稳定近乎崩溃的金融系统，另一部分则投入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社会福利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中。联邦政府意图通过巨额的公共花销，以刺激花销、提升就业率，进而重振美国跌入低谷的经济。 然而事与愿违，近8000亿的经济刺激方案，换来的却是美国自二战后最缓慢的一次经济复苏。
奥巴马执政的八年间，美国年均GDP增长率仅为2.1%，比半个世纪以来的平均增长率整整低了百分之十一，表现远远落后于二战后任何一个经济周期。经济的连年低迷，也造成了民众收入水平的连年停滞。从2008到2014年的七年间，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有六年在逐年下降。虽然在2015年家庭收入水平开始缓步回升，却依然比危机开始时的2007年整整低了百分之四点八。显而易见，奥巴马施政的八年里美国经济走势十分不尽人意。
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三位总统任期内，把美国的财富有条不紊地转移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外汇储备。美中之间巨额的贸易逆差就像每天一针高蛋白营养剂，中国由此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本身则陷入高失业、高福利、经济长期低迷的怪圈里无法自拔。
6
苏联崩溃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共产大国，中国成了全球左派剩下的最后精神家园。由于中国的特殊地位，它的经济腾飞，对民主党-社会党国际同盟是有利的，客观和主观上都加剧了全球左转的速度。
90年代末，左翼卷土重来，打着贫富不均的旗号，要求重回集体主义经济时代。1998年左右，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巴西、阿根廷等国，相继地被左倾的政党掌控。国际第二次产业转移，让入世后的中国成为美国和全球发达国家加工厂。加工厂需要源源不断的原料，由此大批买入南美资源和石油，使南美当政的左翼有钱搞高福利国家，支持率高居不下。
受惠于中国的长期购入，拉美左翼政府得以在本世纪，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委内瑞拉盛产石油、巴西拥有丰富的铁矿石、阿根廷则有大豆），将社会资源重新分配、优待低收入户，让医疗服务和教育政策，得以确切地实行和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用社会政策稳固政权。美国的影响力逐渐消失，以至于左媒兴高采烈地报道：美国失去了它的拉丁美洲后花园。
但好景不常，金融海啸后，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下降。这造成重度依赖一级出口产品，且经济结构单一的拉丁美洲，经济衰退严重。委内瑞拉的出口石油价格下降，让马杜罗难以维持查维斯的社会经济概念，通货膨胀率高达159%、经济萎缩10%。巴西通货膨胀率超过10%、失业率增至7.9%。2008年的世界金融风暴，开始戳破南美左派国家的经济泡沫，从此每况愈下。近期委内瑞拉发生严重问题、阿根廷选举失败、玻利维亚遭遇逆境、巴西爆发政变……
在阿根廷，新自由主义的复辟因新上任的马克里政府而发展壮大，同样的进程也因米歇尔·特梅尔政府的上台而在巴西进行着。右翼一直准备在智利、墨西哥、哥伦比亚甚至是在玻利维亚等国纪念胜利。美国也一直宣称其在拉丁美洲的孤立阶段逐渐终结。这一切都表明右翼将重返。
我们近期看到因为美元走强而濒临破产的国家，无不是杠杆高企、大举外债、大搞基建的凯恩斯门徒，并且其国内经济本身疲软。除了南美，杰出代表还有最近占尽版面的南非与土耳其。
南非的货币兰特，年内贬值幅度已超26%。不过，南非近期备受关注，是因为正要推行的“土改”——修宪夺取白人拥有的土地。
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南非由布尔人统治，并推行种族隔离制度，是非洲经济火车头，在世界经济地位也较高。其人均GDP、人均收入均属于发达国家。即使后来被制裁，但依旧能保持经济增长。
布尔人，源于荷兰语“Boer”（农民）一词，是对荷兰、法国和德国白人混合形成的民族的称呼。18世纪初，布尔人便来到南非。他们与后来的英国人发生强烈冲突，居然奇迹般击败了大不列颠军队，开始了南非的白人政治全盛时代。
布尔人时代是南非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最繁荣的时期。南非位于非洲最南端，是货轮的必经之地，因此对外贸易也十分发达。但是繁荣的背后有着一个巨大的前提——种族隔离制度。布尔人在1707年来到南非时，这里是蛮荒之地，虽然有黑人土著，但是黑人基本上处于氏族公社时期，没有自己的文明。
二战后，苏联势力进入非洲，掀起了独立运动高潮。南非共产党成员曼德拉，青年时是苏联信徒，中年后认为毛是接近圣人之人，奉为导师。经过长期的斗争，以及全世界白左政府的支持，曼德拉掀翻了白人政权，也由此玩坏了南非。在南非监狱时，曼德拉如饥似渴研读毛选，上台后治国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没收外资企业、高福利等等。短短几年南非倒退上百年。继任者姆贝基、祖马一个比一个无能，一个比一个疯狂，终于将南非变成鬼魅之地。
黑人掌权以后，南非开始了“去白人化”政策，对白人清算和打压。黑人涌入白人的工厂和家中打砸抢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的小说《耻》就是白种女人遭强奸的活记录。白人不再享有社会福利，白人小孩不让上学、去医院遭驱赶、出银行被抢，社会开始陷入动乱，大批白人下岗，南非的白人精英比如律师、教授、医生、工程师等精英纷纷离开了这个国家。
南非一共有400万白人，自1995年起到2013年，已有一百多万白人离开了南非。60万白人只能生活在贫民窟里。南非经济崩溃是必然的。但南非对白人的迫害一直被隐瞒，直到最近南非的几万白人要逃到俄罗斯和澳洲，特朗普推特披露南非状况，这才进入欧美公众视野。
让我们看下曼德拉当政时期的政策：
为了彻底消除种族歧视，政府机关必须安排一定比例的黑人。这条政令看似很合理，但是却忽略了一点，南非由于常年的种族隔离，黑人的教育程度极低，强行安排进政府不但造成政府工作效率的降低，还引发了严重的腐败。
无条件开展自由贸易。我们知道，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国家宣扬自由贸易也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不能冲击本国市场，而当时南非刚刚成为发达国家，本国市场虽然相对成熟，但是一下子开放，对南非的中小企业是致命的，政令一下，南非的基础工业产值开始雪崩。
还有完全开放金融体系，让其他发达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大搞“为世界做贡献”运动，对国内高耗能的重工业征收重税，导致重工业坍塌。整个经济出现崩溃之际，南非的黑人政权开始大举外债与财政赤字，进行经济刺激计划。
类似于南非这类国家货币大幅贬值，经济濒临崩溃的背后，是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推出宽松政策带来的全球流动性收紧。在美国推行量化宽松时，南非等国同时推行，大家一片祥和。但当美国认为自己经济过热，对美元进行加息以刺破经济泡沫，并带来资本的回流。南非等国由此承受着资本流出与负债成本上升的压力，因为一，钱走了，二，钱更贵了。全球的资源也会因此出现重新分配。
7
2016年是个划时代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两件大事，标志着西方乃至全世界迎来了第二次大右转。经过这两年来的铺垫，也到了右转成败的关键节点。
2008年金融危机，同样使得克林顿重振旗鼓的左翼“新经济”——无限货币宽松和福利国家政策崩盘，右翼思潮在里根时代结束后，再次获得陷入困境的社会公众的关注。主因是2011年叙利亚内战引起的难民潮对欧洲的冲击。
中国人用自己发明的“圣母婊”一词，形容欧洲白左出于泛滥的大爱接收中东难民，这是对西方左派的政治文化根本不了解。其实，“大爱”只是一种假象，大量接收难民的真正原因有两个，一是福利机构、难民产业借此大发横财，一是左派根深蒂固的“友穆”情结。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即发布了《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民族人民委员斯大林致俄国与东方全体穆斯林和劳动人民书》，称：“奴役世界人民的强盗统治即将垮台。暴虐和压迫的世界末日已经来临。……我们向你们……发出呼吁。东方的穆斯林、波斯人和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任何一个愤怒的火花都将燃成革命的燎原之火，就连……印度穆斯林也揭竿而起反对奴役者，现在不能再沉默了。……俄国的穆斯林们！东方的穆斯林们！在这条世界新生的道路上，我们期待你们的同情与支持。”
须知，一战时因为土耳其投靠了德国和奥匈阵营，1915年3月英法俄三国遂达成《君士坦丁堡秘密协定》，明确规定战后君士坦丁堡、黑海海峡划归俄国。但列宁、斯大林却在《告全体穆斯林书》中宣布“废除由被推翻的沙皇所签订的，由克伦斯基政府批准的侵夺君士坦丁堡的密约……君士坦丁堡应为穆斯林所有。” 为了拉拢“俄国与东方全体穆斯林”一起打倒“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苏联放弃了君士坦丁堡的主权，期待着中东、土耳其、印度穆斯林的“同情与支持”。经过几十年锲而不舍的宣传，“友穆”已经从政策和战略变成一种刻骨铭心的情结了。这就是左派欢迎穆斯林、顺从穆斯林，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结盟的思想根源。
2008年民主党奥巴马上台，立即从伊拉克撤军，直接造成伊斯兰国壮大。2015年巅峰时期，ISIS占领土地达9万平方公里，超过了世界上37%国家。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期间一次演讲中，直斥奥巴马政府全是一帮奸佞之徒，希拉里伙同奥巴马一起创造了IS。特朗普说：“伊斯兰国尊崇奥巴马……
他是伊斯兰国的创始人。他创办伊斯兰国。我会说，共同创始人还有骗子希拉里”。
特朗普：奥巴马和希拉里是ISIS的创建者
奥巴马-希拉里政府利用间谍、舆论、资金推动“阿拉伯之春”运动，推翻了中东几乎所有世俗政权，直接助长伊斯兰国的壮大，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维基解密的主脑阿桑奇还曾经指责希拉里输送大量军火给伊斯兰国。奥巴马政府游说阿拉伯国家支持叙利亚叛军，企图颠覆巴沙尔的世俗政权，造成了旷日持久、苦难深重的叙利亚内战。伊斯兰国是美军撤离伊拉克和叙利亚内战的最大受益者，它以此两国为根据地，其全称就是“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全力参与的叙利亚内战，正是大量难民涌入欧洲的原因。
伊斯兰“难民”引发的问题越多、冲突越严重、恐袭越频繁，欧洲右翼政党就越受欢迎。没被白左彻底洗脑的欧洲白人都懂得一个道理：只要继续无限制地接收中东“难民”，国家的未来迟早属于这些穆斯林。如果不愿意接受这种未来，就必须把拒绝接收难民的“极右翼”选上台。
海尔特·维尔德斯和玛丽娜·勒庞（老勒庞的女儿）是欧洲右翼的两盏明灯。维尔德斯素以反伊斯兰教闻名，有“荷兰特朗普”之称，他所领导的自由党自2012年起支持率不断攀升，目前是荷兰最受欢迎的政党。
玛丽娜·勒庞率领国民阵线在2014年法国地方选举中取得多个乡镇的控制权。同年进行的欧洲议会选举，国民阵线得票率高居榜首，成为第一大党。反对移民、要求脱欧的英国独立党在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取得11个议席，
2015年英国大选中，英国独立党总票数仅次于保守党和工党，得票率从3.1%增长至12.6%，是英国第三大党。正是由于独立党及其党魁法拉奇不懈推动“脱欧”议程，再加上不少保守党议员退党投奔，民众关注度与日俱增，最终使公投脱欧成为事实。
在北欧的丹麦、瑞典，在东欧，右翼政府已连成一片。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及其领导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本来只算是中间偏右路线，但在2015年一年内35万非法移民的冲击下，欧尔班迅速变身欧盟口中的“极右”，筑起两堵墙拦截难民。波兰政府更与美国结成了盟友。瑞典左翼首相勒文向来以欢迎难民著称，今年9月9日他所属的左派社民党得票未过半，9月25日，温和右翼旋即与“极右”的民主党联手投票将其罢免。
国内媒体在评论当今世界政治态势时，常常使用一些欧美左媒生造出来的概念，如“民族主义对决全球主义”、“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之战”等等。然而，这些臆造的名词通常是为了混淆视线，向公众模糊问题的本质。正如长期以来，左媒用“全球化进程”来置换“共产主义”一词。
西方20世纪的左翼-马克思主义-全球主义思潮，主要通过费边社和法兰克福学派推动。费边社由萧伯纳、韦伯夫妇成立于1883年，其宗旨是抛弃暴力革命，“和平长入”资本主义宪政制度，通过议会选举夺取权力，渐进地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其实这是恩格斯和考茨基以及第二国际的主张。费边社于1900年变身为英国工党，靠煽动低收入阶层、组织罢工、许诺提高工资和高福利等手段变成第一大党，多次执政。共产国际的执行主席季诺维也夫曾致信要求英国共产党尽一切努力帮助工党赢得大选。费边社首脑萧伯纳则公开表示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好感，称斯大林是一流的费边社主义者。工党上台后，与苏联关系紧密，撤销了对苏联的经济制裁和军备禁运，帮助布尔什维克坐稳了红色江山。
费边社很早就进入美国，其信徒们于20世纪60年代成立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联盟”（简称SDS），后者又演变出“地下气象人”，这是一个毛派武装恐怖组织，在美国各地放置炸弹，包括纽约警察总局、国会、五角大楼等。他们公开宣布要“颠覆美国政府”，在美国本土发动游击战争。
“地下气象员”的大头目、SDS的领导人之一比尔·艾尔斯混进大学当教授，并担任芝加哥市长顾问，专事“教育改革”，将激进主义灌输给学生。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艾尔斯说道：“我从不后悔放炸弹，我觉得我们炸得不够。”而艾尔斯的老婆多恩是“气象员”的另一个头目，曾被判处缓刑。这对夫妇是侯赛因·奥巴马的邻居、忘年交和导师，一手将未来总统培育成社运组织者，还让他当上了一个激进教育项目的董事长。从此，侯赛因·奥巴马踏上政坛青云路，十年之后就夺取了美国总统宝座。
奥巴马的另一个师傅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最早既不在美国，也不在德国法兰克福，而是在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
1922年底，列宁要求该所组织了一次会议，专门研究为什么在西方共产革命屡次失败。与会者有卡尔·拉狄克（列宁的代表、共产国际领导人）、捷尔任斯基（“契卡”的创始人）、威利·闵岑贝格（青年共产国际联盟主席）和乔治·卢卡奇（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化部长）。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没有发挥作用的原因是西方价值观根深蒂固，强调个人对集体和基督教的重视——美国无产阶级永远不会向他们的中产阶级邻居宣战，只要他们还拥有共同的基督教价值观。所以只有摧毁这套价值观才能在西方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闵岑贝格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必须组织知识分子，让他们把西方文明变得腐臭。在他们败坏了一切价值、使生活变得不可能之后，我们才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乔治·卢卡奇的方案是，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将“性本能”释放出来，破坏西方的保守主义社会。
闵岑贝格和卢卡奇在法兰克福成立“社会研究所”，培育了大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这就是所谓“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里耳熟能详的许多人，如霍克海默、
阿多诺、马尔库塞、本杰明、弗罗姆
、哈伯马斯……统统都是闵岑贝格、卢卡奇和葛兰西的徒子徒孙。霍克海默主张“批判理论”，欧美的一切都要被批倒批臭。弗罗姆、威廉·赖希和马尔库塞将马克思主义与佛洛依德结合，将一切事物泛性化，发明了“要做爱、不要战争”的口号。马尔库塞号召地痞流氓、瘾君子闹革命。阿多诺写了本书叫《权威主义人格》，将所有支持传统价值观的人称之为“法西斯”。
20世纪30年代后期，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等人移居好莱坞，进攻文艺界。他们的队伍里加入了奥尔德斯·赫胥黎、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斯特拉文斯基和亚历山大·科达等人，利用新兴“大众文化产业”作为文化颠覆的载体，推进“文化悲观主义”。科达（Sir
Alexander
Korda）曾是卢卡奇的下属，而赫胥黎和伊舍伍德是英国费边社心理战项目的老手。法兰克福学派和费边社这两条共产主义战线，在美国战场上终于结合起来了。
法兰克福学派对欧美左翼最大的贡献是从理论上开启了“反文化”运动，用激进女权主义、LGBT、毒品、暴力犯罪、性革命、迷幻摇滚等形式将文化马克思变成叛逆思潮，让年轻人气势磅礴地站起来反对父辈的价值观，包括反冷战、反越战、反基督教、反种族隔离……
侯赛因·奥巴马非常年轻时就被物色中了，有意识地培养他成为左翼重要人物。在夏威夷，他由共产党人法兰克·马歇尔·戴维斯调教。到了芝加哥，刚完成哥伦比亚学院的学业，他就在索尔·阿林斯基直接教导下从事社会运动的组织工作。随后，他又在前恐怖分子比尔·艾尔斯栽培下踏入政坛，平步青云。显然，这种奇怪的器重与侯赛因·奥巴马的黑人兼穆斯林身份有关（尽管奥巴马自称基督徒），因为根据“左派自反原理”，白左恨不得自己的种族立即灭绝，而将黑、穆视同未来的神灵。汤姆·海登本人就在自己儿子婚礼上公开透露这个情结。他说：“我长期以来致力的目标，就是非暴力地消灭白种人。”（“another
step in a long-term goal of mine: the peaceful, nonviolent
disappearance of the white race.”）
2008年3月，美国大选鏖战前夕，汤姆·海登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进步主义为了奥巴马》，声称“未来已经到来”，“所有美国进步人士都应该为奥巴马团结起来”，“进步人士应该发挥作用，确保奥巴马成为我们下任总统。”他说只有奥巴马当选，美国才能从伊拉克撤军，才能实现医保，才能解决全球变暖，才能继续激发全球化的愿景。
而戴维·阿林斯基（索尔·阿林斯基的儿子）则致信波士顿环球报，将奥巴马竞选成功归因于对他父亲的学习：“奥巴马很好地吸取了教训。我很自豪地看到，我父亲的组织模式正在成功地应用于当地社区组织，以影响2008年的民主党运动。在我们接近他的100岁生日时，这是对索尔·阿林斯基的一个很好的敬意。”
希拉里•克林顿被称为“阿林斯基的女儿”，同时也是海登的好学生。她21岁就读于韦尔斯利学院时，写了一篇长达92页的论文，题目是“只有战斗”，副题是“对阿林斯基模型的分析”。她不但将阿林斯基与苏联间谍马丁·路德·金并列为她心目中的英雄，还完善了阿林斯基的理论：敌人的系统不但可以通过外部的激烈行动击败，还可以从内部攻破。所以，她与奥巴马都选择了潜伏在敌人体制内，伺机完成致命一击。
左派的火炬从马克思、恩格斯传给列宁，又通过列宁挚友闵岑贝格之手传给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再传给索尔·阿林斯基、汤姆·海登和比尔·艾尔斯，由他们传给希拉里·克林顿和侯赛因·奥巴马，终于从巴黎公社、克里姆林宫传进了白宫。在奥巴马任内，白宫的左翼旗帜上的红色从未如此纯正过。对于左翼的终极目标，克林顿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奥巴马将事业推向高峰，就差个希拉里收官就功德圆满了。可惜，就差了这最后一步。
奥巴马任期内的过于激进反而把事情搞砸了。松散的右翼不能容忍与奥巴马一样左的希拉里。2016年大选重演了1980年的盛况。茶党以及因为茶党运动而诞生的另类右翼，在线上和线下合力推举特朗普。福音派领袖再次呼吁支持特朗普，正如当年他们呼吁支持里根一样。里根的功臣杰瑞·法威尔虽然去世了，但当年的伙伴、86岁高龄的帕特·罗伯逊还健在，小法威尔和葛福林等众多新一代布道家也对特朗普助力甚巨。再加上奥巴马为害甚烈，铁锈带以及全美国的工人和中产阶级已被弄得穷困潦倒，（奥巴马吹嘘自己创造了几十万岗位，其实那都是小时工、零工，反过来证实美国就业情况糟得不能再糟），希拉里居然还在竞选时承诺给非法移民医保，受尽盘剥的美国人民忍无可忍，终于将特朗普选上台。
特朗普就任一年多来，政绩斐然。他上台后，道琼斯指数就急升，股票市场迄今一直处于历史高位，美国增加了10万亿美元财富，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跌至50年来最低点，新增了40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50万属于制造业。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大幅减税1.5万亿美元，系30年来最大规模。2017年美国GDP增速为2.27%，从奥巴马任期最后一年的1.49%大幅回升，2018年第一季度是2.2略有回软，但第二季度高达4.2%，超出标普的预期。从国内经济来看，特朗普甚至远远超过伟大总统里根的同期政绩——即位一年多后，里根政府还在经济不景的泥沼里挣扎。
在国际上，特朗普总统消灭了ISIS这个人类公敌，稳定了中东政局，刹住了无休止冲击欧洲的穆斯林难民潮。2017年下半年，特朗普委任多名鹰派内阁成员，部署贸易战。2018年7月6日，特朗普政府正式对中国实施关税制裁，并迅速加码到2500亿美元，规模之大史无前例，震惊世界。特朗普的贸易战思路，源于当年里根政府对苏联的经济制裁、经济战和冷战。新冷战的帷幕正在徐徐拉开。
特朗普的当选仿佛拦腰一刀，斩断了左派的高歌猛进，将他们唾手可得的胜利就在眼皮底下截了胡。左派对特朗普当选既不愿意相信、也不愿意接受，在发动了为期数月之久的暴力抗议之后，他们转而利用媒体和体制破坏特朗普的任期。“通俄门”调查、法官多次阻挠“禁穆令”、炮制各种“丑闻”迫使特朗普内阁成员辞职……直到最近，特朗普提名卡瓦诺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由于此职位极其重要，左派不惜指使几个女人炮制出“高中时期的性侵”故事，企图阻止国会的确认程序。就在不久前，我们见证了民主党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马戏团表演”，以及卡瓦诺本人慷慨激昂的陈述。
通过全盘观察，左右两派的斗争线路图已经十分明晰。左派要开放边界，用非法移民和难民稀释固有的白人选民，用高福利收买铁票，用国际产业转移不断破坏美国经济，用“政治正确”摧毁基督教价值观，这些都是列宁和卢卡奇时代就大体制定好的方略。穆斯林问题看起来似乎是文化冲突，美中贸易战看起来是重商主义与自由市场之争，实际上这些都并非本质，只是左右派潜流汹涌的斗争中泛起的表面浪花。
民主制度最核心的是人口构成。当白人占绝大多数的时候，不可能选出黑人总统，当穆斯林占欧美人口大多数的时候，选出来的总统必将手按《古兰经》向安拉起誓。在民主党长期开放边界、鼓励非法移民投票的政策之下，美国人口比例转变的临界点即将到来。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要求在边境筑墙的原因。只有特朗普完成他的任期，右翼才有希望维持住目前的人口比例，才有可能保卫美国固有的宗教、文化和价值观。如果中期选举失败，特朗普政府变成“跛脚鸭”，左派国会接着必然发动并通过对特朗普的弹劾，美国的第二次右转浪潮还没来得及结出成果就将被扼杀。
特朗普总统9月6日在蒙大拿州对他的支持者发表演说。在声援共和党国会议员参选人的同时，特朗普号召他的支持者去投票，并称“如果我被弹劾，就是你们的错，因为你们没有出去投票”“你们没有出去投票，是（被弹劾）的唯一原因”。
网络上流传一个说法，特朗普将通过实施戒严令制止左派对国家的破坏，而卡瓦诺大法官的任命是实施戒严的关键。此说至少反映了美国右翼的真实心态——特朗普和全美国的右翼，都不能输掉这次中期选举，否则特朗普被弹劾下台后，民主党重新实施开放移民政策，不出几年，人口结构量变到质变，以后美国就再也不能选出右翼总统了。而左派同样不能接受特朗普圆满完成他的任期，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左派的渐进革命浪潮很可能被永远刹止，永远无法臻至全球主义的终极理想。如果中期选举继续失败，一次里根式的暗杀很可能是左翼挽救自己命运的选项。
如果按照过去50年的惯例，白宫执政党超过90%会在中期选举中输掉众议院控制权，连里根都不例外，1982年里根的共和党就在众议院输了26个席位。而且，这次共和党中有46位众议员和两位参议员宣布提前退休，这些选区是中期选举的主战场，民主党咬牙切齿要拿下其中35个席位。所以目前左派一直对中期选举掀起“蓝色浪潮”（blue
Wave，蓝色代表民主党）信心满满。而中国不愿意就贸易战进行实质性谈判，并通过反制美国农产品来打击共和党和特朗普总统的基本盘，实际上就是押宝在民主党会赢得中期选举上。
但美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很可能会扼住“蓝色浪潮”的咽喉。根据预测，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可能高达4.6%。非裔、拉丁裔、亚裔美国人就业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妇女就业率是60年历史最高水平，工薪家庭实际收入增长加速，这一切都有助于瓦解民主党的基本盘，巩固共和党的基本盘。2016年大选一些工会就因为不满奥巴马和希拉里的经济政策而作壁上观。在特朗普政府的铝钢关税出台后，美国钢铁工会表态强烈支持，倒向了共和党一边（2016年他们曾支持希拉里），甚至连铁锈带的民主党人也支持。一些观察家预测，特朗普倒是很有可能借中期选举之机，将摇摆派和不满他政策的共和党议员置换成支持他的新势力。
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打出了“拯救特朗普”旗号，向右翼选民呼吁必须赢得中期选举，以捍卫特朗普总统任期之战。9月，班农历时半年多拍摄的影片《Trump
@
War》首映，该片长达75分钟，其中谈到中国的部分有8分多钟，详述了左翼暴民袭击共和党选民、左媒如何操作假新闻诋毁特朗普，鼓励选民投票保住共和党的众议院席位，巩固特朗普政府。特朗普本人也在演讲中表示：“我们需要共和党人掌握国会。民主党已经被来自左翼的仇视者，愤怒的暴民，影子政府的极端主义者，建制的拥护者，和他们的假新闻的盟友所挟持。”
美国局势在中期选举前后变化莫测，世界局势在贸易战之中风雨飘摇。
特朗普利用贸易战，企图重温里根瓦解苏联的故事；中国同样也在利用贸易战，与美国左派联手打击特朗普的票源。
班农说过：凛冬将至，战争必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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